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洁

“新学猖狂”一语，出自胡思敬《国闻备乘》，记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学大张，早已是晚清史中常识，惯常论述多归之于启蒙的努力。然而，清季学风与士气丕变，新学从被鄙斥到“猖狂”，从大的方面说，是时势使然，但由时势牵动人心、风气，就不能不溢出于思想之外，所谓“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需要追问的是，这一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印刷史、出版史与书籍史的兴起，或许可以为我们解读晚清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迁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甲午到辛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一个沉积了三千余年的制度与思想体系几乎被新学彻底覆盖。这是一个思想衍变的轨迹，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网络，牵涉到思想被制造、传播，以及文本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流动和交易的过程——新知与新学如何从读书人的自觉和救亡成为商人的利薮？生意场上的新陈代谢怎样反映时人知识与观念的变化？启蒙如何成为生意，生意又如何推动和促进启蒙？在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印刷史勾勒出了文化与政治的种种要素。正如梅尔清指出的，印刷可以被当作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力量来研究，或者考察它在政治与思想上的影响。

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使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奇特地交逢于复杂的世局，将新学导入士人的日常，思想与文化亦在“出版”“文明”和“国势”的相互关联中大步迈入所谓“新学猖狂”的时代。启蒙因此不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我们可以在市场、商业、消费以及地域、空间等多维视角中审视现代思想的兴起。

从“清流所鄙”到“人人争言”

历经甲午惨败、庚子剧变，由国耻而“向西方看”的热潮一时涌起。从“辟我新学”，到“进我文明”“开我民智”“张我国势” ，这是一连串前后相继的救亡与启蒙逻辑。学风嬗变，自有其内在理路，但触发这种变化的诱因则来自变动中的时势和世局无疑。这里要讨论的，是在一个阅读的视角中，更新学问、思想是怎样与危迫的国势联系在一起的。

陈三立《〈振绮堂丛书〉序》中说，“道咸之间，泰西诸国始大通互市，士大夫学术论议，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 。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语），即随国门洞开之后士大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而来，虽然道咸年间有这种“自镜”意识的士大夫并不多见，但毕竟窗口已经打开。梁济1884年在日记中说：彼时，洋务西学新出各书，还时常遭遇“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而他却认为，“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此类新学新书，“断不可以不看”。 此后，中国步步落后，西学则“日行于中国，华人无不以西学为精，中国人才之不如西人，几不可以同日而语，同年而语。” 由鄙薄的夷狄之学变为人人争诵的“新学”，是一种时势的转移，也反映了读书人由被动接受西力东侵，到主动改变自身以改变国势的变化。这正是梁启超论述的：“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俞樾1898年在为《诂经精舍课艺》所写序言中亦不得不承认：“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

在一个崇新、崇西的时代氛围中，读书人希望从学术和思想的层面探讨欧西强国之奥援；在此前提下，新学出版遂为急务。西书为“灌输文明之利器”，出版之发达即“国民智识之进步”“文明进步之明征”“印刷一事，与国家之文明有大关系”，诸如此类的议论逐渐成为谕令奏折与报章杂志中常见的笔调。

阅读风气的变化既是时势作用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时势”本身，并推动着社会与制度的变革。这在阅读、出版与科举改革的关系上，有分明的表现。废八股、改策论，由此，向西方学习不再仅仅是少数先觉者的鼓与呼，而已日渐成为读书人日常阅读及猎取功名的必需，进而成为人人争相趋从的时尚。于右任《上海之百面观》中记述晚清上海家庭中的习惯：“每教其子学几句洋文，足以应对西人，便一生吃著不尽。” 这是对时势与时尚更为形象的一种拟称，趋附西人的意态跃然于眼前。《新民丛报》1902年一则“召见翰林”的报道中，描述了光绪皇帝召见翰林院诸人的情景，皇上、太后均勉励诸翰林当读中西有用之书，中西之学，必求其通；太后甚而教导众人，“今后切不可泥古不化，总以通达时变为第一要义”。 与“利禄”的结合，更加迅速地促进了西学传播，同时使得阅读“新学”成为时尚。据吴玉章回忆，甲午以后“新学”在四川的流行，源于骆成骧中状元的传说。乙未科殿试的时候，光绪皇帝要大家不拘陈例，直言无讳。骆成骧据此取巧，他写的殿试对策不仅摭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光绪帝一看，认定是康有为写的，便把他点为状元。等到打开密封，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是否事实，尚在究诘之外；传扬纷纷，却是比表象“事实”更重要的历史真实。正是这则传闻，使“新学”在四川成为极富魅力的字眼，不但那些真正热心于维新的志士较前更为积极，“就是那般追逐利禄之徒从此也不得不学点新东西，以便猎取功名富贵”。从前的尊经书院是最尊崇汉学的，此后亦开始大讲“新学”。尊经书院出身的骆成骧中了状元，杨锐入军机，在学子中口耳相传的，是他们都以高唱“新学”而取得高官厚禄。于是“新学”一时风靡书院乃至全川。1902年吴玉章自己也因为在县考中使用新学、新知，获得了阅卷官的青睐，列位第一，誉其为“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 这一则四川的新学故事极为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新”与“旧”的转移是如何在利禄与学术之间获得共谋的。

