《梦华录》有一集讲到，半遮面茶坊的小姑娘说她要努力工作、多赚点嫁妆，“要想过得好，嫁妆就得多”。嫁妆多是不是就可以过得好，这因人而异，但宋人嫁女儿确实非常看重嫁妆，这嫁妆，宋人习惯称为“奁产”。

宋代厚嫁之风极盛，陪嫁的奁产不仅有“首饰、金银、珠翠、宝器”等财物，还包括“随嫁田土、屋业、田园”等不动产。宋理宗朝时，一位郑姓大户送给女儿的奁产是“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又有一个叫做虞艾的县丞之子，“娶陈氏，得妻家标拨田一百二十种，与之随嫁”。即便是贫穷之家，也要铢累寸积，为女儿留点嫁资，恰如一首宋诗所形容：“十年辛苦寸粒积，倒箧倾囊资女适。”

宋代女性的奁产，实际上就是她从父母那里继承到的财产，是女性财产继承权的体现，只不过嫁妆的形式出现罢了。

按宋人婚俗，男女在议定婚姻之时，男方要给女方送“定帖”，帖中写明“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如果是入赘，则列明所带入女家的财产名单，“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主也要给男方回“定帖”，除了说明“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还要“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奁产。

这个“定帖”具有“婚前财产证明”的效力，可以用来证明哪些财产是新娘子带来的奁产。区分是否为奁产，从法律上来讲，很重要。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意思是说，兄弟分家，妻子带来的奁产属于小两口的私产，并不是大家庭的公产，不需要拿出来分割。我们来看南宋的一起民事诉讼案：

有一户人家，户主叫做陈圭，起诉儿子陈仲龙与儿媳蔡氏将陈家田产盗卖给了蔡仁。经法官查证，事实是陈仲龙用妻子蔡氏的奁产购置了田产，然后典给蔡仁耕种。法官认为，“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今陈仲龙自典其妻装奁田，乃是正行交关”，不存在盗卖的行为。不过，法官又查实，蔡仁乃蔡氏之弟，瓜田李下，形迹可疑，如今陈圭既然有词，蔡仁于理不宜久占奁田，且蔡仁在法庭上也表示愿意将田业退还给姐姐。

因此，法官作出裁决：蔡仁退典，“若是陈圭愿备钱还蔡氏，而业当归众，在将来兄弟分析数内；如陈圭不出赎钱，则业归蔡氏，自依随嫁田法矣”。亦即裁定争议田产的所有权归蔡氏，陈圭若想取得产权，必须备赎钱给儿媳蔡氏。

由于法律将奁产列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有一些存了私心的人，便利用这一立法，“作妻名置产”，将家庭的一部分公共财产登记成妻子的奁产，这样，将来兄弟分家的时候，便能多占财产。按宋人袁采的说法，这种情况“多矣”。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宋朝女性的奁产在取得之后，便不容亲族兄弟侵占；成婚之后，即便是奁产的赋予人——娘家父母也无权追回；夫家的其他成员（包括丈夫的父亲）也不可染指。

那么丈夫本人呢？依宋朝法律，“诸妇人随嫁资及承户绝财产，并同夫为主”；“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看起来似乎妻子的奁产归丈夫所有，或者说，是丈夫占主导权的夫妻共同财产。事实是不是这样呢？通过考察宋代的事例，我们相信，“同夫为主”、“以夫为户”的规定，乃是因为按当时的户口—赋税制度，一户只能立一个户主，户主只能登记为丈夫之名（孀妇方可立为女户），并不意味着丈夫取得了对妻子奁产的支配权。

我们来看一个事例：南宋末婺州的楼约与妻子王氏，生育有女儿楼妙清。“王氏爱妙清甚，乃于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间，别置薪山若干亩，蔬畦若干亩，腴田若干亩，召妙清夫妇，谓曰：‘此皆吾捐嫁赀所营，毫发不以烦楼氏，今悉畀尔主之，尔其慎哉。’”其后楼妙清年老，又将继承自母亲的产业全部送给外孙王野仙：“吾二人（指楼妙清与丈夫）耄矣，不幸无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侄之女，此而非亲，将谁亲乎？吾母氏所畀之业，宜具授之。”在这个例子，不管是王氏，还是楼妙清，她们对自己的奁产，都具有完全的支配权，丈夫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

