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云影淡,日远树阴长”,处暑以后,北京又迎来了最好的季节。我选了一个最美好的日子,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看了一场今年以来我最喜欢的展览:“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展览位于艺术博物馆的四层,我没有搭乘电梯,而是选择了拾级而上,时不时回头看来时的路,被博物馆巍峨的对称结构所震撼,而走在中轴线的我也仿佛成为完美对称中的一部分。就这样,还没有开始参观梁先生的展览,就已经感受到建筑的美。
展厅就是梁思成的“碑林”
从明亮的大厅步入昏暗的展厅,就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从现代世界穿越到了一百年前。“栋梁”的展厅没有我想象的宽阔,一眼就能望得到头。
而展览的布局十分紧凑,展览的内容也是空前的丰富,向观众展示了关于梁思成先生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包括照片、录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间装置,共计362件。我想可能没有哪次展览或者影像作品如此全面地讲述了梁先生的一生,而“栋梁”的策展团队通过十个月时间的艰苦努力做到了,所以他们称这是在梁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纪念”。
少年梁思成自拍像 1920年代初 梁思成亲属提供
站在展览的入口正感到千头万绪,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的时候,只要你稍稍左顾右盼一下便会豁然开朗。向右看你会和梁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一张他年少时候的自拍照片,稚气而又坚定,被冲印成巨幅的尺寸挂在右侧展厅十分显著的位置。以这张照片为中心,展览了梁先生求学和归国、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上半生。
向左望,你会被另外一张巨幅照片所吸引,那是一张梁先生担任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顾问时的照片,成熟而又淡定。以这张照片为中心,展览了梁先生投身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的下半生。
1947年梁思成担任纽约联合国大厦总部设计顾问
这次展览有一个独特之处,一直有环境音伴随着观众观展,据说这是一个经过提炼的抽象电子音,与展厅昏黄的灯光和碑林的设计很搭,给人一种复古、冷静又肃穆的感受。
有几个先去看“栋梁”的朋友和我抱怨,展览虽然好看,可是一直低着头看展品腰都要断了。到了现场我发现果然是这样,照片在墙上展示,而手稿、书信、设计图等则在长方形的展柜里,这些展柜比平素都来得低矮,而且形状似曾相识。后来听策展人介绍才知道,这是他们特意设计的一个“墓园”,而这些低矮的展柜则是梁先生的“碑林”,其中的每一件遗物,每一张手稿和每一封书信都像是他的墓志铭。
其实梁先生生前为很多人设计过墓碑,这其中有他伟大的父亲梁启超,还有他挚爱的妻子林徽因。而由于种种原因,梁先生自己并没有墓碑。如今,热爱着先生的我们也终于有一个机会在他的“墓碑”前纪念和缅怀他。
梁思成旅欧水彩画(绘于罗马)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作业
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展览可能花三个小时观展都不嫌多,而我置身展厅也有种被各种信息包围无法消化的感觉,梁先生的一生实在太过丰富,我甚至觉得他的一年或是几年间的收获甚至比普通人的一生还要多。而展览中展示的每一张被水泡过的手稿和每一封发黄的书信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几天都讲不完的故事。作为一个建筑的门外汉,一个没有太多阅历的普通人,我可能只能找几个切面来谈谈梁先生的一生,希望读完以后你的心可以离先生更近一点。
天才少年·神仙眷侣
我十分喜爱梁思成少年时的那张自拍照,在拉近和观众距离的同时,又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少年时期的梁思成着实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用今天的词来描述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斜杠少年”。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
梁思成在十一岁前一直随父母生活在日本,因此精通日文。回国后一直学习英文,在梁启超的指导下,19岁时参与翻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经父亲修改后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在父亲的建议下,梁思成上了清华,在学习国学的同时为赴美留学做准备。他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可谓音体美全面发展,曾担任校军乐队队长、校刊美术编辑,还在学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1923年因车祸休学一年,这一年在父亲的指导下研读了《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和《荀子》,在国学领域更上了一层楼。
1953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1924年,也同样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梁思成用庚款出国留学,和其他用庚款留学的同学一样,他们做梦都渴望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希望自己可以有一技之长,为这个国家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期间,梁思成的成绩优异,获得了彭省大学建筑设计金质奖章、南北美洲市政建筑设计联合展会特等奖章。1927年7月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艺术史专业读研究生。
展览展出了很多梁思成在海外留学时的珍贵照片,而似乎在这些照片里,有一个人比梁思成还抢眼,那就是美丽活泼的林徽因。
在梁思成17岁的时候就初识了林徽因,那时候林徽因只有14岁。1923年,梁思成从清华毕业时又见到了从国外游历回来的林徽因。林徽因热情地建议他未来学习建筑,她说:“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激发了我想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使建筑百年不朽的理论。”他们一同赴美学习,梁思成严肃认真,林徽因活泼机灵,他们克服了性格差异,学会了宽容,终于走到了一起,于1928年在渥太华结婚。他们在回国的火车上遇到的外国友人这样评价这对神仙眷侣:“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林徽因测绘佛光寺唐代经幢
偶然的评论竟成了最精准的预言。在之后的36年间,他们互相激发着灵感的火花,一起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一起进行艰苦卓绝的田野调查,一起撑过贫病交加的战争岁月,又一起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林徽因多病的日子里,梁思成给了她保姆级的照顾和精神鼓舞,林徽因比国外专家的预言多活了五年。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在病床上设计了她的墓碑,用自己的方式送志同道合的妻子最后一程。
《营造法式》·古建研究
在宾大学习期间,梁启超从中国给梁思成寄来一本名叫《营造法式》的古书。这是一本北宋官定的类似建筑设计手册和建筑技术规范的专著,但是没人能看懂,宛如天书。那时候的中国建筑史还处于一片混沌当中,梁启超希望这本书能带领梁思成和林徽因走进民族建筑的大门。也正是这本书,让梁思成心系一生,破译这本书的密码成了他毕生的追求。本次展览巧妙地将《营造法式》放在展厅最中心的位置,暗示着梁思成的建筑生涯一直围绕着这本书展开。
梁思成考察测绘赵州桥
1932年,梁思成从研究明清建筑实物开始,请教还在维修这些古建的老师傅,研究结构和部件。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是第一本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结构和营造法式的专著。
