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今天北大用这么一个专题展，纪念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很乐意参与。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校史馆均处边缘位置，人员及经费都很有限。但我经常提及，对于访客来说，燕园里最适合流连忘返的地方，一是未名湖，二是校史馆——图书馆和办公楼当然也很好，但不对外开放。当然，这也与现代中国史上北大的特殊地位有关。

这几年，原本边缘的北大校史馆不甘寂寞，奋发图强，除了经营好常设展，还利用首层展厅，不时精心策划各种专题展。这回的“烽火传薪——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展览，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因其并非只是“应景”，而是基于新的历史观，让展览呈现新面貌。

最关键的变化是，由传统的八年抗战，改为如今国家统一界定的十四年抗战（1931—1945），这样一来，谈论抗战中的北大，就不限于“西南联大叙事”了。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界，此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时期，北大师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边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边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如此兼及坚毅、果敢与活泼，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政治史、教育史、学术史上看，都是十分难得的。在我心目中，1931—1937年乃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如今补上这一块拼图，关系重大。

第一部分“勇立潮头，丹心践志”讲述从“九·一八”到“一二·九”，北大师生如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第二部分“烽途南迁，薪火传续”介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集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旗帜下，“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两部分此前北大校史馆多有积累，这回策展又很用心，图片及资料充实。但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两部分的内容相对稳定，很难变出新花样，故新鲜感不足。

比较好看的是第三部分“学志弥坚，文脉不辍”，因其带入了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北大，把它与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相关联，比较好地诠释了何为“文脉”，以及如何“不辍”。办好大学不容易，名师、经费以及稳定的教学秩序，缺一不可。在此背景下展开论述，则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后，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以及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合作，获得稳定的经费支持，新建图书馆及地质馆，聘请众多名教授，加强教学与科研，推动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的诞生，是值得正面肯定甚至大力表彰的。这就提醒我们“大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谈论其历史与人物，必须兼及政治史与教育史，评价方才公允。

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北大，学术风气浓厚，国内外学术交流频繁，我当年编《北大旧事》以及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对此多有领悟。这回特别注意1936年秋季北京大学特别演讲表，除了老舍《闲话创作》、张彭春《英国大学与中国大学之比较观》，余下都是外国学者的讲座，而演讲地点无一例外都是二院大讲堂。1937年5月丹麦理论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在北大讲学的那张著名合影，以及现场板书的照片，也都发生在二院大讲堂。对我来说，这一点都不惊奇，因为从京师大学堂开始，这座如今一息尚存的原和嘉公主府大殿，见证了这所名校的沉浮兴衰，以及无数杰出人士的精彩表演。也正因此，这两年我一直呼吁采取适当方式，保护且活化此十分难得的古建。

展览不同于著作，除了学术立场、布展思路，还有呈现方式，那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观展效果而言，图片及实物，往往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涉及西南联大部分，因近二十年多有展出，大家都比较熟悉。我感到欣喜的是，北大此专题展依旧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比如周培源在西郊住处，骑自养的枣红马前往联大上课的照片，还有算学系江泽涵教授与同事及三个孩子的合影，效果都很好。可惜众多照片中，缺了1946年5月3日拍摄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离开昆明前的合影。抗战时期的图片很少这么清晰的，众多中文系名师神采奕奕，很容易辨认，而此照片的提供者是我在中山大学念硕士生时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他当年是联大中文系助教，负责通知大家来拍照。二十多年前，我曾撰写《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并遵师嘱，将此照片送给了北大校史馆。

展览中最让我惊艳的是，1942年初版的胡适在美国华盛顿的英文演讲集《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China, Too, 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这书我听说过，想当然以为是小册子，没想到竟然是八开本的大书，且印制这么精美。虽然奉命出使美国，但胡适理论上还是北大教授，放在此展，没有任何违碍。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玻璃柜里陈列的那些文件、手迹、图书等，基本上都是复制品。其实，既然是北大档案馆及图书馆的藏品，完全可以放实物——那是对参观者的信任与尊重。

（此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于8月15日在北大校史馆“烽火传薪——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展览开幕式的致辞）

供图/陈平原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