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足协3月7日所发函件的要求,天津天海俱乐部应于3月12日下午5点前提交四方面内容资料,以满足其参加2020赛季职业联赛的资格要求。此时间节点距3月5日天海俱乐部官宣“拟以零元转让全部股权”仅有1周时间。对于天海俱乐部能否在“大限”到来前转危为安落实股权转让,各界说法不一。直到诸如万通这样的潜在买家浮出水面后,关于此次事件孰是孰非的争议仍持续不断。
一直在坚持冬训的天海球员们
中国足协出于完善职业联赛健康、可持续发展严把俱乐部准入关,天海俱乐部及其教练员、运动员谋自救,而潜在的俱乐部股权买家力求以最低代价获得最高值回报。在各方各类大、小利益诉求交织作用下,困局难解。一旦天海最终“土崩瓦解”,那么或许没有哪一方是真正赢家。
天海巨额债务是转让最大障碍
从3月5日发布关于“零价格转让全部股权”的举动来看,天海俱乐部或者其投资方在俱乐部运营方面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天海俱乐部留守成员拒绝放弃“求生”情况下,股权转让或许是时下最迅捷的缓解危机办法。但俱乐部顶着巨大债务,各种债权债务及纠纷信息有待仔细核查、俱乐部资产有待深入评估,股权转让的具体程序几乎不可能在3月12日,也就是中国足协要求提交“合格准入材料”的最后时限里落实。天海教练员、球员3月11日深夜发给天津市体育局、天津足协的公开信是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亦是他们为潜在的俱乐部股权转让赢得时间所作出的倡议举动。
对于中国足协先后多次致信天海俱乐部,敦促后者提交各类准入资料,外界的评价声音不一。有人认为,中国足协在处理职业俱乐部准入问题上标准不一,这是因为在天海之前,包括辽足在内,有5甲中甲、中乙俱乐部也曾经接到足协发来的准入资料征集函。凭什么只有天海等少数几家俱乐部接到这样的通知?疑问由此产生。
天海俱乐部现状令球迷落泪
中国足协的办事程序是否没有瑕疵、在类似问题上是否存在双重标准?其实协会发信时提及《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中国足协财务监管规程》上提供了比较明晰的规则出处。虽然带有指向性的致函方式让人难免产生“不公”之嫌,但中国足协治理联赛乱象,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职业联赛、职业俱乐部运营环境,打击联赛非理性消费的初衷和工作方向无可厚非。
过去一个赛季里,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断奶”的例子此起彼伏,有些俱乐部连奔赴客场的机票钱都无法承担。如果说球员、教练员为个人薪酬忧心忡忡的话,那么中国足协则会因此类问题频发,被各种斡旋、协调搞得筋疲力竭。不具备经济实力的俱乐部如果持续难以为继,那么或半途而废或始乱终弃,终将对联赛造成伤害、对联赛形象构成巨大的破坏。举例来说,包括前主帅保罗索萨、前外援莫德斯特在内,多人与天海俱乐部产生劳动经济纠纷。虽然有消息显示,国际足联的相关仲裁会在今年8月产生,但届时正逢联赛进行中,几份纠纷涉及的金额折合人民币可能突破亿元,如果天海败诉,那么其是否有清偿能力也令中国足协深度担忧。
在此之前,中国足协按规定已经将2019赛季中超各俱乐部比赛费(也就是俗称的分红)半数费用打给各俱乐部,涉及天海俱乐部的分红费用大致在6000多万元,那么即便中超公司近期通过履行股东会议程序将余下半数分红款给付,天海恐怕也面临“资不抵债”的现实问题。这样看来,完善联赛环境就成为中国足协有关严把职业俱乐部准入关的最大利益诉求,也难怪有关人士所言,“天津市作为亚洲杯、世俱杯赛事的承办城市,中国足协也希望天津的职业足球积极发展,不存在和天海俱乐部过不去的因素。”
几番折腾,天海从“被托管”变成了彻底脱管
相对于行业管理机构中国足协,留守天海俱乐部的各类成员处境则艰难了许多。包括王晓龙在内的天海队员3月11日深夜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向社会公开了那封带有明显求救意味的公开信。从内容来看,发信出于对部分不实报道的愤怒,但更多是基于对自身困境的焦虑。
事实上,危机信号早在1年前就已显现。在俱乐部原投资人因涉嫌犯罪身陷囹圄后,原权健俱乐部能否正常运转,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上赛季初,随着俱乐部更名“天海”,并先后批量转入、转出球员,外界对于天海俱乐部“被托管”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定。虽然天海俱乐部去年2月曾公开发出一份辟谣声明,但对于“天海队实际系国家二队”的说法,外界普遍都是认可的,特别是当老帅沈祥福由“国家集训队”回归天海帅位之后,类似声音更加明显。
