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最早的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产业。人类从始至终都特别关心农业，因为农业本质上是生产粮食，而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可以被理解为两种生产的平衡，即农业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平衡。农业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为了更多的人去吃，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粮食。这两种生产也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马尔萨斯陷阱：由于农业的生产增长是线性的，而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型的，人口的增长就会比农业生产的增长快很多，这时就会出现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不相匹配的情况。
人口增长过多，就会导致人均粮食下降，甚至会带来饥荒。而人均粮食增长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当其发生下降的时候，人口会出现急速下降。这种急速下降往往就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不稳定，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的不稳定本身又会加速人口的下降。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但从历史上看，又往往无法避免。
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马尔萨斯的设想颇有契合之处：一个不断从人口和粮食持续增长的平安社会，到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不相匹配之后造成混乱，而后平安被打破的动乱社会的循环过程。
如上图所示，隋唐时期中国开始了一个平稳的时代，紧接着就是安史之乱，随之进入了一个动乱、人口下降的时代。而接下去随着社会的稳定，宋朝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人口增长时代。特别是占城稻的引入，使得粮食的产量进一步增长。但是南宋末期又一次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动乱，导致了人口的下降。到明代，社会开始稳定，而后农业生产随之增长，人口增长也一并开始。到了明末，社会进入人口过剩的状态。紧接着又是新一轮的社会不稳定。当然，随着番薯、玉米、马铃薯的引入，整个社会的粮食生产量在提升，总人口也在增长。
所以长期以来，农业社会最大的危机就是饥荒。中国这样有着五千年绵长历史的农业社会，对粮食安全有着习惯性的关注。关注的核心就是人能不能吃饱，吃不饱就会带来社会的动乱。
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农机和种子技术的发展，很多传统的农业国可以实现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这种技术革新带来的增长并不依赖人口的增长，社会上少部分的人生产粮食给大多数人消耗，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往往会造成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这使得人均粮食消耗的增加成为可能。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拥有可供民众吃饱的粮食，还生产了大量富余的粮食作为饲料饲养牲畜以提供肉食给民众消耗，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粮食可供出口。
21世纪粮食市场全球化后，大规模进口粮食来满足本国消耗成为可能，即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少部分的人生产粮食来供给全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已经不靠自身的粮食生产来满足其人口的粮食需求。
沙特就是例证，因为它有输出能源获得的大量外汇而本身又缺乏可耕地，它所需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国外。更具代表性的是埃及，这个古代文明的核心之一，长久以来都是农业发达的地区。但是它的人口激增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国际粮食贸易市场形成之后才成为可能。因为埃及不仅依靠国内的生产，同时也依赖进口其他国家的粮食。现在埃及人口实际上超过了自身耕地生产粮食所能供养的限度，所以它也是一个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
还有一些本来农业资源非常充裕的地方也依赖粮食进口，如拉美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不是以生产粮食为核心的，而是主要生产世界贸易特别需要的一些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包括咖啡、茶叶、水果等。热带国家的粮食供应原本应当不成问题，但是产权结构、种植结构的变化，使得这些国家也对进口粮食高度依赖。那这会不会造成一些粮食安全的问题呢？人们的直觉是这些国家只要用土地去生产粮食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只不过出于贸易方面的考虑才生产其他农作物。
然而事实往往就是反直觉的一个过程，比如在冷战时期智利成立了一个左翼的阿连德政府。智利本身是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中国现在进口的车厘子很多就产自智利。同时智利又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拥有各种矿产资源，如铜矿、钾矿、磷矿等的储量在世界排名前列。但是阿连德上台以后，急于政策转向，将矿产国有化，实际上就得罪了矿产公司背后的美国股东。一向把拉美视为后花园的美国立即对其实行贸易禁运，特别是粮食严格禁运。这个时候智利即使物产再丰富，也不可能瞬间把粮食生产出来。阿连德一上台就面对美国的粮食威胁，当时苏联、罗马尼亚准备去支援智利，但是时间上根本来不及。最后粮食短缺和美国人策动的政变致使阿连德政府垮台，这时苏联人的粮食运输船还在路上。美国这一举措的切入点就是：让你的人民吃不饱，不战而屈人之兵。类似的事情还在重演，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面对的粮食供应危机等，民众对整个社会最直接的感知就是在吃的问题上。所以现在饥荒或者是人为制造的饥荒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这种“饥荒”往往是由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下的选择导致的。