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 1989~1991 年的解体无疑是世界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但是，历史的转折从来就不意味着连续性的戛然而止。反之，1989~1991 年的时代转折之后，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各种古老传统的惯性力量很快浮出了水面。比如在俄罗斯，其表现形式为东正教会和一种源自沙皇帝国时代大国思维的咄咄逼人的反西方路线；在巴尔干半岛，其表现形式为形形色色具有破坏性的民族主义（铁托时代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曾经只依靠专制手段仅仅从表面上消除了这些民族主义）重新抬头。1989~1991 年的时代转折意义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新生事物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毋庸置疑，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化的推动力。但是，这股推动力仅仅是延续了伴随生产和分工的国际化（因第三世界，如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加速工业化而起）而一同出现的那些事物。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于 80 年代初开始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面放松管理。当 1989 年的“和平革命”使战后时代行将闭幕时，欧洲所发生的历史剧变对这个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起了加速推动的作用。

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早在1989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特别是罗纳德·里根当政时期的巨额军费开支让美国的预算赤字逐年飙升。比尔·克林顿当政期间的巩固预算措施只是昙花一现。如同数十年前林登·B. 约翰逊总统当政时的越南战争一样，乔治·W. 布什总统为回击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所发动的“反恐战争”，也同样依靠的是贷款政策的支撑。

此外，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的，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的、通过只是表面上优惠的“次级贷款”给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的鼓励政策。这种次级贷款使私人家庭的负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这项政策对 2008 年秋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当此之时，东欧集团解体后所形成的世界单极局面已成为过去。中国、印度和巴西迅速崛起，成了“全球玩家”；与此同时，中国还成了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亦即变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人；俄罗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重新巩固了它的世界大国地位，并且越来越多地以这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因在 2003 年以模棱两可的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从而不仅在国际上损害了它的道德信誉，而且还招致了重要的欧洲盟友的不满和抵制。除此之外，“反恐战争”还带来它的另外一个影响：出于所谓的安全利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不仅在友好国家有系统地搜集情报，而且还对本国人民进行窃听活动。

在 1989 年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柏林墙倒塌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初看起来，似乎处处充满着紧张、矛盾和不和谐的主调。许多美国人将欧洲人看成既脱离实际又自私自利的美国反恐斗争的受益者。反之，欧洲人则普遍认为，美国出于一种近乎疯狂的安全需要，将它的自由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双方的相互指责并非完全没有来由。

然而，欧洲并没有成为一种联合西方内部与始终还是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相制衡的力量。球金融和债务危机暴露出欧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共同货币的结构性缺陷：缺少一个协调一致的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货币联盟非但未能促进欧洲人民团结协作，反而导致欧元区“国势强大”和“国势弱小”的成员国之间妒恨情绪的死灰复燃。在重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离它的这个目标似乎还十分遥远。

如今在非西方国家面前，西方的表现经常给人以一种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印象。在世界人口中，西方所代表的这部分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如其政治影响一样日渐式微。但是，有一种力量依然将西方从根本上凝聚在一起，并形成其前所未有的全球吸引力，这就是 1776 年美国革命和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文明规范工程。发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大都围绕着如何解释这些共同价值观。相比最初制订人权宣言的那些深陷于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的作者来说，18 世纪末两次大西洋革命的使命更加理性睿智。不唯如此，它还一如既往地是西方社会实践的一个修正坐标，所有被部分剥夺或完全剥夺人权的人皆可以以之为参照和源泉。

联合国全体大会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包含的承诺，由于缺乏对新成立的世界组织成员国的国际法约束，因而无法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尽管如此，这项决议并非始终形同虚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作为同社会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后者在抨击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时，把1948年宣言中的道德内容作为挞伐的依据。《世界人权宣言》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和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同剥削和压迫做斗争的合法性。自 1975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以来，东欧国家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针锋相对地让其政府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协议上的签字 , 至少在纸上再次承认了重要的基本自由。

1776 年和 1789 年思想无比巨大的力量还远未枯竭凋敝，它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对其政治实践进行修正，并最终将文明规范工程转化成文明规范进程。

——节选自《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导言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