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语堂先生在他的杰作《苏东坡传》第一章中曾精辟地说过：“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是否和他同一时代，这是共鸣了解的问题。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这话完全适合于我们对唐伯虎的认识。我们觉得，较之周围那些用虚伪和谎言层层包裹的人，五百多年前的唐伯虎还容易了解得多。当然，这是在我们通读了他的六卷诗文集，并尽可能多地欣赏了他的绘画、书法及印章之后达成的认识。其实，类似的认识古人早已说过。稍晚于唐伯虎的晚明文坛领袖袁宏道就说：
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袁宏道《唐伯虎全集序》）
“治生”是流传于晚明的下属对上司的自称，帖子即现今的名片。当时担任吴县县令的袁中郎向往着怀揣治生帖子去拜访唐伯虎，当然觉得伯虎是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存在。他承认这种感觉从伯虎的诗文来。明末还有一位文人雷起剑，他在暮春时节与朋友泛舟横塘，在野水杂树间发现了唐伯虎的葬地，牛羊践踏，满目荒凉。雷起剑不禁凄然而叹：
是朋友之罪也！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见《（同治）苏州府志》）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集资修建了唐伯虎墓、祠，并且“勒石以遗千古之有心者”。好一个“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事实上，搜寻杰出的古人的诗文去读的人，当然希冀与古之贤哲英豪为友。而一旦读了其诗其文，更觉得其人可亲可敬，可歌可泣，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
我们觉得唐伯虎独特的人格比任何一位明代文人都突出，即使在整个中国封建文人长长的行列中，也是给人印象极深刻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他才气过人，风流倜傥，放浪形骸，诗酒自娱，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的诗名风采，丹青墨色，照耀江南，人人仰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量传说，更无异于给这位才子笼罩了瑰丽的光环。诸如评话有《唐解元一笑姻缘》，弹词有《笑中缘》、吴信天《三笑》、曹春江《九美图》，小说有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缘》，杂剧有孟称舜《花前一笑》、卓人月《花舫缘》、史盘《苏台奇遘》等等，现今更有电影《三笑》《唐伯虎点秋香》，曾一度风靡海峡两岸，我们就是首先在这些通俗作品中接触到这位江南才子的。
在这些作品中，同样是追求幸福的爱情，唐伯虎不像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张生那样，借住西厢，赠诗酬简，望梅止渴，遮遮掩掩，而是主动出击，积极追求，即使采取反常背俗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甚至以为越反常背俗，越能显示才子特殊的本色。尽管这些通俗作品失之无据，甚至荒诞不经，但是是符合唐伯虎的精神风貌的。有一次他在一幅陶谷画像上题诗云：
信宿因缘逆旅中，短词聊尔识泥鸿。当时我做陶承旨，何必樽前面发红。（卷三《题画陶谷》）
陶承旨即陶谷，字秀实，五代后周、北宋时曾任翰林学士、尚书等职。他仕后周时，曾使南唐，态度威严。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使歌妓秦弱兰诱之，共枕席时陶作《好春光》词赠秦：“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才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琵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这就是伯虎诗所谓的“短词”。次日，南唐设宴，筵上歌唱此词，陶谷大为惭愧（事见《玉壶清话》）。伯虎诗即写其事。末两句是说：当时换成我是陶谷，在筵席上听到密赠秦弱兰的词被唱出来，大可不必因为羞惭而脸红。十足的明代才子的情趣！十足的明代才子的胆量！任情任性，敢做敢当，具有以往的封建文人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的个性魅力和艺术风情。
《陶谷赠词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二，是在唐伯虎身上，传说与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伯虎虽然诗画全才，风流跌宕，但一生坎坷，令人同情。他有过三娶。先是元配夫人徐氏亡故后继娶，后会试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被革，续弦弃他而去，再娶沈氏。他对早亡的徐氏感情很深，作《伤内》诗：“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魄扬。”（见卷一）而对沈氏也感情甚笃，《感怀》诗云：“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见卷二）这说明伯虎并不是只会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的风流才子，更没有在拥有“八美”之后再娶秋香。最无根据的是“三笑”故事中的卖身为奴。伯虎卒于嘉靖二年，而华鸿山“华太师”系嘉靖五年进士，伯虎怎么可能死后几十年再进华府作书僮呢？至于秋香，前人已指出其原型是成化间南京名妓林奴儿，年龄比伯虎还大十几岁，很难想像两人之间可能会产生风流韵事了。
事实上，伯虎后半生的生活很困难，他曾作《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诗纪实云：“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见《补遗》）他筑室苏州金阊门外的桃花坞中，以卖画为生，艰难生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去世。伯虎晚年颓然自放之际，曾经说过一句很凄伤而深刻的话：
