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岭南后，亲人们都在数千公里之外，真的就是我俩在相依为命。高老师所有的晚课，我都会接她下班。晚课通常都结束很晚，校园里路灯昏暗，还要经过坟地。我从小就害怕坟地，坟地里蝈蝈最多，每次小伙伴们都收获满满，只有我因为躲到远处而两手空空。我自己害怕，以为高老师也害怕，事实上她根本就不害怕。她比我更理解和接受这里的丧葬文化。我们去过的一些村庄，住户的邻居就是祖茔，住户和祖茔竟是杂居格局。

高老师不害怕，我依然照接不误，习惯了。这一举动很快被发觉，有位院领导还曾专门提起：“你总接高老师下班哈？感情真好。”我说：“感情倒也一般，不过她胳膊伤过，我得帮她拎包。”我帮她拎包的历史可是太长了，与她胳膊伤否无关。记得当年，非常年轻的高老师某次出差，没带什么行李，只有一个小挎包，车站不远，步行十几分钟，我说我送你去。当时正好在我家的岳母问：“这咋还需要送呢？”我红着脸说：“碰巧我也要到那边买点东西。”

前几年，一位老朋友说：“你俩太粘糊了。”粘糊点儿也不错啊，可以百毒不侵。一哥们儿说疑心是你们二婚，是老房子着火。切，不论几婚感情好一点总比坏一点好哇，这两个人到底是亲人不是仇人呐。我是农民出身，所谓的幸福理想，仍停留在“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早年水准。这几年，我忒愿在家待着，厌烦那些不大必要的应酬，酒局上很难找到我的身影。我滴酒不沾，吃饭又快，更惯于沉默，干脆就像是冰袋特来给热闹降温的，我傻坐在那儿一桌子的人都跟着尴尬。所以，但凡有一点儿可能我都会回家，陪不大相干的人多吃一顿饭，就是少陪媳妇儿吃一顿饭。我这种认识肯定是太低级了，太没出息了，朋友们都来骂我吧。

在新单位住的是公租房，房子只有阶段性的居住权并无产权。之前的同事们大都不会额外花钱，毕竟只是临时过渡一下，犯不着投入。看房子时，满屋都是蛛网般东拉西扯的电线，我突然觉得它像一个衣衫不整、一直被苛待的孩子。我们决定好好地装修一下，我俩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即便住一天也是自己的家，别说还要住很久。住多久，抬眼望过去都要是家的亲切模样，不能将就，这个岁数了，啥都别再对付。许多年忙于工作，忙于成长，家里常是乱糟糟的，我们始终坚持奋力拒绝每一位试图登门来访的客人，因为每一位客人都是卫生检查团的要员，可不能让他们看到惊掉自己下巴的杂乱无章。

学校在远郊，去哪儿都不方便，有时半天才能打到车。换了个新的生活环境，“有个车”变得重要起来。可以说，有辆自己的车，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此前一直住学校边上或者干脆是校内的家属楼，买车价值不大。我的同事买车之后，因为家与学校近在咫尺，爱车常常扒在那里睡大觉，没啥用武之地，有时还要像遛狗一样定时出去遛遛。有位同事，买车十年，开了还不到五千公里。

我俩都早早就考到了驾驶证，有十多年了，但之后就没摸过车。高老师的行动力超强，立时买了。提车那天，是同事帮开回来的。几天后，院办陈主任曾教过高老师一回，时间不长，他就给一个电话叫走了。这之后，高老师一有空闲，就自己开出去慢吞吞蜗牛般地研习。

我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副驾驶”。有朋友特地从远方打电话来叮嘱，在“新手”驾驶技术成熟之前，千万不要坐她的车。我不好意思地说：“兄弟你电话打晚了，从她第一天开车，我就是个副驾驶。”副驾驶，在古代叫“车右”，就是御者右边的武士，其使命除了执干戈以御敌，遇到地势险阻还要下来推车，弄到一身泥水恐怕是常有的事儿。隔着历史的时空，我的眼前常常出现“车右”艰辛与狼狈的形象。

我小时候，生产队还在，赶车的叫老板子，他的助手叫掌包的。老板子坐在车辕与车铺之间斜搭的一块木板上，木板很宽很平很尊贵。掌包的待遇则一落千丈，坐在尽可能与老板子近些的地方，随时准备回老板子的话。如果赶上路坑坑洼洼，屁股会被一次次颠起老高。当副驾驶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从前的掌包的。还有，我想到了“老板子”与“老板”只差一个没啥意义、可有可无的字，要知道“老板子”更规范的说法就是“车老板”。

