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郑旼《秋林读书图》轴（局部）
“得钱只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这是唐代诗人张籍在《送杨少尹赴凤翔》中写下的句子。杨少尹即名诗人杨巨源（与南宋名将同名），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将去凤翔（今陕西凤翔）任职。在诗中，张籍感慨杨在长安时清贫却斯文的生活，拿了工资只够还在书店的欠债，可证唐代已有书店，读书风气已兴。
杨巨源因科举成功走上仕途，史书未载其家世，应出自寒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读书非易事，寒门子弟杨巨源是如何养成读书习惯的？杨巨源并非个案，晚唐诗人皮日休回忆称：“乃将耒与耜，并换椠与铅。阅彼图籍肆，致之千百篇。携将入苏岭，不就无出缘。”皮日休亦出身寒门，他是襄阳竟陵（今属湖北天门）人，少年时生活在相对偏远、贫穷的地区，他家却卖了农具买图书。再如书法家、名臣吕向，同样出身寒门，少孤（母早逝，父长年在外，误传已逝），祖母将他抚养成人，吕向早年生活艰难，但他“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全民阅读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全民阅读将提升至新的历史阶段。在推动大众阅读上，古人有办法。能否从前人实践中得到启迪？本文试作梳理。需说明的是，古今差异大，不可硬套。读史重在领会其中智慧，“抄前人作业”应谨慎。
让善读者去推动阅读
古代帝王推阅读，常从自身做起。
宋太祖赵匡胤“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他在后周当官时，有人向周世宗柴荣进谗：“赵某下寿州（今安徽寿县，本属南唐，955年被赵匡胤攻克），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柴荣派人查验，“唯书数千卷”。柴荣问：“将军应坚甲利兵，要书干什么？”赵匡胤说：“我无谋报君主，读书可广见识。”
赵匡胤上位后，立“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祖宗家法”，此后宋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宋真宗“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受此影响，“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据学者张全明、张舜在《宋代人的读书风气与高雅境界》中钩沉，宋代民间读书风气盛，叶适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甚至浙江青田山中亦“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
许多宋人读书是出于热爱，不是为了当官。欧阳修说“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学者赵季仁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朱熹称读书为“作好人而不是作贵人”“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
清帝阅读也是从自身抓起。皇太极令功臣子弟“但有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报名读书，不许姑息容忍”。
名臣赵翼记：“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
此处“五鼓”指五更初起，即凌晨3点。赵翼感慨说，我们穷书生靠读书混饭吃，尚不能早起，皇子却天天如此。
当时的教学方式近于折磨，即“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反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小皇子从凌晨至日暮，除吃饭外，仅休两次，每次一刻钟，其余时间不得在院中闲走。
清帝读书多，甚至影响了清宫绘画，多位清帝留下吉服读书像（康熙、乾隆、雍正、嘉庆、道光、咸丰均有），成了独有的传统，其中既有冒充“君师一揆”（君师合体的圣王）的想法，也体现出“朕亦一书生”的自我定位。
善读者去推动阅读，会定出更切实的政策。
招招喂到读书人的嘴边
读书人最知读书人需要什么。
好读者皆求全，但僻书难得，爱读书的皇帝会投入更多资源。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所谓写书，即抄录罕见的书。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借此保留了大量珍本。隋朝时，大臣牛弘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没想到学者刘炫骗赏，伪造百余卷古书，题名《连山易》《鲁史记》等，经人告发，被判死刑，却幸运地赶上大赦。
有好书，还要把好书送到读者手中，这就需要书市。中国书市雏形是“槐市”，即来自官方推动。据《三辅黄图》：王莽任宰时，建万间学生宿舍，“去城七里……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
西汉末，扬雄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意思是读书不契于孔子，等于书店那样只会陈列。