后人知我不在此！（《明史》本传）
他似乎已经预见到这种后世传说与实际情况的巨大反差了。这当然是一场悲剧。我们今天看待那些缤纷林总的传说，就如同当年雷起剑他们泛舟横塘见到伯虎墓地为杂树所蔽、牛羊践踏一样，感到“是朋友之罪也”！
中国有句俗话：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然而，细细想来也不尽然。唐伯虎已经盖棺了五百馀年，涉及他的各种文字热热哄哄喧闹了五百馀年。“论定”了没有呢？况且，长期以来，人品、艺品的平衡木让艺术家走得太累，裁判员的心理负担也实在太重。
[明]张灵《唐伯虎像》（局部）
我们以为，唐伯虎的可贵之处在于遭受许多困苦坎坷而潇洒依旧，他留给后世的不是辛酸的眼泪，而是俊逸的微笑，一个索性从人品、艺品的平衡木上跳下来，醉卧在桃花坞中的真正艺术家的微笑。
人民爱他，是因为他吃苦吃得太多，却带给大家巨大的欢乐。他好像参透了佛门“四圣谛”之一的“八苦”，诸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离苦得乐，折射出一种睿智之光。这种唐伯虎风情充满了禅学的魅力。我们以为，这种风情具有类似“乐圣”贝多芬那份动人的本质。贝多芬一生历尽磨难，辛勤创作，奉献给人们大量优美绝伦的乐曲，然而他早已双耳失聪，听不到令人陶醉的音符和雷鸣般的掌声了。他说：“在天堂，我能听到一切声音。”多少有点认命的意味，心灵倒分外平静。唐解元的微笑就具有这样一种醇美的内涵。
二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一四七〇）二月初四，死于明世宗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十二月初二（是年十二月已入公元一五二四年元月）。他生活的这半个世纪是明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转变时期。
明代到了中叶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显着变化。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倍受盘剥，甚至破家失业、流浪四方，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流民大量流入城市，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在农业衰退的同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却非常迅速，为“异端”思想的蜂起，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唐伯虎出生于苏州城的商人家庭，早年随周臣学画，才气过人，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结交，有“吴中四才子”之称。二十九岁时考中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乡试第一（解元），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不料后一年的北京会试中，受江阴富家子弟徐经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而下狱，被革黜功名，发往浙江为吏。伯虎遭此打击后，遂绝意仕进，致力绘事，放浪山水，终于贫病而死。因此，阅读唐伯虎的诗文就等于扫描明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对于了解当时的江南才子群乃至后来被腰斩的同样是苏州才子的文坛怪杰金圣叹是颇有裨益的。
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浪漫，当然是让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们皱眉头的。相反，老百姓似乎很喜欢唐伯虎，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修葺了桃花庵，在他曾经读书的魁星阁上塑像纪念，还将一些风物名胜附会上他的传说，如邓尉山香雪海是唐伯虎《红梅图》碎片所化，苏州茶水炉的产生也与唐伯虎有关（见《姑苏风物传说》，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更有意思的是，历代的“唐迷”们编造出许许多多的风流艳事，演唱着，传播着，安慰艺术家寂寞而清贫的灵魂。
唐伯虎具有非凡的天分，他似乎毫无畏惧。在进京会试，触犯了规矩，被免去功名后，他叹道：“寒山一片，空老莺花，宁特功名足千古哉？”（曹元亮《唐伯虎全集序》）从此以后，他干脆隐居草庐，和妓女为伍，与和尚说禅，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诗词坦率地袒露个性，没有任何羞答答的遮掩。他再明白不过地打起及时行乐的旗帜：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尊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卷一《一世歌》）
诗中说，请你细细将熟识的人点检一遍，就会发现每年都有些人死去了。进而请你留意坟山的坟墓，每年都有一些无人打扫，推而可想这些坟主的后人也死去了。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情感加上幽默的语言，对热衷于科举功名的人无异于一帖清醒剂。
作为才子，伯虎对达官贵人，则保持着一身傲骨。诚如他在《把酒对月歌》的结尾所抒发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见卷一）又如他在《桃花庵歌》中所坦言的：“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见卷一）再如他在《伯虎绝笔》中所宣告的：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卷三）