这些年，高老师出了不少书，2022年11月出的一本《王羲之》已“第6次印刷”。而更早的几本虽也表现不俗，但到底相对逊色了一些。写法上或云作品质量上会有差别，但是她选择的传主——那位古人自己的号召力在当时在后世的影响力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古人努力，今人也要努力——待未来的谁把你当成传主的时候，你能不能为他多争取一些印数，多争取一些稿酬？当然，也可以根本不必理睬这些，舒婷在《神女峰》一诗里说“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小百姓应该有自己的更真实的喜怒哀乐。一次吃面条时，高老师问我要不要来一瓣蒜？我说好哇。她就剥了一瓣给我。我一看，立刻就表达了不满。这是个啥？蔫巴干巴，就差坏掉，早应该扔的。高老师慢条斯理地解释，这是咱家现在仅有的一瓣蒜。

因为赶过来给研究生上课，这次回到哈尔滨反倒像是遥远的出差，而把高老师一个人留在“另一端”留在“远方的家”。她来电话说，单是这会儿她就被四只蚊子咬过了。如果“很招蚊子”的我在家，她可能就这没这么惨。可以分出两只或者全部蚊子都来咬我。我若能分摊哪怕两个包，蚊子咬的两个包，也是好的，也算我为家里尽了一份力。

那回，我们攀上了鼓浪屿日光岩的“亚高点”后，高老师再也不肯挪动半步，说心脏实在实在受不了了。我说我也恐高，我也腿软，咱俩相互搀扶一起上去。多少年都盼望着这一天，我们距最高点一步之遥，已经触手可及，不该留下遗憾。这时，一对小情侣从我们身边走过。女生在登那几级台阶时几乎彻底瘫软了，她手足并用，回归四足动物，被男生半拖半抱，不顾旁边人异样的目光或者干脆是阵阵哄笑，她终于还是“爬”上去了。高老师也受了鼓舞，有了动力和信心。那天，身在最高层的我们，把四周的美景拍了个痛快。

海拔不足百米的日光岩恰是小百姓的快乐指数。多数时候，我们离胜利都不差太多，通常只是一步。这里说的“胜利”并不是通常语境里的那种“胜利”，只是一种形容和夸张。里尔克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如今，相关称谓已从“小伴”（我曾在1997年第2期《女士》杂志发文《唤妻“小伴”》，不知是不是全国最早，可以考证一下），经由“中伴”，走向“老伴”——同龄人中，张嘴闭嘴“老伴”的已是不少。一不留神，我们的婚姻已“对付”了一个“三十年”，那么就期待再“对付”下一个“三十年”吧。

到岭南后，亲人们都在数千公里之外，真的就是我俩在相依为命。高老师所有的晚课，我都会接她下班。晚课通常都结束很晚，校园里路灯昏暗，还要经过坟地。我从小就害怕坟地，坟地里蝈蝈最多，每次小伙伴们都收获满满，只有我因为躲到远处而两手空空。我自己害怕，以为高老师也害怕，事实上她根本就不害怕。她比我更理解和接受这里的丧葬文化。我们去过的一些村庄，住户的邻居就是祖茔，住户和祖茔竟是杂居格局。

高老师不害怕，我依然照接不误，习惯了。这一举动很快被发觉，有位院领导还曾专门提起：“你总接高老师下班哈？感情真好。”我说：“感情倒也一般，不过她胳膊伤过，我得帮她拎包。”我帮她拎包的历史可是太长了，与她胳膊伤否无关。记得当年，非常年轻的高老师某次出差，没带什么行李，只有一个小挎包，车站不远，步行十几分钟，我说我送你去。当时正好在我家的岳母问：“这咋还需要送呢？”我红着脸说：“碰巧我也要到那边买点东西。”

前几年，一位老朋友说：“你俩太粘糊了。”粘糊点儿也不错啊，可以百毒不侵。一哥们儿说疑心是你们二婚，是老房子着火。切，不论几婚感情好一点总比坏一点好哇，这两个人到底是亲人不是仇人呐。我是农民出身，所谓的幸福理想，仍停留在“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早年水准。这几年，我忒愿在家待着，厌烦那些不大必要的应酬，酒局上很难找到我的身影。我滴酒不沾，吃饭又快，更惯于沉默，干脆就像是冰袋特来给热闹降温的，我傻坐在那儿一桌子的人都跟着尴尬。所以，但凡有一点儿可能我都会回家，陪不大相干的人多吃一顿饭，就是少陪媳妇儿吃一顿饭。我这种认识肯定是太低级了，太没出息了，朋友们都来骂我吧。

在新单位住的是公租房，房子只有阶段性的居住权并无产权。之前的同事们大都不会额外花钱，毕竟只是临时过渡一下，犯不着投入。看房子时，满屋都是蛛网般东拉西扯的电线，我突然觉得它像一个衣衫不整、一直被苛待的孩子。我们决定好好地装修一下，我俩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即便住一天也是自己的家，别说还要住很久。住多久，抬眼望过去都要是家的亲切模样，不能将就，这个岁数了，啥都别再对付。许多年忙于工作，忙于成长，家里常是乱糟糟的，我们始终坚持奋力拒绝每一位试图登门来访的客人，因为每一位客人都是卫生检查团的要员，可不能让他们看到惊掉自己下巴的杂乱无章。