汤寿潜《危言》一书中，概括晚清西学的位移——“昔以西学为集矢之的，今则以西学为炫奇之媒；昔以西学为徒隶之事，今则以西学为仕宦之挚矣。” 阅读作为士人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它的变化轨迹则是这一群体精神世界最为确切、明朗的呈现。因此，由阅读、印刷所反映的中、西学之间的“权势转移”，以及读书人的思想状态，大可为“时势”提供另一种生动的注脚。

编译事业的繁荣

西学成为时势，大量的知识人和官方的、民间的出版机构投身到新式编译、出版事业当中。甲午以前较早的两家新式出版机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主要职能就在翻译和出版西书。译书的发达，也构成了近代新书业的突出特点之一；而印刷，则勾画出文化网络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

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一文中说：“自八股之废也，翻译书籍出版者，人人争购，市为之空。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有力者则自请舌人译之，而快新睹，期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 这样的形容不免夸张，但透过甲午前后上海新书局的涌现和西学读物的出版统计，我们可以更真确地看出时潮变化之迹。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中的记录，1896年，市面上可读之西学书籍，总共不过三百余种。 而短短几年之后，据《译书经眼录》作者顾光燮统计，仅1902—1904年间，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就达到533种。 另以江楚编译局为例，其出版事业主要以译刻新书为主，据统计，该局译刻新书6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 编译局外，致力于译印西书的，除了商务这样的综合性印书局，更出现了许多专门的译书团体和机构，1897年上海即设立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的译书公会：“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 蔡元培尝言甲午士风，“朝士竞言西学”，至戊戌，他还与友人合力设立了东文学社，专门学读和文书。 1898年前后，上海又创办了多家新学书局，诸如，“以子史百家为经，以时务诸书为纬”的经济书局，以印行数理方面书籍为主的算学书局，出版“专言西国政治”的《西政丛书》的慎记书庄，以及专售自然科学书籍的六先书局等等。 进入20世纪以后，新的编译出版机构发展更快，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在1901—1911年间，以“译”字为报刊或书社名称者，多达二三十种。有学者初步估算，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国至少有40家官办或私营的出版机构专门从事西书译印，至于兼营西书译印的出版机构就更多了。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刊刻经史为业，曾经兴盛一时的官书局，在这种背景下，已难乎为继，日渐衰颓，勉强维持的，亦不得不转向西书译印。

这里仅以声名卓著的严译名著为例，略微讨论一下20世纪初年的阅读风气与图书市场。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开始在天津《国闻报》上陆续刊载。1898年由沔阳慎始基斋木刻出版，1901年又有富文书局的石印本，此外更有通行的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等。 《天演论》出版后，风行全国，在晚清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02年《大公报》有“严学大昌”一则，讲侯官严又陵先生学贯中西，有识之士莫不推为第一流人物：“近日某书庄到有严公新译名学四十部，购者纷纷，顷刻立尽。是书名理奥赜，甚难猝喻，大都震其名者，以耳为目，故如是之争先恐后也，然亦足见士习之趋向矣。” 《天演论》是为严复创下传扬西学巨大声名的译作，而此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原富》同样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夏曾佑在《原富》出版后致信严复：“《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张元济致盛宣怀的信中为我们提供了此书的具体销量，信中说：“今年（1903）是书除某书肆租印三千外，由公学自行发售者仅二千余部，其谁信之。” 也就是说，《原富》在出版后的第一年，销售即超过5000部。有人记载了长沙士人购阅《原富》的情形：“购书者拥挤不堪，据说有的购书者只好将铜元系在伞柄上递给营业员，营业员再将书挂在伞柄上递给购书者。” 可见受欢迎的程度。1905年严译《穆勒名学》由金粟斋出版，为了推销该书，金粟斋专门为严复举办了一个“名学讲演会”，据参与其事的包天笑回忆，这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所以这次来听讲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随众附和趋于时髦而已” 。看得懂与看不懂的都要前来抢购、赶“时髦”，严复和严译西学名著的受欢迎程度足以证明，对“西”与“新”的追逐在清季中国已汇拢成一种磅礴的时潮。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一文中检讨晚清中国的图书事业，他说，当时的中国，译书出版俯拾即是，固然因繁盛而流品复杂，“率尔操觚之作多而精心结构之作少”；然而，“一时风起云涌，使社会耳目一新，亦不能谓其全无功绩也”。 梁启超亦曾自嘲过这种“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 。但平心而论，新思想的输入之所以能成如火如荼之势，很大程度上即成就于这种“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的趋附；并且，以这种方式输入的译书“社会亦欢迎之”。这一情形也同样反证了西学、新书在当时社会的传播之广和流行之盛。

