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播的43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幕：北京工读互助社解散之际，易群先向何孟雄表白，令人印象深刻。其实，最终与何孟雄结成伴侣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他们夫妻二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因名字中分别有“英”“雄”二字而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英雄”夫妻……

一对来自湖湘大地的革命情侣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作为“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明星”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就十分欣赏湖南人，尤其是湖南“一班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的奋斗精神。

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在北京党组织中，就有一对共同来自湖湘大地的年轻恋人：北京大学理科的旁听学生何孟雄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的学生缪伯英。他们相识于北京大学举办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上，此后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党的工作。他们双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英雄夫妻实至名归。

何孟雄（右）和缪伯英

何孟雄，字国正，号坦如，1898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酃县中村乡龙塘村。1914年高小毕业到省城长沙读书，先后在岳云中学、商业专科学校、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学生时代他就积极投身反日爱国运动，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相识并结下了友谊。1918年，何孟雄得知北京正在组织勤工俭学，毅然离开家乡，次年来到北京大学旁听。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缓家洞枫湾。家庭世代都是书香门第。她1916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后升入校本部。1919年，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五四前后的北京，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一时“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为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何孟雄喜欢接触新生事物，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的代表人物之一，参加了罢课、讲演、示威等活动。同年冬，他与邓中夏、张昆弟等北大进步学生到唐山、南口、长辛店了解工人生活和工人运动，开始走上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1920年，何孟雄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社。这是一个自愿结合、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的团体。秉承“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缪伯英对工读互助活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到那里去看书、读报、听演讲。经何孟雄介绍，她也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社。何孟雄在第一组，开办了“俭洁食堂”，当了3个月的跑堂工。缪伯英在第三组，都是女生，她们在东华门北河沿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洗衣店。工读互助活动开展以后，遭到了外界的嘲讽，最终因经费不足等种种因素而不得不停办。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的图书室“亢慕义斋”旧照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何孟雄开始摒弃改良的道路，投身于现实斗争。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何孟雄与邓中夏、高君宇等19名同学，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也加入了研究会。他们在一起，潜心研读油印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主义理论。

9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接着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孟雄、缪伯英都是最早入团的成员，参加了10月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入团不久，何孟雄成功地领导了北大印刷厂70余名工人的索薪斗争。年底，何孟雄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了《劳工运动究竟怎么下手》一文，系统地总结了他从事劳工运动以来的经验，探索了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某些规律，反映了他善于因势利导，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

1921年初，何孟雄、缪伯英同时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其中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4月，何孟雄代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行至中苏边界的满洲里，被奉系军阀逮捕，关进了陆军监狱。他经受了十指被钉入竹签的酷刑，但坚不吐实。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在狱中，何孟雄曾豪迈地写下七绝《狱中题壁》，以诗言志：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不负少年头。

这已经不是何孟雄第一次被捕入狱了，在此之前，他已入狱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6月3日，何孟雄因上街宣传反帝爱国而被北洋军警逮捕，关进被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第二次是1920年5月1日，北大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在街头散发《北京劳动宣言》传单时被军警逮捕。在狱中被审讯时，何孟雄义正辞严地声明自己此举纯为救国。当时北京舆论界称赞何孟雄等8位学生是在中国第一次因“五一运动”而入狱的少年，他们的行动起到了唤醒社会的作用。

何孟雄、缪伯英夫妻的藏书《前锋》杂志，现藏于龙华烈士纪念馆。书上的“伯雄藏书”印章，是他们的结婚喜章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两颗年轻的心逐渐走到了一起。1921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喜结连理。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婚房和寓所，也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这里开会活动。陈独秀从上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

“英”“雄”夫妻并肩战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当时，何孟雄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北京地委书记，他参加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并由李大钊指派为赴京绥铁路特派员。他指导工人开展罢工，帮助建立了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和京绥铁路总工会，并促成了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五路联合”，加强了北方铁路工人的团结。

缪伯英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秘书工作，经常去产业工人较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等全力以赴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为揭露军阀政府血腥镇压工人的暴行，她和何孟雄一起参加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的编印工作。

“二七”惨案发生后，何孟雄根据北方局的指示，领导了以发动学生和社会各界援助工人为内容的群众运动。3月22日，在追悼林祥谦、施洋等“二七”烈士大会上，何孟雄发表讲演，严厉揭露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此后，他又参加了强烈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的国民大会和纪念五一节的国民大会，掀起了一次次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浪潮。

中共二大后，为贯彻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何孟雄担任了北京民权大同盟的交际股主任，负责与京内外各团体的联系，为废除反动的治安警察法和为争取在宪法上确定人民的权利做了不少工作。他还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和北京双十节的国民运动，参与了“中俄促进会”的组织工作。