去年5月28日,沈祥福因天海队战绩不佳不再担任球队主帅,韩国籍教头朴忠均火线二度接手,只可惜经历了一系列不安、动荡后,这支球队的士气受到了巨大打击,朴忠均的“救火”以失败告终,他也于去年10月8日火线下课。在天海创立、发展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前国脚李玮锋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重新接手俱乐部管理权同时,也作为实际意义的主教练帮助球队保级。而在这来来回回过程中,天海俱乐部已然从“被托管”转向彻底脱管。
李玮锋仍在苦苦支撑
李玮锋回归很大程度上是情义所致。尽管天海俱乐部2020赛季运营资金出现了巨大缺口,但过去1个赛季里,天海俱乐部并不存在亏欠球员薪酬的问题,这也是天海俱乐部一直坚称“我们没有在薪酬发放上违反准入规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从1月6日球队吹响新赛季集结号,到1月29日全队春节收假奔赴昆明拉练,再到3月4日在天津重新集结,最后到3月11日发出联名信,天海始终摆出的是“不放弃征战中超”姿态。
在此过程中,夹在投资方与球队中间的李玮锋全力以赴扮演“润滑剂”角色,尽到俱乐部管理责任同时,也要全力安抚、游说心绪不宁的队员们,其中的辛酸和艰辛可想而知。
潜在新买家并不令球员放心
在3月9日白天,也就是天海将帅发出公开信前几个小时,俱乐部就目前自身状况及股权转让的进展事宜召集全员开会。虽然队员们公开信里否认“反对新买家收购俱乐部股权”,但对于潜在买家受让股权的目的、是否对俱乐部实实在在投入,能否维护俱乐部人员合法劳动权益,无论教练员还是球员都需要得到一份明确的答案,在此过程中产生疑问甚至不解,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说天海俱乐部希望通过股权转让“止损”或者说挽回一定经济损失,那么作为俱乐部主角的广大教练员、球员维护个人权益的举动同样无可厚非。17名一线球员留守俱乐部不仅仅表明某种职业态度,也是希望借俱乐部状况好转而缓解自身的生存发展危机。根据“德转”等转会信息渠道公布的数据,天海队多名球员面临年内年中续约,比如外援莱昂纳多的合同于今年底到期,另有部分球员的合同为长周期合同,比如宋博轩的合同直到2022赛季结束。
合同周期不同,球员的具体诉求也就各有不同。如果俱乐部解散,那么那些有实力并已经被潜在买家盯住的球员就可能以零身价转会,而合同期较长的球员从逻辑上更希望有具备经济实力的买家收购俱乐部股权,从而履行合同规定的薪酬内容。有敏感的网友通过天海队公开信的图片信息发现有部分球员教练并没有在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留守球队的用意又是怎样的的确耐人寻味。
说到球员心理,就不得不提到目前已经被披露的天海俱乐部股权潜在买家。目前有消息称,已经有3家左右的企业有意接手天海俱乐部,包括万通、某经营女性服装用品的企业以及一家账上资金达40亿元的企业。其中万通在浸淫足坛多年的合力万盛协助下,据说相对更接近合作成功。有媒体称,“截至到2020年3月,万通集团的总资产高达73.85亿元人民币。 虽然万通地产这样的总资产要想帮助新的天津俱乐部未来“大肆烧钱”不太现实,但帮助球队渡过目前的难关,并且今后维持日常开销,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足协从严治理实属无奈
截止到3月11日上午,关于天海股权转让一事还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无论哪家企业接手,他们在确认合作前,都不可能因“零价格转让全部股权”这个概念而盲从出手。毕竟天海俱乐部的资产评估,包括球员及其他成员价值评估需要仔细落实。从经营维度来说,没有哪家企业会不假思索不带有利益诉求地抛出几个亿甚至10几个亿,仅仅为了帮助足球俱乐部添补“经济窟窿”。
3月11日,有传闻称,天海俱乐部正通过有关方面来争取中国足协在征集准入资料程序上给予俱乐部一定的缓冲时间。可以说,中国足协虽然在天海问题上表现出某种坚决从严、按规矩办事的态度,但不得不说的是,一旦天海受客观因素制约无法缓解燃眉之急,那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问题同样需要各方付出巨大代价。比如球员一旦因为解散而面临失业,那么其如何维护权益?三级职业联赛相互关联,正所谓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家俱乐部出现危机或者出局,都可能引发三级联赛的变动,具体的工作包括善后工作格外复杂。一些新的纠纷难免产生,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都不可能“脱身”。
对各方而言,可能相对利好的是,受疫情影响,新赛季联赛推延开赛,而与之相关的联赛俱乐部注册窗口期也将顺延关闭,这给各方从大局出发,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攻坚克难赢得了时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赧
编辑/张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