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快评 | 限塑更需经济政策注入内生动力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2-03-28 15:25

商铺里售卖可降解塑料袋,奶茶店换上可降解吸管,外卖软件增添“无需餐具”选项……一年多以前,堪称“最严限塑令”的《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正式实施,百姓日常购物就餐也因此发生许多新变化。然而,一些被明令禁止的塑料制品“重出江湖”,一些商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塑料滥用乱象反弹。(3月28日《北京日报》)

理性来说,治塑既是管理命题,更是经济命题。塑料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是制品功能成本选择的必然。因为它不仅工艺简单成熟、价格便宜,而且还方便好用,使用者容易产生便利的依赖。这也决定治塑无论是禁还是限,最终的出路还是要加快塑料制品的功能替代,而不是功能的阉割。如,可降解的包装物、纸质包装及环保制品的扩大使用,取代一次性塑料包装与制品。

如何替代则一本成本账,对于包装应用的各个领域、各个微观主体又是一本现实的利益账,可降解塑料制品等替代材料,其生产成品比现有塑料制品的成本要高得多,销售价格相差好几倍,替代起来得花费很大的成本,不但替代的生产供应需要很大的投入、一定的周期,价格很难快速降下来,而且消费意愿受阻,也会反过来影响到替代制品的生产。

如报道中提到的小小的吸管,同样尺寸的,一次性塑料的每根0.05元,纸质0.09元,PLA则需要0.13元,价格相差两倍多,积少成多,对于终端商家来说就是不小的支出,显然是不小的诱惑,类似的在零售商超的塑料袋以及外卖中的塑料包装等普遍应用场景,理出一辙。如此语境下,更容易固化限塑对强力监管的依赖,但由于塑料包装及制品的应用太广泛,监管事实上难以实现持久广覆盖,监管稍有松懈便出现滥用乱象的反弹,这也是“有形之手”与生俱来的缺陷。

因此,治理塑料污染,在持之以恒加强监管的同时,还应强化经济手段的杠杆作用,配套经济政策,通过经济、税收、行政等“无形的手”来调节,为加速市场替代注入内生动力,打好持久战。

一方面,切实提高传统塑料制品的经济成本,如提高传统塑料原料、半成品及制品的税率,使得传统塑料包装物不再便宜;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和扶持替代环保包装材料、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以及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如给予生产补贴和税费优惠,帮助降成本、降价格。

当传统塑料制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替代包装材料的价格逐步降低,此消彼涨,在禁令、限令违规违法的高额成本面前,顺应环保要求自然会成为普遍的自觉,治理起来必将会事半功倍。

文/木须虫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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