1923年6月，何孟雄赴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极力主张与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党的三大选举何孟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他协助李大钊为发展和建立北方13个省区的国民党组织，推动国民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在他所写的《十二年“民治派”与“反民治派”的斗争之经过及今后国民应有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了国民党的弱点和不足，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投身国民革命。

中共三大会址，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的旧照

因为双双投身革命，何孟雄、缪伯英聚少离多。一次在天津工作时，何孟雄拍下一张照片，回到北京后，在照片背面写下一段题记：“此像摄于天津，正适伯英病。我自己投身劳动运（动）时期，为五路同盟，将他等的台拆散，建树吾们的基本组织。”短短数语，表达了何孟雄对爱人的牵挂，更表达了他强烈的斗争意志和献身工人运动的决心。

缪伯英由于参加社会活动多，在女子高师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1924年6月，就在她临近毕业时，被张国焘出卖，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何孟雄、缪伯英紧急转移。夫妻二人接到通知当天便乘火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老家。

缪伯英因劳累在上海牺牲

湖南第一女师是缪伯英的母校。此次她应校长徐特立的聘请，担任附小的主事。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也请她当了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她曾主持过湖南省人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过“湖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还以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身份，出席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长沙市民三万余人为推翻军阀赵恒惕的统治，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当选为三人常委之一。

1925年9月，缪伯英与儿子何重九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合影

何孟雄也因一面坚持学习，一面从事工人运动，以致到1925年才从北大毕业。后来，他专职做党的工作，担任过中共唐山地委书记。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迅速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奉命南下，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兼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此时，缪伯英也由长沙调来武汉。从此，这对革命夫妻又在一起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三镇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久迁往上海。根据斗争需要，1927年8月初，临时中央政治局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何孟雄先任江苏省农委秘书，一年后，任江苏省委农委书记兼军委秘书，后又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被派往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附近的农村发动农民暴动。

缪伯英到上海后，担任沪东区委妇委书记，她以华夏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由于上海是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之地，斗争环境险恶。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就出门，深夜才归来，还要继续工作。遇到紧急情况，随时都要搬迁，有时来不及只得丢弃家庭只身脱险。为防意外，缪伯英多次嘱咐帮着照顾孩子的族兄：“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革命者随时都做好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

长期过着清贫而又动荡的生活。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缪伯英的身体被逐渐拖垮了。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患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抢救无效，溘然逝世，年仅30岁。临终时她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身后留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还不到1岁。

何孟雄痛失爱妻，化悲痛为力量，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何孟雄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

1930年前后，党内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何孟雄勇于坚持真理，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并为此受到警告处分，同时也被调离省委领导岗位，先任沪西、沪中区委书记，后来竟被极“左”路线执行者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但何孟雄不屈不挠，没有屈服，他曾三次向中央递交了政治意见书，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系统地揭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0年12月，从共产国际奉命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何孟雄问题的决议》，明确肯定了何孟雄的意见。指出：“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的。”何孟雄的顽强斗争对于尽早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何孟雄

然而，立三路线刚被终结，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接踵而至。尚未恢复工作的何孟雄不顾高压，又投身反对王明的斗争。王明否认中央对何孟雄问题作出的结论，把他打成“右派领袖”“取消派的暗探”和“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政治代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何孟雄的情绪始终没有低落，仍然兢兢业业地在基层为党工作。

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照叛徒提供的情报，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接着把他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这是何孟雄第四次被捕入狱了。在狱中，他没有思考个人安危，而是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囚室成为大家讨论问题的场所。残酷的监狱生活把他折磨得病倒了。当难友得知他的身份后，对他肃然起敬，纷纷伸出援手，鼓励、帮助他战胜病痛。

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

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这所人间地狱，何孟雄受尽折磨，但依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对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王明机会主义者却指示龙华监狱的秘密党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参加支部生活。

2月初的一天，军法处处长亲自提审何孟雄。审判中，国民党为了拉拢他，说：“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希望我们联合起来。”何孟雄义正辞严地怒斥道：“我们反对立三路线是为了建立一条正确路线，打倒你们，赶走帝国主义。”对方碰了一鼻子灰，又借他在党内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妄图挑拨他与党的关系。但是，何孟雄在敌人面前坚决维护党的团结，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信念回答：“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固然可恨，但叛徒再多，也不会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

2月7日深夜，何孟雄与林育南、李求实等23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镣铐，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这些在龙华英勇就义的烈士，被合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

龙华二十四烈士墓碑

随着父亲的被捕，何孟雄和缪伯英的两个孩子也被关进龙华监狱，后转到上海孤儿院，1932年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失散，一直下落不明。

党和人民并未忘记何孟雄。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何孟雄等烈士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指出：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他们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前后，何孟雄、缪伯英从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建党以后喜结连理比翼双飞，毕生献身于党的事业，不愧为党的历史上一对名副其实的“英雄”夫妻。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