因此，毋庸置疑，粮食安全的保证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是不是粮食安全了，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粮食稳定的基础之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不仅仅是吃饱，更是要吃好。“吃好”往往首先是在吃饱基础上的饮食总量的增加，其次是蛋白质在饮食中的比例的增加，即多吃肉蛋奶。又因为现代社会的蛋白质往往是由淀粉转化而来的，即肉蛋奶也是由种植业生产的饲料转化而来的，而这个转化效率往往是十几克到几十克淀粉含量的饲料才能产生几克的肉蛋奶。所以，“吃好”这个事往往伴随着基础农作物相关消耗的成倍增加。人类在吃饱之上增加淀粉消耗到“吃撑”对应的基础农作物供给变化可能不大，但是消耗成倍基础农作物的淀粉增加又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回头看苏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受到外界的压力，苏联第一位的任务都是保卫国家安全。苏联长期受到外界对其社会安全的压力，所以从其建立开始，一直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去尽量满足粮食的基础供给需求。当然这里面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乌克兰饥荒。在20世纪前半叶，苏联通过提升生产力和集约经营的方式，使得社会粮食分配和相关的粮食供给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状态。随着二战的发展，苏联的影响范围推进到了中东欧，在那里苏联人看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
二战后苏联成为世界两强之一，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在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威胁下，苏美热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除了直接发生战争，美苏两国的对抗是全方位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历史上著名的“厨房辩论”发生了，当时苏联的领袖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美国展览的厨房样板间里发生了争论。美国人想表达美国人民过得比苏联人民好，那么厨房这个食物荟萃之地就是最好的场景了。民众的各种物质需求最直接且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饮食层面，各种各样的肉制品、奶制品和甜点就是最直接的炫耀。赫鲁晓夫则明确表示苏联将来一定会比美国做得更好。
赫鲁晓夫并不是说说而已，他非常关注苏联的农业发展，尤其是苏联人民的饮食水平。这是在冷战和平竞赛情况下，两种国家制度何者更具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甚至比当时如火如荼的军备竞赛和航天竞赛更要核心。赫鲁晓夫后来选择多种玉米，多开垦处女地，从苏联自身的路径去寻求苏联人民在饮食上的幸福感。苏联有非常广阔的土地，即赫鲁晓夫推广的所谓处女地。开发东部地区的土地，确实也带来更多的粮食产出，使得苏联在使人民温饱的基础上还提升了肉蛋奶的供应水平。但是，东部地区都是气候变动很大的高寒地区，这有一个巨大的隐患。苏联在大规模的农业投入后提升了苏联人民的饮食水平，但气候等造成的农业生产的波动会对苏联人民已经提升的饮食水平造成影响。而且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具有波动性，哪怕百分之几的变化，对整个食物供应链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饮食的需求是非常刚性的，哪怕是解决温饱之后更高的饮食需求同样也是刚性的，肉蛋奶等的供给会使人民对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
赫鲁晓夫在农业上的不断努力，为他在苏联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1963年，苏联遭遇了极端的天气，粮食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了，但是无论如何，赫鲁晓夫还是改善了苏联的生产状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期，苏联儿童的营养状况改善，少年儿童的身高在上升，整体的饮食结构也在改善。传言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人民已经普遍吃上了土豆加牛肉，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当时的描述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土豆加牛肉”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出访匈牙利的时候，针对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所做的一个比喻，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吃上更优质的食品，获得更好的饮食方面的满足。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土豆加牛肉比之前的黑面包在营养摄入上要更加丰富。
苏联人民已经提升起来的饮食需求并不会消退，所以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仍然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大量投入，但是这个时候勃列日涅夫手里有了另外一个好武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禁运，使得苏联这个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通过售卖当时价格处在高位的石油换取了大量美元，同样，这一利器把高油价深深地插入西方国家的工业链条。当时西方国家都要进口石油，高价的石油导致其社会的通胀压力很大，1973年的石油危机直接引发了西方世界持续数年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的好时候，苏联用卖石油的收入去买粮食就可以把其短板补上。苏联是以非常聪明的方式去买粮食——美国要出口粮食，而且美国还对自己的农民进行出口补贴，美国的粮食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价格优势，苏联就去市场上买进美国的低价粮食。1972年苏联让美国人来参观自己的农田，暗示美国人苏联当年粮食产量特别高。苏联放出这个消息以后，全世界的粮价都下降了，但实际上当年苏联的粮食大规模减产。然后，苏联用石油换来大量外汇把粮食买回去，大量囤积粮食，苏联的玉米进口量甚至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1/5。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巨大到当世界最终知道苏联已经买了这么多粮食之后，国际粮价和美国国内粮价都急速飞升，甚至导致美国的市场恐慌和整体性的通货膨胀。反观苏联，其靠买来的粮食基本解决了国内的粮食供给不足问题。苏美粮食贸易这次交锋实际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苏美冷战中攻防优劣的转换，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国力的长短板的进攻和防御。这时的苏联手握石油这样一个重要资源，通过挑动中东局势抬高油价，结合贸易手段补粮食短板，而美国则受制于内外部环境，不但经济受石油危机拖累，连自己的长板粮食生产也被苏联人变成了国内经济的累赘。
