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物，指名号和物色。《周礼·天官》在说明“庖人”的职责时指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唐人贾公彦疏曰：“此禽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有关“辨其名物”的工作，称之为“名物训诂”，这本是一门对经书涉及的草、木、虫、鱼等名物语汇作字音、词义诠释的专门学问，属“小学”范围，所谓“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 王念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序》)。

名物训诂之学应运而生，是因为时间距离导致的概念理解差异需要疏导。诚如清人陈澧所说：

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名物训诂沟通古今，使我们得以读通古书、知晓古事，从而神交古人，是一门不可或缺的有益学问。

然而，自两汉以迄明清的两千年间，名物训诂一直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古之名物书，如《尔雅》以及续其绪的各种雅书，多侧重于对六经提及的名物做考证，是为读经服务的，当然其实际功能，又不限于读经，而成为词典的先驱。但《尔雅》等雅书既以经举附庸现身，其诠释名物，限于经学视角，局限性较大。近人所著名物书，能从文化上加以考察，是雅书的新拓展，但搜集名物数量有限，且多为趣味性的，尚难以满足今人的需要。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案头的这部童勉之先生所著《中华草木虫鱼文化》一书，从草、木、虫、鱼四方面，收录名物一百四十余条，从文化学和文化史学着眼，对每一名物的起源、演变和文化意蕴娓娓道来，可谓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读来颇能增益神智。而这一系列名物的考订、辨析，又构成一座三棱镜，映现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迁衍变幻，从而展示中华文化丰姿绰约的侧影。

我于名物训诂缺乏专门知识，近十余年研习中华文化史，时常遭遇此类问题，每每苦于缺乏系统可靠的专书，而勉之先生大著正是填补空缺之作，我虽只拜读文稿一部分，便有久旱逢甘霖之慨。故勉之先生嘱为之序，我乐于命笔，以谢盛意。

冯天瑜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于武昌

来源：后浪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