唐代书肆普及，李播任蕲州刺史时，阅李生行卷文，竟有自己应举时作品，问何处得来，李生答：“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购得。”
唐代书多手抄，抄手称书佣。敦煌中发现的《金刚经》残卷中，可知已有“三校”，然后交“装潢手”装订。手抄本可典当。据《法苑珠林》，长安刘某欲写《法华经》为母超度，恰当铺中有一本，书佣抵押得钱200文，当铺以400文卖给刘某。
唐朝书价不高，据学者胡发强钩沉，日僧圆仁在扬州买《维摩关中疏》四卷，才450文。元稹、白居易诗集手抄本在长安仅抵酒钱，却被新罗商人争抢，因该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
唐代有印刷书，标“京中李家”“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成都府樊赏家”“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等，应是书店名号。
普通读者买不起书。后唐宰相冯道等曾建议，令国子监精校《九经》并“刻板印卖”，廉价售予读书人，开“监本”先河。
读书人喜精印，好读的皇帝能准确抓住这一点。990年，宋太宗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作为奖品；康熙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发给官员；《古今图书集成》印成后，雍正“只赏给诸王与在廷大臣，实心办事、学问优通者始各赐一部”。
皇室倡读书，清代亲王多藏书家。富察昌龄家道中落后，藏书多入礼亲王府，富察昌龄是曹寅外甥，承曹家旧藏。怡亲王的“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编《四库全书》时，“藏书家皆进呈，惟怡府之书未进，其中世所罕见者甚多”，总计约6000种，晚清名臣、藏书家潘祖荫赞“怡邸所藏，无一不精”。
使旧文本焕发新活力
宋代书肆更普及。《清明上河图》中有店招写“书坊”，“书坊”自刻书称“坊本”。市场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活字印刷大增效率，宋廷及时跟进，一边认可民间出版，“自今民间书坊刊行书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一边及时出台版权保护政策。
据学者苏丹在《中国古代版权保护考析》中钩沉，以监本《九经》为例，只有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后，方可翻印，“申禁”即受官方保护，未“申禁”不受保护。苏丹认为，这符合现代版权的“有条件的自动保护”原则，与西方学者认为的版权保护源头——15世纪末威尼斯首次授予出版商曼利求斯出版特权，性质完全一样，“时间却要早近500年”。
宋代严惩盗版者，即“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所得返还版权拥有者。相关规定不只保护官方出版物，也保护民间出版物。祝穆（朱熹的弟子，家产占徽州一半，号称“祝半城”）编印《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籍，向官方申请版权保护，被批准，官方张榜表示，对翻版者将“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据学者包丽平钩沉，南宋眉山程舍人宅刊《东都事略》时，标明“已申上司，不许覆版”，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版权标记。明代出版商版权意识更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月露音》，标注详细：“静常斋藏板，不许翻刻。杭城丰乐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清代推进阅读时，发现说书在民间极受欢迎。
清人钱大昕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能普及，说书人发挥了巨大作用。康熙时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称：“扬州好，评话晚开场，略说从前增感慨，未知去后费思量，野史记兴亡。”北方说书人中，“说三国”的艺人有康雍时的王鸿兴、清末的张岚溪等，后者曾入宫给慈禧、光绪演出。
雍正因势利导，雍正二年（1724年）颁《圣谕广训》时，明确提出用说书的方式推广，即“令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检选老成设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读《圣谕广训》”。
据学者李晗、王继红钩沉，《圣谕广训》作为道德规范读物，趣味性差，不易推广，但雍正允许宣讲者发挥，比如京话版将原文“方其未离怀抱，饥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为父母者审音声、察形色”，改成“你们在怀抱儿的时候，饿了呢，自己不会吃饭。渴了呢，自己不会喝水。冷了呢，自己不会穿衣裳。你的爹妈，看着你的脸儿，听着你的声音儿”。生动、活泼，百姓能听懂。
改造后的《圣谕广训》得普及，且推动共同语形成，促进了白话的规范化。
将文本与声音、表演结合起来，使旧文本焕发新活力，在今天，推动阅读也应与大众娱乐方式结合，AI、短视频、Vlog的兴起不仅不妨碍阅读，还会促进阅读，关键看形式上能否突破，能否将新与旧创造性连接起来。
文/蔡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