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要在一天之内两次上头条，难度不小，但这么巧的事让黑龙江绥化市给碰上了。
19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布，国家税务总局绥化市税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督办邢恩升被查。邢恩升在七台河、绥化做地税局局长、税务局局长长达十年，他也是近期黑龙江税务系统唯一落马的省管干部。这对当地税务系统意味着什么，还需继续观察。
其实媒体纷纷关注邢恩升的落马，可能更多是因为另一件事。绥化市一位家长从外地回来，但没有按照规定报告，就让孩子到校上课，这导致全班同学和老师被隔离。学校的处理结果是对这名学生开除学籍，绥化市教育局还专门发了文件通告。此事一出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做法不对，当地反应倒是很快，认为这一决定不当，责令学校整改、学生正常上课。但舆论一旦盯上你了，哪会轻易挪开，邢恩升恰好同日落马，于是就被超常规关注了。
这不，我在研究邢恩升的同时，也顺便盘点了一下：仅去年下半年至今，绥化就已有原政协秘书长戴文涛、原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佟伟、市政协原副主席李英男、绥化市秦家粮库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长森、绥化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魏朝兴等人落马。这么一看，就觉得绥化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说回正题。因为家长未报告行程，就开除学生学籍，这件事从哪个角度讲都说不通。即使家长的做法真的造成了损失，该被追究责任的也是家长本人，而不是连带关系的孩子。而且对一个孩子来说，受教育权是一项重大权利，关系到他此后的人生际遇，实施开除学籍、“剥夺”受教育权这样的重罚应该慎之又慎。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本应该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阵地，把孩子当成惩罚家长的“工具”，实为不该。
其实这些道理并不难理解，需要琢磨的是为什么教育机构会做出这么荒唐的决定。从疫情开始后黑龙江因为地处边境的原因，防控压力一直比较大。我查了一下，几乎黑龙江每一轮疫情，绥化都会被卷入其中，最近绥化也一直在查找从疫情发生地回流的人员。而且吉林、山东等地都发生了在学校中传播最后爆发的案例，当地基层干部压力大、警惕性高不难理解。绥化教育局的通报中说，要各学校引以为戒、深刻吸取教训，不难明白教育部门是想借处理这个学生，“杀一儆百”，以防一旦出现漏洞，出现谁都承担不了的责任。
我们的体制拥有效率高、动员力强等等优势，我国也是疫情防控最好的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地方往往也容易出现层层加码等老问题。而层层加码的背后，其实有着体制机制上的深层原因。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越到基层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越小，但在治理体系的实际运行中，问题多是出现在基层，追责时也是从基层开始追起。实际上基层存在一种能力小、责任重的内在矛盾。为了应付自上而下的压力，基层往往会结果导向，而忽视过程中是否合法合规，以及社会观感如何。于是层层加码、甚至“宁可办错，不能放过”等一些过头做法就屡屡发生。
就以绥化这件事而言，教育部门很难掌控家长的真实行动轨迹，也无法对家长实施什么处罚，但它又要避免出现问题时被追责，就只能从学生下手。绥化市在处理这一事件时称，已责令学校整改、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这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态度值得鼓励，但是如果能检讨一下是否给学校施加了超出其实际能力的任务和压力，或许更有助于从根本上杜绝这些现象。
疫情是一场大考，它所考验的不仅仅医疗体系的能力，更是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各个责任单位都要提高防控警惕性，学校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尤其应该从严管控，这一点不容懈怠。但是好的治理艺术，一定不可偏离辩证法，不可让手段成为目的。尤其是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探索一种更加合理的权责匹配制度，不断修正防控体系中的漏洞和矛盾之处，使疫情防控的整体效果更佳，或许也会成为“抗疫”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收获。从这个角度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的，也不仅仅是绥化。
(文/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