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103年前,一个华人首富去世,改写“红顶商人”宿命
最爱历史 2020-02-15 19:00

放眼历史,各色各样的富商,包括人中龙凤的首富们,大抵都沿着两条路走到人生的终点:

一条是激流勇退,赚够了钱,要么乘桴浮于海,要么散财保平安;

另一条是一往无前,被越滚越大的欲望裹挟着往前走,直到人财两空梦一场。

马云说过,首富基本没好下场。

如果有,那么,张弼士绝对算一个。

▲张弼士。

1

张弼士出身不好。

他出生在不好的年代(1841年,晚清加速没落,刹也刹不住),不好的地方(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现为梅州市大埔县,落后山区),不好的家庭(父亲是秀才,教书兼行医,不过家境贫寒)。

很多人因此认命,也有人因此拼命,想要改写命运。

据说,张弼士小时候放牛,自己就哼出这样的山歌:

满山竹子背虾虾,莫笑穷人戴笠麻,慢得几年天地转,洋布伞子有得擎。

满山竹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箩端出任你食。

这样的人,自小就有逆天改命的想法,贫穷从未限制他的想象力。

18岁那年,他和村里几个老乡,到汕头坐猪崽船(下南洋打工,俗称“卖猪仔”)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

那个年代,闽粤两省穷人下南洋谋生路,数以万计,少一个张弼士不少,多一个张弼士不多。

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去,这个粤东的穷山村就将走出一个华人首富。

首富大多出身卑微。这一点,是真的。

2

岁月对年龄增长,从来都是公平的,但对财富增长,从来都不公平。

从唱着山歌放着牛的穷小子,到低调的华人首富,张弼士用了30年。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为人勤奋踏实,值得信赖。这样的人,迟早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张弼士在荷属巴达维亚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时为荷兰殖民地)落脚后,在一家纸行打工。

有一次,一个欧洲来的海员找到张弼士,请他验收一箱子东西。张弼士箱子都不打开,就坚决说,我在欧洲没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

海员则执意按照箱子上的姓名和地址,把箱子留下。

一年过去,箱子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从未打它的主意,甚至从未将它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纸行老板看在眼里,先将店里的财务交给张弼士管理,再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了他。

岳父的家产,成了张弼士发家的第一桶金。

3

之后的财富故事,反而没有什么神奇了。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首富们的成功无不来自于:冒险精神+商机把握+跨界多元化经营,以及神秘莫测的政商联动。

当时南洋土地肥沃,适宜垦殖,荷兰殖民当局想做开发,却时常遭到当地人和华人的抵制。

张弼士看准机会,利用其自身优势,雇佣华人开办垦殖公司,先后创办了5家垦殖公司,生意越滚越大。仅日里笠旺垦殖公司,就建有8个橡胶园,直径百余里,拥有数万名雇工。

随后,张弼士的商业版图持续扩张,开办了矿务公司、远洋轮船公司、日里银行,组织过药材批发。

他还涉足房地产,在南洋购置了大量房产。“张字号”企业一时遍布南洋。

到1890年左右,全盛时期的张弼士,全部资产折合白银达8000万两,比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更比此前的江南首富胡雪岩的个人财产多出两三倍。

张弼士成为富甲南洋的巨富,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4

张弼士值得尊敬,并不是因为他有钱。

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求。当年张弼士离开家乡,只是为了追求温饱,慢慢地,发现自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很难得,他并未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是更加明确了,他可以用手中的钱做更多的事。

张弼士的成功,离不开荷兰殖民当局的政策照顾,但他并未因此丧失自主性。

荷兰当局很早就认为张弼士是个人才,想给他封官许爵,张弼士均一一谢绝。

有人问他何故,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1893年,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经过槟榔屿(马来西亚槟城),与张弼士有过一次座谈。

龚照瑗问,西方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能把南洋诸岛的商业搞得如此繁盛?张弼士回答如何如何。

龚照瑗再问,你又有什么本事白手起家做到富可敌国?张弼士回答如何如何。

龚照瑗听了十分佩服,慨叹道:“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现在中国贫弱,盍归救祖国乎?”

张弼士立马接话:“吾怀此志久矣!”

龚照瑗是李鸿章的亲信。这次见面后,他向李鸿章极力推荐张弼士,说张弼士才可大用。

很快,张弼士接替黄遵宪代理新加坡总领事。紧接着,又在国内大量投资设厂,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带头人。

从1894年开始,张弼士在国内投资的项目达十多个,涉及铁路、矿产、农牧、银行、保险等领域,以及大名鼎鼎的张裕酿酒公司。

张裕酿酒公司是李鸿章亲自批准成立的,并给予了15年的专利保护期。

张弼士的侄子张成卿,作为张裕第一任总经理,到天津谒见李鸿章,不必门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谈笑犹如家人。旁观者无不咋舌艳羡。

5

通过李鸿章、盛宣怀等当朝红人的关系网络,张弼士在“红顶商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曾三次获得慈禧、光绪召见,享受免行下跪应答的特权。1903年夏秋之间,获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

