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或长或短的一生，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生老病死总是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支撑、服务和陪伴，病了需要就医，饿了想念大厨奉上的美食，网购需要快递小哥送货到家，老了免不了护工的照顾……

我们每个人也需“一技之长”，以立“安身之本”；我们身处在各式各样的岗位上，我们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维持生活的运转。

今天，让我们走进“三百六十行”，了解行业的故事，倾听从业者的声音，也以此审视自我，了解大千世界。

在工作的第12个年头，35岁的卫艳茹已经历过1万余场葬礼和告别。每年，约有1.2万位逝者被送往她所在的北京市大兴殡仪馆火化，在此之前，其中约2000～3000个家庭会为逝者举行告别仪式，包括告别为情自戕的女儿、横遭意外的丈夫、死于大火的10岁男孩、得以善终的100岁老人……

告别厅像是人生最后的驿站，逝者在被整理、装扮后推进这里，出席完自己的葬礼再被推向一团约900°C的炉火。形色各异的鲜花、人们拥着始终“沉默”的主角，不同分贝的音乐、人声奏着最后的挽歌——有人嚎啕，有人默默淌泪，有的念起了老伴生前写的情书，有的吵闹着分家产，有人在遗像前烧尽了好几万元的现金，有人把孩子生前最爱的玩具塞进了棺椁，还有人悄悄撸下了棺椁里未婚妻手上的钻戒……

见证了很多温情，也目睹了很多虚伪和丑陋，卫艳茹作为一名殡葬礼仪师，平均每天要主持3场这样或那样的告别仪式。虽然要把控告别仪式全场，对逝者的人生进行总结，招待、引导前来的逝者家属、告别者，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这一群体，有人拒绝和他们握手，甚至不会直接用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东西，也有人“问起我在哪儿上班，我说在殡仪馆，他们就会本能地往后退”。

“人们忌讳死亡，害怕死亡，就进而忌讳和害怕与死亡有关的(人或事)。但谁都躲不过死亡。”这位东北姑娘说自己不怕，自己从小就比较胆大，她现在只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去抚慰每一个生命，逝去的，活着的。

(一)

当然，在最初选择这个职业时，卫艳茹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她是个简单的人，当年填报高考志愿，卫艳茹选择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只是觉得这个行业是个冷门，毕业后比较好找工作。”当时她的爷爷很支持她的这个决定，认为“这是个行善的行业”。

2007年毕业后，卫艳茹便来到了北京市大兴殡仪馆工作，干过遗体整容、遗体火化、司仪、主持、引导员等。她记得自己来的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会哭，看到遗体会哭，看到逝者家属哭自己也会哭；每天会做梦，会梦到死人、遗体。

当时同班的50人，约有一半一毕业就转行了，后又有因殡葬工作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不高等因素陆陆续续离职的，但卫艳茹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2年。

不少家庭讲究要在中午前，甚至天亮前将遗体进行火化，卫艳茹的工作时间也因此被前置了三四个“时区”。她已习惯每天早上5:00起床，不出意外的话6:10到岗，6:30正式开始她一天的工作——接待家属，核对逝者基本信息，安排家属站位，将悼词组织成文，然后开始主持告别仪式。

眼下这个季节，卫艳茹的工作还相对轻松，但一般每天也需要主持两场。到了冬季，尤其是1月，被送来的逝者多了，相应的告别仪式也多了起来，她曾一口气主持过9场告别仪式。

有的告别仪式上只有零零落落几位亲人，有的会有四五百人来参加，悼词有长有短，环节有多有少，也因此，短的告别仪式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长的也能持续1个多小时。不过短也好，长也罢，卫艳茹都不敢掉以轻心。

“有的逝者身份证上的年龄和实际年龄不符，有的名字的念法需要和家属确认，比如名字里有个‘俊’，你不能说别人叫了一辈子的‘zun’(四声)，你在告别仪式上念‘jun’(四声)。”卫艳茹一直觉得，一个人的葬礼只有一次，需要严谨认真地对待，要反复和逝者家属进行沟通，“哪怕说错一个字，都会觉得对不起逝者和家属。”有时连续几场下来，腰快鞠断了，腿都站麻了，整个人都虚脱了。

尽管如此，误会还是难免发生。有人会误以为卫艳茹念错了年龄，恶狠狠地质问她，“眼睛像要喷出火来”，也有人因不满自己鞠躬告别的顺序当场发难，有时也会遇到情绪失控的家属，“一到这儿就骂我们挣死人钱”。

刚工作时，遇到委屈，卫艳茹还会偷偷抹眼泪，现在她已将这些委屈事看淡，“也可以理解，或许这只是我们平平常常工作的一天，但可能是家属这辈子最难过、最煎熬的一天。”

(二)

