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上午，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黎大学。北京大学文学翻译教授。出版著作近100种。在《翻译的艺术》中他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以诗译诗”的独特才华使他成为全世界将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11年9月21日，中国艺术报记者金涛曾专访许渊冲先生，写下《把中国智慧翻译到西方——访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一文，今日（17日）再次推送，让我们在这字里行间中，缅怀这位将中国的诗意雅致传向世界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

他从小喝牛奶长大，有一股牛劲。7岁时，他仿佛预见到要等70岁才能出人头地。那时他显得高人一头，欺负别人，结果挨了父亲一顿打，从此不敢再翘尾巴。但只要尾巴没割掉，总不免显露出来，而且积压越久，积蓄的力量越大。70岁时，他一口气出版了几十本书，但却因为用了四字词组而被人讥讽为“封建遗少”；因为把“含恨而死”译成“魂归离恨天”而被人说是“偷《红楼梦》”；因为说“魂归离恨天”比“死”更能传情达意而被指责为“王婆卖瓜”；因为说指责者是“王婆骂街”而被骂为“恶霸作风”；因为支持创造性的翻译而被指责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面对争议，他却更加自信，“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就是“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提出者、惟一把中国历代诗词全面系统地译成英法韵文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

许渊冲西南联大的同学杨振宁说，他将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诗译成英文，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美，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许渊冲夫妇与朱光亚夫妇、杨振宁交流

许渊冲把最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最快乐的事情。这种快乐，上承春秋孔子之风，下自西南联大时期的家国情怀，发乎内心，在为世界创造最美的艺术中得到了呈现。

近日，许渊冲忙里偷闲，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记者进门前，90岁的他正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一千首。看来，翻译确是许先生的赏心乐事。

偷译经典结诗缘

中国艺术报：您的60多本著作基本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版，此前有过翻译吗？是什么时候播下了翻译古典诗词的种子？

许渊冲：我今年90岁，经历了三个30年。头30年是学生时代。30岁回国，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后因越南战争需要，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这期间北京10年、张家口10年、洛阳1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如果搞文学就会被批成是文学路线。所以文学翻译是偷偷地在下面做的。但也有例外。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其后四年我一年一本书。先是出版了17世纪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拍成电影叫《埃及艳后》；翻译了毛泽东的诗词，当时毛泽东诗词只许公家翻译，我的译文不能正式出版；翻译了罗曼·罗兰的小说与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四年四本书，都受到批判：《一切为了爱情》，题目就是宣扬爱情至上；翻译毛泽东诗词，说我有名利思想；罗曼·罗兰的小说主张个人奋斗，不合时代潮流；《农村散记》写农村很好，但秦兆阳后来被批判，我翻译他的作品，自然又要挨批。

许渊冲与师友

中国艺术报：选择诗歌翻译是极大挑战；选择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无疑是在攀登翻译的珠穆朗玛峰。您小时候也喜欢《水浒》《三国》《说唐》这样的古典小说，后来为什么没有走上小说翻译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也受到过非议、想过退缩？

许渊冲：最初我是怎么翻译诗歌的？30岁以前求学，课余就译了一个剧本。中间30年一直在教学，而且是教两种文字，一天8小时，晚上再忙两小时。“文革”期间边挨批斗边译诗，翻译长篇大论根本不可能。“文革”结束，毛泽东诗词我全部翻译了。这样已经很不得了了。

在翻译中，得到一些诀窍，总结出一些理论，就希望更上一层楼。比如翻译“不爱红妆爱武装”，刚开始译成“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用“rosy”而非“red”，已经不错了；但后来我进一步，译成“To face the powder,not powder the face”。有人说我的翻译胜过了原文，更加形象化。但当时敢说吗？不说还要挨批，人家说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当时钱钟书先生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说我的翻译成就很高。钱先生作为毛诗的官方译者，觉得我的成就很高，这很难得。

1950年，许渊冲（左一）与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兄弟在罗马

中国艺术报：要翻译好古典诗词，首先要对原作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这要下大功夫，也需要悟性。您对古典诗词的把握非常到位，甚至超过了很多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

