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介于坚决和顺从之间”

法国人民在1939年可能没有表现出对战争极大的热情，但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1914年一样，拒绝征召的士兵人数很少。“坚决”“严肃”和“镇定”是那些地方行政长官们最常用来描述民众态度的字眼。罗讷省（Rhône）省长报告说“介于坚决和顺从之间”。如上所述，威廉·布利特的评论将1939年和1914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接着又说到1939年的情况，“没有母亲、姐妹和孩子歇斯底里的哭泣。这种自制力和沉着无畏都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正常标准，就像是梦一般”。英国大使也说民众们“暗下决心”。当然，这些观察家看到的往往是他们想要看的东西，因而对他们的证词必须谨慎对待。在描述人们对战争的看法的演变时，必须对情绪的急剧变化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敏感，才能正确地把握这一变化。

即使在宣战之后，许多人仍然希望和平。一位评论家在离家入伍时，对战争做了如下评论：“我们知道战争一触即发，因为它迟早都是要来的，但在内心深处，人们还是认为战争可能不会到来。现在90%的人仍然认为有望达成协议。我也这么认为。我们必须和平。”但是，如果人们希望和平，他们就要下定决心努力争取，哪怕是不得不经过战争。这无疑是人们从古斯塔夫·福尔彻回忆录中得到的印象。福尔彻被分配到佐阿夫兵团第12团。假战争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演习，频繁地被调动，最终在3月被分配到阿登高地后方防线的一个防区。在这几个月里，他每天的生活不是长途行军就是不停地挖掘战壕。他的疲惫、无聊和思乡，都因友谊和看到一个他之前从未去过的法国地区的兴奋之情而有所缓解。他发现摩泽尔河地区的许多村镇都脏乱不堪，一点也不吸引人，而乡村往往令人赏心悦目。在他当兵的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晚上能睡个好觉，有一张舒服的床，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喝着上等的咖啡，年轻漂亮的女孩再给他来上一杯朗姆酒”。他的这番叙述凸显了他视野的狭窄。军事领导人、政治家、敌人、开战的缘由等所有这些，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影响。战争被认为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萨特注意到，他对他部队以外的世界也同样漠不关心：“我在这儿就从未听到有人提起过甘末林。更不要说讲他的坏话了。他在这儿压根就不存在。”

这也是许多团指挥官所感受到的士兵情绪。指挥77步兵团的上校在1940年1月说：“士气不错。他们一点也不健谈，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对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热情……但他们是忠诚的，就像任何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不管是好是坏都听天由命。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坚持抵抗，为兵团争光。”这与1914—1918年“一战”中的法国步兵的世界观有什么不同吗？

忧郁弥漫的假战争

随着等待已久的战争一直拖到冬季，所有那些向政府报告民众情绪的人都察觉到士气开始大跌。在平民中，物价上涨加剧了不满情绪（尽管雷诺非常努力）。农民们愤怒的是，一边是任由农场荒废，一边是工人被从前线调回工厂，他们通常都很年轻。农民们似乎又一次被当成了炮灰。大量举报信纷至沓来，告发那些据说是靠欺骗性理由才调离前线的人。工厂里的气氛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对外面的人来说，工厂似乎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避风港。由于雷诺增加了税收，许多军火工业的工人现在每周要工作60—70个小时，却几乎没有额外的经济回报。在巴黎地区，一名非技术工人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挣400法郎，现在工作60小时才挣420法郎。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但物价却在上涨。1939年10月，劳工总联合会与雇主们谈判达成了一项关于工业合作的协议（“宏伟的协议”）但工厂工人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对1936年罢工的阶级报复。有人在其二月的日记中如是评论：“我每天都能看到社会分化和阶级仇恨，它们使这场冲突变得复杂和肮脏。”

据说，那些前线士兵到12月时才是“真正的士气低落”。那年冬天是自1889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东部的气温降到了零下24℃，而且没有足够的袜子和毯子分给每名士兵。最令士气低落的是，士兵们一连数月都无所作为，因而越来越感到倦怠和无聊。这个问题在前线兵团并不是那么严重，那里的部队一直忙于集中训练；但对预备役部队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现代化装备，集中训练并不总是那么现实，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停地用铁锹挖掘防御工事。