书贾之获利

引介西学、编译新书，不但是当时士林风气和朝廷宏奖的指向，对于商人而言，这样的思想事业更意味着市场以及赢利。“启蒙”之所以能从先觉者扩及普通知识群体，“生意”的介入实则功莫大焉。商人趋利，当利益与救亡合而为一，启蒙才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可能。所以说，商业资本大规模涌入新书业，本身即反映了一种最迫近、最真实的时势。

1901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士人必读新书、吸取新知，才可以窥得场屋门径。与之相对应的，即为时务新书由兴盛而冒滥。1903年《国民日日报》上刊载《新书评骘》一则，讲述了书贾在新书业中的大获其利：“数年来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莫不借输入文明之美名而造出种种新名目、新样式、新装订、新纸张之书。呜呼！是社会之进步乎？抑退步乎？举全国之旧读书人，一至书肆，眼花心迷，莫知孰优、孰劣，孰可读、孰不可读，而无道德心之中国书贾从中大得其获利之方法。或张大其告白，或修饰其门面，获利弥多而出版之书日众，出版日众而其足附输入文明之美名者几希。” 这则评论讲述的是当日图书市场的鱼龙混杂，却也从另外一面描画了新书业的蓬勃发展。士人的启蒙事业与商人的赢利事业，在这一点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市场总是需求的忠实反映，就像以往的课艺书市场一样，繁盛是因为能获利；而获利又反向证明了读书人对于这类新式读物的渴求。

书商获利是书业繁盛的表征，而在20世纪初年，在报章间时常出现的对新书质量的讨论与批评，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那时书贾进入新书业的踊跃。有关议论很多，稍举几例。比如，冯自由作《政治学序言》，其中说：“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 朱勋撰《新学书目提要跋》针砭道：“顾救世者在，而利徒亦托，又因其或原质之措良与学植之高下，各传其真，各肖其形，媸者、妍者、密者、疏者杂然并见，无法导之，将灏乎淼淼，要领莫究，终无有实效自强之一日矣。” 1902年《中外日报》上有议论文《论沪上劣书之多》，对混乱的书籍市场提出严厉批评：“桀黠书贾遂乘机而起，挟其才力与其小慧，将场中应用各书分类编定，以供士子之去求，以谋三倍之利。” 《购书宜慎》一则，则是警告财力有限的读书人，入书肆购阅新书，需小心辨别。 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仪君翻译的《版权考》一书，该书《例言》中说：“方今新书广出，学界固有蓬勃之气象。然一书甫经出版，射利之徒竞相翻印，以故为著为编为译之人，莫不注意于版权”。 针对盗印、翻印猖獗，1902年上海编译所特设检查新书处，对新出各书例行检查，如有冒滥即登载于《中外日报》《选报》等，以示监督。在所订立的章程中，曾明言：“市侩辄因缘为奸，假用时务经济诸名目，窜乱旧籍，变易新书，种种不可究诘，希图渔利，罔恤人害。寒士罗掘而来，往往被愚而去，实可痛恨，且于文明之进步亦大有阻碍。” 而1911年发表在《时报》上的《论上海书业之变迁》一文，则对晚清上海的新书业作了总结，对初起时代新书业的“云立波谲”的批判丝毫不假辞色。

书坊的“冒名作伪”和“贪利无耻”，以及盗印、盗版的屡禁不止，这当然不是也不应是书业的常态，但从另一方面说，书市“射利恶习”的蔓延，书贾之群趋新书业，亦反映了新书市场需求的旺盛；而需求旺盛及新书业的繁荣则又反证了启蒙与生意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然而就像顾颉刚所说的，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 。“恨不能”三个字，极传神地写照了甲午以降的时代焦虑与急迫，新书业的兴起与繁荣即成就于这种焦虑与急迫之中，它们以启蒙为概念，以新学为生意，合力造出浩荡大潮和滔天巨澜，并标识了一个时代；但当新学成为射利之目、炫奇之媒和仕宦之挚的时候，“九地黄流乱注”，就很难避免了。这沛然莫御的时潮来势之猛，甚至远远超出倡导者、鼓吹者的预料与想象。张之洞的“颇有悔心”，即是因为新学已走得太远，新学之为世人诟病亦由于此。清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也与这种思想背景——对“西学猖狂”的忧思与反思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关联。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一文说过，“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 。这也是吕思勉曾经表达过的，“新书新报之能动撼社会” 。清季新学启蒙运动肇端于救亡图存时势中士人的鼓荡，存在于朝廷兴学育才的决心，而它最终汇流成河，从先觉者的沉思变为一般阅读者的日常，则无疑成就于一个全新的出版市场的兴起。从上海的新书业观察晚清中国的现代转型，探讨启蒙时代的学术与公共舆论、书籍与市场、知识与生意，是思想史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和另一种研究方式。从中，可以获得习见的思想史中无法看到或刻意遮蔽的面相，以及对转型时代的中国更为切实、更为深刻的认知。

原刊《读书》2013年第10期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