如何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去应对不断的战术性偷袭呢？历史上目光敏锐的一些战略家，能够穿透表面的迷雾，看到大国竞争的核心。美国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主导者基辛格博士，作为一个深谙大国博弈的战略家，提出新策略——控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几种资源流动，以达到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效果。笔者觉得这个策略可以叫作“基辛格的阳谋”，因为其中的逻辑是基辛格自己明白讲出来的，比如他讲“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紧紧依赖于工业的血液——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他的下一句话是“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是否稳定，核心体现是人民是否支持，人民的幸福感就是政权的稳定剂，饮食需求被满足则是人民幸福感的最基础来源。然后还有第三种重要的因素叫技术，技术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控制技术出口就可以压制对方的经济增长。
那面对这三个关键因素，美国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课题。基辛格描述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理想主义的（Theological）方式，世界分为价值观不同的敌我两个阵营，阻断一切和敌对阵营的连接最为直接；另一种是务实主义的（Pragmatic）方式，通过贸易来增进两国人民联系，进而缓和两国关系。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比如美国的粮食优势巨大，那是不是可以采取粮食禁运呢？其实美国历史上也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但效果不佳，为什么呢？因为粮食和石油本质上都是大宗商品，大宗商品是很难被追踪和记录的，且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商业网络在支持其全球贸易。苏联当时去买美国的粮食，也是通过欧洲和美国的中间商去完成交易的。粮食从美国来的还是从欧洲来的，其实很难被标记。石油也是类似的情况，即使现在强势的美国对伊朗进行石油禁运，也仍然没有阻挡伊朗通过各种手段出口石油，美国人拿在公海上从伊朗小艇卸油的第三国油船没有办法。
也许只有科技的流通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封锁的。冷战时期美国加强了对苏联的科技禁运。但这种禁运不仅要针对美国国内，还要控制整个西方联盟，否则就会出现日本东芝向苏联出口高精密机床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美国在团结盟友对苏技术封锁上软硬兼施：拉拢爱立信或其他欧洲企业，把美国国内需求开放给它们去做，通过让利换取它们不向苏联出口新技术的承诺；一旦封锁圈出现裂痕则重拳出击，如严厉惩罚向苏联出口机床的东芝。因为高新技术本质上是可以被追踪的，到底是谁输出的是可以被溯源确认的，所以美国人就能就势实施针对性举措。
但石油和粮食这种大宗商品不能够完全地被追踪。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这就体现了大国战略的作用。基辛格的策略就是在石油层面和产油国达成联盟，以使得世界油价下降，让苏联的石油武器失去作用。美国先要分化整个因阿以冲突而团结起来的阿拉伯阵营。当时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领袖而且具有偏左派色彩，而埃及政府长期以来面对粮食短缺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通过粮食援助并辅以军事援助的手段，最终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和解。以色列一旦和埃及和解，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就变得群龙无首了。美国大力支持沙特这样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以坚决支持其统治的方式来换取海湾国家主动给石油降价，世界石油的价格就下降了。中东形势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石油价格的下降，苏联当时出口的两大物资除了石油就是武器，全世界最有钱的苏联武器买家也不需要更多的武器了，于是苏联的武器出口也下降了。苏联的两个挣钱法宝没有了，苏联人的钱袋子就不可能像之前一样取之不尽了。
解决了短板再来看怎么发挥长板，美国的长板是粮食生产，可世界粮价长期都徘徊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随着二战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美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在快速增长，造成了美国农民的粮食产量越高，价格越低，收入越少的被动局面，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美国粮食出口补贴甚至成为美国财政的包袱，而这种补贴也压低了世界粮食价格。美国人内心是希望苏联这个大客户来进口美国多余的粮食的，而苏联也需要美国这样一个稳定的粮食来源来满足自身生产难以满足的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两个最大的对手，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粮食的定价权决定着这个至关重要的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谁手上。苏联人通过巧妙的贸易手段和封闭的信息壁垒一次次以低价在两国粮食贸易中占据上风，也让美国农业在生产上的长板反而成了贸易中的短板。如何在这场争夺中反败为胜，是美国战略层思考的核心问题。
尼克松政府的班底跟以往不太相同，战略层任命负责国际关系的基辛格为国务卿，而基辛格非常关注国际粮食策略，甚至开始主导本来属于美国农业部的对内对外的农业政策管理。这场反击战先从信息领域开始。1972年“粮食大劫案”的被欺骗经历令美国人难以释怀。知己知彼才是在贸易领域获得先机的关键，但铁幕后面的苏联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耗信息很难被获知，美国很难通过常规的信息收集或地面侦察等手段探知苏联的粮食产量。地面不行就从天上，美国构建了基于新的空间技术手段的粮食监控网络，通过最新的大范围普查卫星去监控苏联的粮食产量。通过数年的科学研究和对比实验，美国基本具备了对苏联粮食产量的监控能力，苏联人的伪装褪去后，美国的战术就有了着力点。
