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善意去理解人而不是恶意地与人争斗，但是有了善意仍然不能解决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遭恐怖袭击后，一些完全迷惑不解的美国人问了这么一个严肃却天真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那么痛恨美国人？这个问题虽然幼稚，但暗示了，即使假定了互相的善意，也远远不能保证避免可怕的冲突。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赵汀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他者的核心问题被理解为他人心事的时候，我们关于对方的知识就涉及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生活利益和价值观。人们很少就基本的价值和利益做出过让步，放弃必需的生活条件和已经深入人心的价值总是痛苦而且艰难的，因为放弃了基本的利益和价值就等于放弃了生活的希望，生活没有希望就会以死相拼。可以想象，即使对他者有了知识上的彻底理解也并不能保证对他者的付诸行动的接受。我们经常听见这样的说法：“是的，我完全理解你，但是……”这是“理解但不接受”的基本句法。谁也不能否认这个简单的事实：他所希望、所热爱、所相信的，比他所知道和理解的在决定行动上要更有力量。人们在思维时听从真理，但是在行动时却听从信念（价值观）。

这二者的不一致使哲学家非常烦恼，以至于克服这二者的不一致成了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其中最有想象力的方案是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理论，他试图通过“无人自愿犯错”的命题来论证假如人们有了关于道德的充分知识就不会在道德行为上犯错。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知识和信念的一致当然就有了希望。可是看来客观事实不作美，事实表明，利益和信念压倒真理的情况更为多见。尤其是后来休谟关于“to be”推不出“ought to be”的理论更加彻底地否定了各种各样试图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形成一致的想象。当代虽然已经很少有坚持事实与价值统一的理论，但是又转向寄希望于所谓“理解”。其中的秘密可能就在于，理解不是那种冷漠的科学知识，而是或多或少含有感情因素（比如同情和设身处地）的知识。正是因为它的“感情因素”，人们寄希望于它能够因此成为过渡到信念的桥梁——以为感情是沟通知识与道德的中间媒介，这是康德的老结构——可是事实再次不作美，我们几乎观察不到“感情随着真理走”的事实，相反，感情总是跟着信念。

因此，我们不得不现实主义地承认感情是站在信念或价值观一边的，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中间环节。

现代发达的理性与审慎习惯的确使人们大大发展了相互理解，可是同时也产生了以文化多元论或文化相对主义为名而以相互冷漠为实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表面上是礼貌和互相尊重，实际上是互不关心、各行其是、互相歧视，只不过不说出来。“谁也别管谁”貌似保护了各自的权利，实际上却是用来消解他者的利益、价值和力量的非暴力抵制性策略，而且非常成功。这很容易理解：正如“卖”总要被“买”才有意义，“说”也总要被“听”、“做”也总要被“认可”、“给予”也总要被“接受”才有意义。这个抵制他者的策略就是通过“没有感觉、不给反应”而达到取消他者的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了价值。彼此的独立自由同时的代价就是彼此的冷漠和贬值（还值得反思的是，多元论其实很容易从个人主义演变出来，因为它们在导致彼此冷漠和维护各自权利方面是同构的。而普遍主义则是个人主义试图消除彼此冷漠的恐惧和痛苦的一个尽管不太成功的方案）。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对话与交往的怀疑论困惑：我们将不得不怀着良好的愿望把对话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别无更好的抉择；但又不能奢望被接受，因为理解不保证接受。这好像是说，对话是好的，但不解决问题。即便在我们处于哈贝马斯的“理想的言说状况”之中，情况也无非如此。那种理想的言说状况是个交往乌托邦，在其中人们永远如哈贝马斯所宣称的那样真诚地以正确的方式谈论着真实的事物。看来哈贝马斯对于人类理性相当乐观，他相信：在完好的理想商谈氛围中，参加者将会非强制地达成一致观念。也许这种交往的乌托邦最终真的会创造出一个生活与世界的乌托邦，只要这种理想的交往能够持续异乎寻常长久的时间。可是这种长生不老的乌托邦恐怕不是那么现实，且不说事情会日久生变，太久的等待也会使最好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知识论的热心想象如果不能同时成为一种有现实兑现力的策略，可能终将会变得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这里并没有怀疑哈贝马斯理论的重要性，而只是说这种理论忽视了人际关系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接受”问题。

事情看来是这样的：对于形成人类的良好共同生活来说，仅仅有关于他人的科学知识（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固然远远不够，于是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理解他人（理解他人做某些事的可以同情或谅解的原因），可是理解了他人仍然不足以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共生局面，因为缺乏可以让大家都接受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想象，因此，“接受”问题便成为人际关系、不同共同体间关系和文化间关系的最后问题。理解他人心思不意味着接受他人心事，而拒绝别人的精神永远会使合作困难重重，这就是对话与交往理论中的关键难题。

出路也许应该是去改变或者重写对话与交往理论，去重新思考关于他者的概念。哈贝马斯等所强调的语用学观点仍然是个必要的出发点，它把我们对语言的注意力从语言游戏内部的制度性规则引向了语言游戏的应答性实践。于是，“谁在说话”以及“我们在对谁说话”就变成了语言的基本问题。从实践性的语言问题入手，这没有错，关键是，当语言的实践方面成为思考的核心，就必定要走向通过语言实践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政治和文化政治问题。这样，语用学就需要进一步变成语言政治学。这于是形成了语言问题的发展顺序：由针对任何“所说的”之意义分析走向“说者与听者”的互相理解，再由“说者与听者”的互相理解走向关于“各自所说的”之可接受性的价值分析。

作者/赵汀阳（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