继而梁思成又希望结合更加古老的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然而研究明清前的建筑,就需要到农村地区去考察。于是他和学社同仁坐着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到了蓟县,那里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楼阁——独乐寺,建于公元984年的辽代。梁思成就是这样走出了田野考察的第一步。
河北有个小调叫《小放牛》,歌词有提到赵县的桥,应县的塔,梁思成想既然已经找到了赵县的桥,那一定能找到应县的塔。后人用“峻极神工”四个字来赞颂这座千年木塔的精妙绝伦——塔高67米,有五层檐子,每层都有很多斗拱来支撑着这些屋檐,上上下下有54种斗拱。梁思成一层层测量了几千根梁架斗拱,甚至还徒手攀爬上十多米高的塔刹,完成了这个中国现存最早木塔的测绘工作。
梁思成、莫宗江绘制的应县木塔正立面渲染图
就这样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考察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发现、测绘、研究了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等众多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论文。
而后梁思成与学社同仁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于四川南溪李庄,在贫病交加的环境中,以巨大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巨著。在1960年十分艰难的境况下,梁思成重拾停滞多年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并在“文革”前夕与助手们完成了大部分主要内容。梁思成去世后,1987年,他与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以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梁思成曾经说:别人都把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祖国各地。
东北大学·清华大学
展览中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让人印象深刻,它是一只来自汉代的陶猪。梁思成任教期间常以此类“教具”考验学生的审美修养,他说:“学生们何时能看出小陶猪的美,就能从建筑系毕业了。”我被这样的细节所感动。
梁思成旧藏汉代陶猪
早在1928年,梁思成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梁启超就敦促他去东北大学任教,当时的校长张学良有志把东北大学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聘请梁思成去创办建筑系。梁思成在1932年7月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祝辞,向学子们阐明了他对建筑师职业的定义:“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的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十分的重大。”
抗战胜利后,他决定暂时放下古建筑研究,投身到建筑教育事业之中。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在写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信中,建议母校创办建筑系以培养战后急需的建筑人才,还提出“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计划、户内装饰等系”的远景。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 1946年完稿
1946年至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走访了很多建筑系,拜访了很多建筑大师。归国后,梁思成进一步提出基于“体态环境”关念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与国际建筑教育方法高度同步,让人不得不赞叹他目光的长远。
展览用很多照片展示了梁思成被学生簇拥的瞬间,其实他曾经说:“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是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这一句话足见梁思成勇于牺牲自我,以社会为己任,以教育为目标的良苦用心。
国徽设计·北平保护
1949年,梁思成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深受鼓舞。而后他参与了国旗、国徽的设计和遴选,担任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家里的客厅成了办公室,梁思成夫妇带病和清华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投入了全部心血。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1950年梁思成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的规划建设殚精竭虑。其实早在抗战和内战时期,梁先生就为作战方分别开列了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和《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提出的第一个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梁思成说:“这是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古城,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匀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双。”
1950年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了“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和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梁思成多方奔走呼吁,然而“梁陈方案”并没有被采纳。
保护北京古城方案失败后,梁思成又开始一个个地去保护北京的古建筑,撰写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和《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多部方案。比如他曾经建议将城墙改造为世界上最独特的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绿化,供人游览休息,壮丽的城门改造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是多么超前的眼光!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没有这样的认知,梁思成的声音显得太微弱了。
就这样,城墙陆续被拆除。梁思成哭了。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梁思成致信彭真讨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
1972年冬天,梁先生仓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他有很多遗憾,然而当我回想起当年那个用庚款出国的踌躇满志的少年时,又觉得梁先生也许没有遗憾,因为他的初心一直没有变:自己可以有一技之长,为这个国家好。
附:展览信息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展期:2021.8.10-10.20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图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文/陈吴越
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