这时候,张弼士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

晚清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世时不过是享受二品大员待遇。可见,要论在政商两界的如鱼得水,长期浸淫其中的胡雪岩,功力还不如常年人在国外的张弼士。

不过,张弼士从头到尾清醒得很。

他并未被突如其来的权力与荣耀砸晕。

当慈禧问他为何能在南洋取到巨大成功时,年过六十的张弼士含泪说:为了谋生,都是不得已呀。

此时的张弼士,与他18岁时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始终记着当年的苦难,并未因为眼下的成功而忘了初心。

他也知道,清廷对他赏爵赐官,其实一大半是他用银钱换来的,一小半是他半商半官期间业绩的回馈。

他之所以乐于如此,不过是与清廷各取所需,而已。

晚清以来的帝国财政危机,逼得清廷想出来很多法子应对,比如捐官入仕、招商引资等。张弼士主要得益于清廷捞钱的这些政策,成功进入国内发展实业。

每逢清廷要赈灾或开设新机构,张弼士总是积极掏钱的那个人,一次就捐出20万两,而且还利用自己在南洋的影响力开展募捐,为清廷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清廷召张弼士回国,张弼士视察了灾区,目睹灾民扶老携幼或弃妻遗子四处奔命,深为祖国同胞遭此大难而忧虑,回南洋募银百万两用于赈灾,清廷赏建“急公好施”牌坊,竖在他的故乡大埔。

与其说清廷看中张弼士这个人,不如说看中了他的钱包。

而张弼士得到的回报,是他实践自己理想与情怀的空间。

有了清廷的赏爵赐官,在官本位制的帝国里,他才有机会施展实业兴邦的才能。

他向商部提出,富裕而善于经营的侨商很多,但华侨十有八九祖籍福建和广东,因此,振兴商务非自闽、粤两省入手不可。

他建议由商部选派口碑好、能力强的官员,去主持福建、广东的经济建设,重点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这一项建议,跟我们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经济特区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经济特区政策的先声。由此,可以看出张弼士的高瞻远瞩。

不出意外,张弼士很快被商部任命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粤两省的农工路矿事宜。

而这正是张弼士所期望的,在闽粤“经济特区”内,他大展拳脚,设航运,开铁路,办现代企业,“所费总共数百万,诚有功于国”。

6

一红就死,这几乎是“红顶商人”的必然命运。

胡雪岩盛极而衰,终遭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卷入了湘、淮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但从本质而言,则是因为他的主战场一直在官场,而不是商场——他与政治贴得太近,太紧了。

巨商如猪,养肥了是要宰的。

张弼士比胡雪岩成功,能够免于被宰杀的命运,原因有二:

一、他把海外作为其商业帝国布局的重心;

二、他自始至终对政治保持了相对清醒而游离的状态。

商人离不开政治,但应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张弼士一个侨商,必须借助政府之力,才能在实业救国的路上有所作为。但,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他分得清清楚楚,从不含糊。

他坚持手段为目的服务,有一个高尚的目的打底,所以使用手段也有底线。

许多盛极一时的首富,却在政商的双头诱惑中迷失了方向,最终把手段当成目的,认定手段即是正义。这样,一遭遇政治的风吹草动,往往自身难保。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经营铁路的商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张弼士猛然从清政府宰杀商人的举动中逃离,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最终,不是清政府收拾了张弼士,而是张弼士把那个腐败无能,而又曾经不得不倚赖的清政府,给抛弃了。

7

与张弼士同时代的郑观应最早提出商战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分为“兵战”(军事侵略) 和“商战”(经济侵略),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并认为商战比兵战更重要。

张弼士是商战论的拥趸。这决定了,他的商业版图,不是为了求取个人财富,而是为了实现救国抱负。

他必须背靠一个政权,去实施他的理想。所以他始终要维持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如同脚踩钢丝,十分不易。

民国时期,他出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经济合作与交流上,得到中美双方的赞许。

美国人称他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商战论的发明者郑观应,对张弼士也尊崇备至,誉其为“商务中伟人”,称赞说:“所最难者, 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

晚年的张弼士声名煊赫、实力巨大,却没有狂妄自大、穷奢极欲,而是仍然勤勉,用自己的成就和实力报效国家和社会,实现他的“取之于社会,应用之于社会”的儒商抱负。

在南洋和国内,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教育事业,都可以看到张弼士的身影。

他逝世后,他的亲属遵照他的遗嘱,在岭南大学捐建了“张弼士堂”(现中山大学校园内)。

人们最先是通过慈善,认识了这个低调的华人首富。

1916年,张弼士病逝,享年76岁。

他的灵柩从南洋返回大埔的过程中,所经过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地政府均下半旗致哀。

郑观应说,“生荣死哀,至君极矣!”

第二年5月,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受民国政府总统黎元洪嘱托,赴大埔为张弼士致祭。朱庆澜的挽联写的是:

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

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

是啊,如此首富,问当世更有何人?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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