有了信息，在具体的战术上美国并没有采用简单的禁运方式，因为禁运其实最终伤害的是美国自身。在缺乏国际禁运手段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仍然可以出口粮食，比如说阿根廷仍然可以向苏联出口粮食，阿根廷还可以再从美国进口粮食填补其粮食缺口。如果美国实行禁运只会让自己的粮食出口受限，压低美国粮价，导致美国农民利益受到损失，最后往往还需要美国政府来兜底补贴。基辛格主导的方式是跟苏联签订长期的粮食贸易协议。签订的协议要求苏联每年至少要进口美国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样保证了美国的粮食出口额度的稳定，且逐步让苏联形成对美国粮食的依赖。苏联方面是非常愿意接受这个条件的，因为其本身的粮食生产赶不上饮食需求增长的结构性缺陷不能靠自身来解决。苏联人也知道这种进口粮食依赖性使得苏联不得不花费外汇找美国来进口粮食，且协议只约定了数量但没有规定粮食的价格，所以价格实际上是波动的。这些隐患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高价时期财大气粗的苏联看来并不是大问题。
基辛格的粮食贸易协议被美苏双方迅速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下来。正如基辛格自己描述的，他更愿意兼用“理想主义”的和“务实主义”的方式来对付苏联。1977年后卡特总统时期主导外交战略的布热津斯基则更愿意采用“理想主义”的方式从价值观角度出发来强硬对待苏联，在粮食贸易领域也祭出了禁运的招数，但效果不彰。1981年后以强硬著称的里根政府却在粮食贸易方面回到基辛格的路线上，取消了粮食禁运，并与苏联签订了长期粮食贸易协议。
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对外关系策略和贸易策略的调整，苏联的两大外汇来源石油和武器的出口都受到了遏制，而同时期国际粮价则不断提升。苏联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不得不通过贩卖黄金来换取进口所需的外汇。在另一个重要的战略领域即经济增长的动力——高新科技领域，美国通过截然不同的科技禁运手段，遏制了苏联通过技术引进实现的数十年经济高增长的趋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让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低于2%。而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就预言，80年代的时候，一定要让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而现实的发展也恰是如此。
问题回到苏联这一边，事实上苏联直到最后也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根据农业社会的经验，社会不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就不会出现巨大动荡。苏联这个例子则表明当饮食结构得到了改善之后，饥饿之外的匮乏也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这也应验了中国那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长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一旦形成了新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标准，高水平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的匮乏仍然会让人民的满意度下降。
世界各国都会把最好的食物提供给自己的婴幼儿和青少年。苏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在幼年时不再像父母辈那样天天面对的主要是黑面包，父母辈把赫鲁晓夫时期多产出的肉蛋奶优先给了孩子们。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代人成人后面对的是什么情况？是买奶酪买肉都要去排队，是经常空空如也的货架。这时候苏联人民的要求不是吃得饱，而是像以前那样吃得好。一旦民众觉得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就会对这个社会、这个体制、这个政权产生不信任。生活水平提升后民众面对的经常性匮乏让其感觉不到幸福和满足，而这种幸福感、满足感最核心、最容易被触及的就是饮食之欲的满足。
中国这几十年来人民的饮食水平提高很快，带来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饮食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给国家的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课题，社会不仅仅需要关注粮食安全，还要关注在受外界可能限制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保持饮食结构已有的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新时代的粮食安全未来需要关注两个底线的状态：一个是粮食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新时代美好生活水平的农产品保障底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让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群体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人民群众的饮食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居安思危，中国人民已经成为世界上消耗农产品最多的群体，限于土地资源，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如何调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守住中国的粮食安全底线和美好生活水平的农产品保障底线会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十四五”规划首次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作为安全保障指标，相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会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策略，人民群众在饮食层面会获得更高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国家更加富强，国家的凝聚力更强！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