学校在远郊，去哪儿都不方便，有时半天才能打到车。换了个新的生活环境，“有个车”变得重要起来。可以说，有辆自己的车，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此前一直住学校边上或者干脆是校内的家属楼，买车价值不大。我的同事买车之后，因为家与学校近在咫尺，爱车常常扒在那里睡大觉，没啥用武之地，有时还要像遛狗一样定时出去遛遛。有位同事，买车十年，开了还不到五千公里。

我俩都早早就考到了驾驶证，有十多年了，但之后就没摸过车。高老师的行动力超强，立时买了。提车那天，是同事帮开回来的。几天后，院办陈主任曾教过高老师一回，时间不长，他就给一个电话叫走了。这之后，高老师一有空闲，就自己开出去慢吞吞蜗牛般地研习。

我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副驾驶”。有朋友特地从远方打电话来叮嘱，在“新手”驾驶技术成熟之前，千万不要坐她的车。我不好意思地说：“兄弟你电话打晚了，从她第一天开车，我就是个副驾驶。”副驾驶，在古代叫“车右”，就是御者右边的武士，其使命除了执干戈以御敌，遇到地势险阻还要下来推车，弄到一身泥水恐怕是常有的事儿。隔着历史的时空，我的眼前常常出现“车右”艰辛与狼狈的形象。

我小时候，生产队还在，赶车的叫老板子，他的助手叫掌包的。老板子坐在车辕与车铺之间斜搭的一块木板上，木板很宽很平很尊贵。掌包的待遇则一落千丈，坐在尽可能与老板子近些的地方，随时准备回老板子的话。如果赶上路坑坑洼洼，屁股会被一次次颠起老高。当副驾驶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从前的掌包的。还有，我想到了“老板子”与“老板”只差一个没啥意义、可有可无的字，要知道“老板子”更规范的说法就是“车老板”。

这些年，高老师出了不少书，2022年11月出的一本《王羲之》已“第6次印刷”。而更早的几本虽也表现不俗，但到底相对逊色了一些。写法上或云作品质量上会有差别，但是她选择的传主——那位古人自己的号召力在当时在后世的影响力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古人努力，今人也要努力——待未来的谁把你当成传主的时候，你能不能为他多争取一些印数，多争取一些稿酬？当然，也可以根本不必理睬这些，舒婷在《神女峰》一诗里说“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小百姓应该有自己的更真实的喜怒哀乐。一次吃面条时，高老师问我要不要来一瓣蒜？我说好哇。她就剥了一瓣给我。我一看，立刻就表达了不满。这是个啥？蔫巴干巴，就差坏掉，早应该扔的。高老师慢条斯理地解释，这是咱家现在仅有的一瓣蒜。

因为赶过来给研究生上课，这次回到哈尔滨反倒像是遥远的出差，而把高老师一个人留在“另一端”留在“远方的家”。她来电话说，单是这会儿她就被四只蚊子咬过了。如果“很招蚊子”的我在家，她可能就这没这么惨。可以分出两只或者全部蚊子都来咬我。我若能分摊哪怕两个包，蚊子咬的两个包，也是好的，也算我为家里尽了一份力。

那回，我们攀上了鼓浪屿日光岩的“亚高点”后，高老师再也不肯挪动半步，说心脏实在实在受不了了。我说我也恐高，我也腿软，咱俩相互搀扶一起上去。多少年都盼望着这一天，我们距最高点一步之遥，已经触手可及，不该留下遗憾。这时，一对小情侣从我们身边走过。女生在登那几级台阶时几乎彻底瘫软了，她手足并用，回归四足动物，被男生半拖半抱，不顾旁边人异样的目光或者干脆是阵阵哄笑，她终于还是“爬”上去了。高老师也受了鼓舞，有了动力和信心。那天，身在最高层的我们，把四周的美景拍了个痛快。

海拔不足百米的日光岩恰是小百姓的快乐指数。多数时候，我们离胜利都不差太多，通常只是一步。这里说的“胜利”并不是通常语境里的那种“胜利”，只是一种形容和夸张。里尔克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如今，相关称谓已从“小伴”（我曾在1997年第2期《女士》杂志发文《唤妻“小伴”》，不知是不是全国最早，可以考证一下），经由“中伴”，走向“老伴”——同龄人中，张嘴闭嘴“老伴”的已是不少。一不留神，我们的婚姻已“对付”了一个“三十年”，那么就期待再“对付”下一个“三十年”吧。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