或有评其诗“肆慢不恭”（见《唐伯虎全集》之“唐伯虎轶事”卷三），但历来老百姓喜欢他推重他，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在伯虎辈生活的十六世纪里，才子渴望自由的个性，往往表现为放诞不羁、率性而为的人生态度和厌弃功名、追求自适的人生理想。这种个性，不能不和传统的儒家道德、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发生剧烈的冲突。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或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一些背俗反常的行为加以发泄。他们认定社会是荒唐的——或许只有用荒唐去对抗荒唐，才能摆脱荒唐，超越荒唐。
此外，唐伯虎还是明代第一流的大画家，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他的画犹如书法中的“王字”（王羲之）一般被称为“唐画”，为后代画家所推重。他和仇英都从师周臣。周臣字舜卿，号东村，是明中叶苏州地区有名的画家，擅画人物山水，从南宋“刘李马夏”的传统中承继了笔墨和造型的方法，同时也承继了重视主题表现的思想，功力很深，称雄于时。伯虎文化修养较丰富，经历坎坷，见闻广博，具有很高的描绘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意境的创造较乃师也更丰富。他的取材范围比较宽，形式技法也更多样。他不仅擅长山水人物，在写意花鸟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风格严谨，意境深远，而又行墨自然，雅俗共赏……所有这些方面，不仅超越了周臣，也为其他吴门画家所不及。因而伯虎的画名与文名相得益彰，求他画的人很多，据说他实在应接不暇时就请老师代笔，故很多相传为唐寅的画实际上是周臣画的，这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伯虎的书法主要学赵孟頫，并能自出机杼，结体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娴熟稳健，是典型的文人字的家数，与他的画又互相辉映，在有明一代亦是第一流的，极为后世所重。
[明]唐寅《秋葵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一提的是，唐伯虎还是着名的清谈客，也是大旅行家。一则受科场之狱的打击，二则也是绘事的需要，他“放浪远游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尤侗《明史拟稿》）。
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交往，喜欢把佛典注入自己的诗文中。他根据《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自号六如居士。他总结自己是“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见卷一《伥伥词》），运用《楞严经》中的观点看待坎坷的人生，到头来还是白骨狼藉，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还仗着一枝生花妙笔，为姑苏寒山寺募求铸钟经费撰写文告。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博雅渊深的唐伯虎，满怀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和以卖艺为生自食其力的自豪感宣告：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此诗不见于文集，首见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并且，还在自己的图章上镌刻上“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真可谓“前无古人”！
在摩挲民族古籍的生涯中，我们发现，唐伯虎像苏东坡、徐青藤、郑板桥等人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人物，他们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未能见容于当世的狷介疏狂之士。他们的感情和理智经常失去平衡，大都招致物议甚至牵陷灾狱，然而他们特立独行，才华盖世，都是历史上少见的诗、书、画通才。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已有不少事例证明，某些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往往得力于他们的反常性格，长时期的精神压抑有可能促使他们更专笃地致力于艺术上的追求，而真正的艺术成就却时常属于那些迹近异端的浪子。无疑，这样的灵魂永远魅力四射，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至宝。老百姓爱才子英雄，胜过爱帝王将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唐伯虎的故事、粉墨皮簧敷演着唐伯虎的传奇、乃至一代一代读者还诵读唐伯虎诗文的原因。
三
唐伯虎去世之后，先后有人将其遗作汇辑刊印。传世者有明嘉靖十三年袁袠刻本、明万历二十年何大成刻本、明万历四十年曹元亮刻本、清嘉庆六年唐仲冕刻本诸本。我们认为，诸唐集中，以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镇江文成堂刊唐仲冕辑《六如居士全集》最为完备精核。该书收入伯虎的诗词曲赋等六百四十七首，文四十五篇，计分七卷，其中卷七为关于伯虎的志传资料。我们此次整理就择善而从，以唐仲冕辑刊的《六如居士全集》为底本，篇次卷次，一如其旧，文字上则校以明万历二十年何大成刻本（简称“何本”），酌参上古本，进行整理。笺注部分“同乎旧谈”者，不敢掠美，一一标出。此外还附录了陈书良撰《唐伯虎年表》，以俾知人论世。限于整理者的学力，在校点、笺注诸方面一定存在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恳切希望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本文原载《唐伯虎集笺注》前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