另一个案例则显示妻子对奁产的支配权乃受法律保护：南宋有一个叫江滨臾的读书人，为休掉妻子虞氏，先是诬告妻子与人通奸，又检控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奁器皿”，是盗窃江家财物。换言之，“虞氏盗与奸俱有”，按古礼，“淫佚”与“盗窃”都是“七出”的要件。但法官审理发现，虞氏所搬走的均是她的奁产，不构成盗窃。最后法官作出裁决：“江滨臾撰造事端，以鸟兽之行诬其妻，虞氏亦人尔，尚何面目复归其家？虞士海（虞氏之父兄，替虞氏到庭应诉）既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虞士海先放，江滨臾勘杖八十。”法官惩罚了诬告的江滨臾，并承认其妻拥有对奁产的支配权。

女性对奁产的支配权还体现为：如果改嫁，她可以将带来的奁产随身带走。改嫁分两种情况，一是离婚改嫁，一是夫亡改嫁。

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南宋有一名姓周的民妇，初嫁曾氏，并生子曾岩叟；再嫁赵副将；于开禧二年（1206）三嫁京宣义，但成婚未及一年，周氏就因为京宣义宠溺嬖妾，离开京家，投奔儿子曾岩叟。四年后，周氏去世，留下一笔奁产。京宣义贪图这笔奁产，便诉官要求周氏归葬。但这一诉求被法官驳回：“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京宣义弃妻于曾家数年，婚姻已宣告失效，自是没有权利“取妻归葬”，更没有权利继承周氏的遗产。周氏之丧“听从曾岩叟安葬”，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你看，周氏数次离婚、改嫁，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奁产。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大约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一名叫做吴汝求的年轻人，跑到法院控告继母王氏侵吞了他父亲的财产。原来，这吴汝求的父亲叫吴和中，是一位贡士，家道也算殷实，只是结发妻子早逝，留下一子，即吴汝求。在儿子七岁时，吴和中娶了王氏为继室。老夫少妻，吴和中自然对王氏很是疼惜，并依着她的主意，购置了不少田产、房产，都以王氏奁产的名义立契。

嘉定九年（1216）九月，吴和中去世，未久王氏便带着“自随田二十三种、以妆奁置到田四十七种”，改嫁他人。此时吴汝求已长大成人，却是一个“狂荡弗检”之徒，不消几年，便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挥霍殆尽，房产都卖光了，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吴汝求这才想起，继母王氏在父亲生前，多次教唆父亲以她的名义购置物业，父亲一死，她又很快将名下的财产全部带走，这分明是蓄谋已久要侵夺吴家的家产。因此，吴汝求将继母王氏告上了法庭。

受理此案的法官认为，尽管吴汝求自陈“王氏所置四十七种之田，系其故夫己财置到”，但打官司讲的是证据，“官凭文书，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复何说”？法官只能裁定这些财产归王氏合法拥有。这是对法律与契约的尊重。同时，考虑到吴汝求“一身无归，亦为可念”，“请王氏以前夫为念，将所置到刘县尉屋子业与吴汝求居住，仍仰吴汝求不得典卖，庶几夫妇、子母之间不至断绝，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于地下矣”。法官请求王氏，将吴和中生前给她购置的其中一份物业给予吴汝求居住，但所有权仍归王氏，吴汝求不得典卖物业。如此，王氏的财产权依法得到保护，而子母的情份也得以兼顾。

丈夫去世、妻子携产改嫁的事情，在宋代是很常见的，因为宋人自己说，“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偶而适者，多矣。”前面我们提到宋代有不少人“作妻名置产”，袁采告诫家人：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世上，“有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袁采的忠告，其实正好反映了宋代女性改嫁之时有权带走奁产的普遍性事实。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孀妇带走奁产的权利才会受到限制，那就是在儿女年幼、需要抚养的情况下。孀妇若未生育，那么她带着奁产改嫁，或者带回娘家，都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孀妇守志不改嫁呢？根据法律规定，她将是丈夫全部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法：诸分财产，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财产，妻之财产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