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作品分享会

时间：8月24日

地点：深圳南山书城

主持：作家、书评人 魏小河

嘉宾：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作家 黄灯

媒体人、作家 张小满

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网络爆火，引发全国范围内乡村问题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系统爬梳整理近20年来她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从丈夫家的哥嫂、姑姐、婆婆，到自己家的父亲、叔伯、子侄，再到外公家的舅舅、表妹、表哥，她在多重身份中转换，密切追踪50位身边亲人多年来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

前不久，《大地上的亲人》作者黄灯在深圳南山书城，与媒体人、《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张小满，以及青年作家、书评人魏小河，围绕《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和内容，从各自鲜活的生活经验出发，聊到如何通过文字和行动重建与身边亲人的联系，如何看待当下乡村社会的变迁、对“打工人”的理解，以及非虚构写作等话题。

魏小河

从用文字重建到用行动 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魏小河：先请黄灯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黄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我们整个家族唯一的博士，我一直把我的读书上学的过程视为对我亲人的逃离。这并不是指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逃离，而是我越读越远、越读越远，我客观上跟亲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年，我有好多亲人也在广州打工，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是很奇怪的，一方面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城市，而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在读书，他们在打工，我们之间又没有共同语言，这个关系是不对劲的。

黄灯

2002年中秋节，我还在读博士，我的一个堂弟来看我。他比我小10岁，拎着一盒月饼和一箱牛奶来看我，对我说“你一个人在广州过节好可怜”。他当年才十几岁，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他觉得我很可怜。这是弟弟送给我的礼物，我当时心里好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没钱。我就问他说，身上还有多少钱？他说他很有钱的，还有50块钱。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好羞愧，因为在此以前我觉得应该离他们越来越远，对那个群体我天然很抵触，有点警惕之心。但是我堂弟在出生七个月就没有了妈妈，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写这本书最发自内心的一个动力，就来自这件事情促使我的反思。这件事情以后，在整个读博士期间，我跟我那些在广州打工的亲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他们每次过节都叫我去，我就会跑到广州的塘下村去跟他们吃饭、聊天、打牌。所以我前言为什么说“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就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和我背后那些没有读书的亲人，我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关系。

我在写《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是企图通过文字来建立关系，但是我在再版的时候加了一个序言，叫做“用行动重建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家已经在老家建了房子，我经常回老家，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和我外婆的村庄逛，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化，几十年过去了，就像一场梦一样。对我来说，自己生命境遇的改变和亲人生命境遇的改变给我一个特别好的窗口，来审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甚至是审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写这本书源于一个很核心的动力，就是我企图审视我和我背后亲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读小满的书《我的母亲做保洁》的时候，我的共鸣感也很强。

用书写重逢亲人，更多的是记忆层面的

魏小河：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写的是自己的母亲，你怎么去看这句话，“用书写来重逢亲人”？

张小满：我大概只能认同一半。因为我觉得用文字重逢亲人，是写作带来的一个结果。我尽量不去凝视他们，而是要平视他们，看待他们的经历，但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呢。

对我个人而言，一个写作者能做的事是非常少的，那种重逢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上的东西，或者是我在跟人沟通交流过程中的东西。我的这本书能够重逢到的亲人是哪些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代。我的大姨小姨，她们那些读了大学的儿子女儿们，也就是我的表兄弟姐妹们，他们会看这个，会给我发来反馈，会跟我说“姐姐，原来我妈妈是这样的”。包括我写了我姑姑，我表弟就会看，他会说他的妈妈原来经历了这些。

张小满

在写这个书之前，我当了很多年的记者，我们做记者有职业上的要求。隐私这一话题，在当下社会中有点过度泛滥了，比如说有一些内容是为公共议题服务的，或者是为一个主题服务的。对于我来说，我写《我的母亲做保洁》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意识，我不是写我母亲的事情，也不是写亲人的事情，它本质上是一套城市叙事。一个农民母亲来到一个超级城市，怎么与这个城市嵌合，她的思想观念以及她所有行动怎么与巨大的城市产生反差，在这个反差当中去体现一座城市的清洁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干净的城市背后有哪些劳动力在维持它运转。所以我的这本书本身不是一个群像故事，而是一个城市叙事的故事。

非虚构的出版伦理，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它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我认为隐私其实是写作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写任何东西首先要为自己的主题服务，为自己的表达服务，要尽量去准确，去克制，因为有很多隐私是完全没有必要写的。比如说如果我把别人的微信号写出来，那么这个细节是完全没必要的。所以，我觉得隐私的话题本质上是一个人写作技术的问题。

回望村庄的变迁找寻自己的故乡

魏小河：《大地上的亲人》写了三个村庄的变化，在几十年时间中，随着时代的潮流起起伏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里面写到的很多亲人早早就出去打工，他们的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村庄变得更加空心，可能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请分享一下回家时的体会和观察。

黄灯：我讲一下我的观察。因为我回老家是非常勤，一年回去好多次。先讲一下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是观察农村最好的一个时机。农村在过年时都很热闹，比广州、深圳那些很热闹的街上都要热闹。过年那几天，我们湖南汨罗花桥镇水泄不通，是堵车的。但等到过完年以后，尤其正月十五以后，整个村子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这是人流的变化。

第二，农村现在房子越建越好，确实也很大，但是人很少。好多房子特别好，很漂亮，但锁着门。这个房子如果放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变成一个器物了，也没啥用了，但有可能这个房子就是一辈子打工人的心血。很多人离开农村去打工，但心里面还是想着要回到老家有个窝，但那个房子建好以后，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回到农村，因为他们还得在外工作。

第三，这几年，尤其是我写完《大地上的亲人》以后，农村的路变得越来越好了，新农村建设这一块功效是非常大的。因为路修好了，现在私家车也越来越多。我儿子很喜欢汽车，每次回家他就带我去观察镇上那些汽车，他说，我终于知道我们中国那些合资车的销路在哪里了。所以现在要真的再去写一本书，重新去观察我书里面写到的三个村庄，应该变化是特别大的。

魏小河：最后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谈到了故乡，那么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一定要有一个故乡感，才会让一个人活得更加有充实感或有意义吗？

黄灯：我觉得故乡感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不要盲目去有乡愁。故乡就是来处，就是根，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来处，或者说他是有来处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会更笃定一些。一个人的存在感与他的来源是有关系的。

一个人如果有故乡又认同自己的故乡，而且他还有故乡可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故乡还有亲人，跟自己有关的亲人，年龄越大他就越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可能你们年轻觉得还无所谓，巴不得越跑越远。

张小满：我基本上认同黄灯老师说的。大家要经常去寻找故乡，或者是去追问自己的故乡在哪里，但是要尽量少陷在乡愁这样的情绪里面。乡愁其实有一点诗意，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东西有乡愁，但是故乡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认同，是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确认我们的故乡在哪里，其实是确认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或者身份的一种重要起点。

比如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总觉得我们那个地方很贫苦，我要逃离那里。为什么后来在我更年长一些之后，我会回过头来去直面它，去写它，而没有去逃避它呢？这个过程是一个人真正能够成长或者变得成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对故乡的一种回望、一种认同。哪怕是不认同，但整个过程对一个人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