有三本日记都对这一时期做了类似的叙述。首先来看让-保罗萨特的日记：

1939年11月26日：所有跟我一起离开的那些士兵一开始都盼着出发，但现在他们无聊死了。

1940年2月20日：战争机器处于中立状态；敌人神出鬼没，无影无踪……整个军队都在“迟疑、胆怯”中等待着，将军们像躲瘟疫一样地躲着它。然而事实是，这种等待……也并不是没什么效果。许多人希望能达成一项“协议”。就在昨天，一位中士还对我说：“我所想的是，一切都会达成协议的，英格兰会让步的。”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线疯狂的希望。大部分士兵差不多都愿意接受希特勒的宣传。他们开始十分厌烦，士气一落千丈。

接着，来看二等兵费尔南德·格雷尼尔（Fernand Grenier）的日记：

11月15日：没有行动……报纸读得越来越少了；人们疑虑重重；他们越来越不相信报纸上所说的了……也不组织什么娱乐消遣，军旅生活单调乏味，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最不起眼、最无关紧要的政府公告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

11月27日：军事演习寥寥无几。士兵们都厌烦了。

最后，来看乔治·萨杜尔的日记：

12月13日：日子一天天过去，漫长而空虚，没有丝毫消遣娱乐，除了参加早上和中午的点名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义务了……前线出奇平静，我们应该感到安心，这对我们忍受这种半囚禁的生活多少有所帮助，至少表明是没有危险的。但这只会让我们更加恼火。既然我们无事可做，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为什么不送我们回家……在这一点上，军官们（主要是预备役人员）和士兵们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觉得他们厌倦了战争。他们反复说他们想回家。

一月底：从军事上来说，我们真的什么也没做……我们蜷缩在炉子周围，只有每天两次点名时才会走出去。我们只能用潮湿的木头取暖……冷漠和寒冷让我们麻木不仁，许多人睡觉时都懒得洗漱，懒得刮胡子，懒得穿鞋甚至懒得脱衣服……启程出发和返程归来就是这种平静生活的全部，没有任何意外。大部分人回来时的士气甚至比以前更差了。

萨杜尔的预备役部队主要由巴黎人组成，其组成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负责监视士兵通信的陆军部也得到了类似的印象。1940年2月20日的一封信里写道：“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烦死我了。我们整天除了等待还是等待。但是等什么呢？这完全是傻瓜过的生活，我已经完全受够了。哦，让它快点结束吧。”休假中的萨杜尔在火车上遇到其他士兵时，他不禁反思道：“我们这个小小的缩影……就是整体氛围的晴雨表啊。”他这样想可能是对的。

军队和平民士气的恶化都不是意识形态引发的。政府不停地受到共产主义的困扰，但共产主义宣传的效果根本微不足道。共产党人印制了一份地下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39年9月起被禁止发行），还有一份专供士兵阅读的报纸，也不过是一张用誊写式复印机印的报纸而已。事实上，尽管共产党人以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而且违背法国工人的利益为由主张立即实现和平，但他们并不主张革命失败主义、临阵脱逃，也不主张亲敌（至少只要战争不是针对苏联的话），他们还让他们的党员服从命令，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大多数人似乎也是这么做的（格雷尼尔和萨杜尔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反共宣传愈演愈烈，一定会让一些普通的共产党人疑惑，从什么意义上讲这是他们的战争。

至于工厂，后来关于共产党鼓动工人蓄意进行破坏活动的指控基本上是毫无根据的。虽然共产党确实竭力主张工人抗议工作条件，放慢生产速度，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提倡搞破坏。唯一一起被证实的蓄意破坏事件发生在法曼工厂。这是一小撮共产党人主动所为，其中两个人还是兄弟。这里面的三人在6月22日停战协定签订前被枪毙。很难说某些兵工厂的生产困难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一位将军将假战争期间飞机产量的不足归因于“绝大多数工人的冷漠和干部威信的缺乏”。但假战争时期最突出的事实是完全没有发生过骚乱事件，因为工厂里的工人从来没有这么努力地工作过。在整个假战争时期，雷诺工厂只登记了两起劳工骚乱事件。然而，这种情绪肯定不是一种热情。就连像钢铁大亨德·温德尔这样非常保守的雇主也担心，雷诺征税的逻辑会影响大家共同的努力。

选自《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作者： [英] 朱利安·杰克逊著  魏本超 译；出版时间：2022-2；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来源：广东人民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