在这样的一天，卫艳茹只想尽力让逝者走得体面，让生者在送最后一程时不留遗憾。

40岁的儿子走了，头发花白的老母亲说，自己的儿子生前喜欢花。卫艳茹就开始帮忙策划，用鲜花拼出了逝者的名字，而不像往常那样用电子横幅显示，遗像也是用一张精神的彩照代替了黑白像。告别仪式结束后，这位老母亲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向卫艳茹鞠了个躬，这让卫艳茹感动至今。

20岁的女儿自杀了，为了不让逝者的父母在最后一程觉得女儿走得过于痛苦。卫艳茹特意选取了他们女儿笑得灿烂的照片做成了PPT，配着姑娘生前最爱的歌《霞光》，在告别仪式上播放。“让家属记住女儿曾带给他们的欢乐，坚强活下去”。

60多岁的姐姐去世了，当时还在遗体美容岗上的卫艳茹给逝者清洗得干干净净，修剪指甲，还化上好看的淡妆。逝者的妹妹进去一看，居然乐了，“我姐姐活着的时候都没这么漂亮过！”

卫艳茹还记得自己服务的第一位逝者，是一位铁路事故的遇难者。在进遗体整容室前，虽说已做了心理准备，但卫艳茹还是被深深触动了一下，逝者的肢体已经不忍直视，“好好的生命转眼就成了这样”，卫艳茹想，“我要好好为他整容”。

擦净血污，清洗内脏、躯体，再把内脏、伤口进行缝合……当时的卫艳茹不知道害怕，即便遗体的特殊气味难闻，即便要把不断渗出的血污擦了一遍遍，“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好好把他送走”。他们还一起在遗体周边布置了鲜花，来遮挡脸上伤口。“这样家属看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完整、体面的人躺在花丛中，他们心里或许会少些难过”。

“中国有句话叫事死如事生，你不能说因为他已经冷冰冰了，感觉不到疼了，你就可以简单粗暴地对待他。他也曾是个活生生的生命。”在卫艳茹看来，服务逝者，同样也是服务生者，让走的人好好走，让活着的好好活。

为更好做到这些服务，卫艳茹考取了“殡仪服务员”三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又攻读下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历，后又取得民政职业技能鉴定“殡仪服务员”考评员资格、“殡仪服务员”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在第六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第二届殡仪服务员职业技能竞赛荣获二等奖后，又在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殡仪服务员职业竞赛上获得第二名。

(三)

尽管已是位十分专业的殡葬师，但卫艳茹有时依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2017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突发一起火灾，一位10岁左右的小男孩因窒息而亡。男孩身上并没伤痕，他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像是睡着了一样，“乖巧的让人忍不住再去摸摸他的脸蛋”。

“但一想到这么小、这么可爱的小生命就到此为止了，我就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卫艳茹也是当母亲的人，女儿今年8岁，她完全可以体会到小男孩父母、亲人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那一场告别仪式上，她特意放低、放缓了自己主持时的声调，一边流着泪，一边念完了悼词。

那天下班回到家，不等女儿跑来要“抱抱”，卫艳茹就一把走过去紧紧抱住了她，许久没撒手。

告别厅就像是个微型社会，在这里，卫艳茹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和分别、温情与虚伪，见过生前的财富、权势在炉火中化成一缕烟，人成了一抔灰，她慢慢会觉得，死亡是件很正常的事，所以她从不避讳谈论死亡。女儿问她，“什么是死了？”卫艳茹会以花为例告诉她，“花谢了脑袋耷拉了它就死了。”“那死了怎么办？”“我们可以把它埋起来，明年这里可能还会长出一朵花。”

后来，卫艳茹领着女儿去看《寻梦环游记》，女儿看哭了。回到家女儿问她的姥姥，“姥姥，你的妈妈死了吗？”“我的妈妈死了”“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记得他们了，忘记了他才是真正的死亡。”说出这话时，卫艳茹的女儿6岁。

“是人都会死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好好活着，不管有钱没钱，活着就是一种幸福。”现在的卫艳茹豁达、开朗，她说自己不会计较很多，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发脾气，尽量让自己开开心心过每一天，但这不等于混日子，“混日子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还活着，但其实对这样的人来说，活10天、10年和活到七老八十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每天都是重复昨天。”

闲下来时，卫艳茹喜欢看书、练书法，喜欢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她很享受这种简单的幸福。一旦工作起来，卫艳茹依然很拼，“把能考到的证书都考到手，能多学点就尽量多学点”。

对于她来说，“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她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服务，让社会少一个对殡葬服务人员歧视的眼神，“殡葬职工延伸的是希望，我们不需要被赞颂，只要把我们当成一个普通的行业、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来对待就好。”

文/孙庆玲 叶芃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