许渊冲：这点我不行的。（大笑）不过我想，现代人要理解当时人，但也要想当时人在现在又会怎样说。我把翻译作品现代化了，这一点学毛泽东，古为今用。翻译要对现代人有好处。

中国艺术报：在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中，您以浓墨重笔生动回忆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与同学。那段求学经历对您后来从事翻译有怎样的影响？

西南联大文法理工学院老友欢迎杨振宁，摄于北京大学。左起：朱光亚（学理），许渊冲（学文），杨振宁，王传纶（学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希季（学工，地球卫星回收总设计师）

许渊冲：在西南联大我遇到了两个最重要的人，老师钱钟书、同学杨振宁。几万人里就碰到他们，这是机缘。杨振宁注意发现与众不同的现象，他获得诺贝尔奖就得益于此；钱先生能化平凡为神奇，更厉害。从他们身上能学到一点，一辈子都用不完。

求善求美续古今

中国艺术报：您在翻译理论中提出“三美、三化、三之”，译诗六论“一、依、异、易、艺、怡”等，翻译本身都成了一种可以欣赏的艺术。

许渊冲：我的翻译理论源头可以上溯至老子和孔子，尤其是孔子对我影响很大。

“三美”是鲁迅提出来的，他说文学有“意美、音美、形美”，我用在了翻译上。但最早的理论源头可以找到老子那里。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翻译中常常会遇到这个矛盾。比如傅雷提出译文要尽量接近原文的结构。举个例子，《高老头》中，随着高老头的埋葬，拉斯蒂涅埋葬了他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泪，他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旺多姆广场的柱子和残废军人院的穹顶之间，决心向社会挑战。提到巴黎的残废军人院，法国人都知道那是拿破仑墓所在，但中国人不知道。傅雷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但我认为巴尔扎克写到此处重点想到的是拿破仑墓，拿破仑激起了拉斯蒂涅想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的欲望。我根据深层意思，把残废军人院翻译成了拿破仑墓，不这样整个意思出不来。

我翻译的原则是三之：“知之、好之、乐之”。译文别人能否读懂？是不是喜欢？能不能让人感到乐趣？严格地说，翻译成残废军人院，并不能使人知之，更不要说好之、乐之。“三之”是翻译的目的论，源自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翻译能让人感到乐趣，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人乐之。《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中国人读书也好、做人也好，重乐。生活是求幸福，这一点很高。西方是罪感文化，《圣经》说，上帝有智慧之果，人吃了就犯罪。人到世界上来，有了知识，就有罪了。翻译是要把中国的智慧介绍到西方。如果翻译得不好，只有表层结构，没有深层结构，就很难达到目的。我的翻译理论就是要把中国深层结构翻译出去。

中国艺术报：您的翻译深受钱钟书先生影响，但也有很大矛盾。

许渊冲：钱先生重真，我重美，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矛盾。钱先生参与翻译毛泽东诗词，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但我了解钱先生，他这样说，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翻译是政治任务，只能直译。当时有人要将“纸老虎”翻译成稻草人，外国人更容易理解，但不行，一定要直译成纸老虎。受环境影响，他不能求真，不敢求美。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翻译失败。实际做起来，钱先生却是表面求真，有美在其中，他的本意和我是一致的。

中国艺术报：“一、依、异、易、艺、怡”几个字该如何理解？

许渊冲：“一”是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依”是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异”是原文可以创新立异。这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翻译古典诗词，很难做到“一”，有时候也无法“依”，这时候只能“异”，去创新立异。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怎么翻译？中文都说不清楚。这时就要用创造的办法。我把“杨柳依依”译成流下眼泪，依依不舍，将“雨雪霏霏”译成雪压弯了树的腰肢，就像罪恶的战争压弯了人。这需要用想象力，但我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诗意里边来的。其他人可以和我不同，但如果简单地翻译成雪下得很大就不好。

“易”是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意”是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艺”是指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这是翻译的认识论。现在西方把翻译当科学，国内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和我的争论就集中在此。从世界范围讲，翻译大致有对等和优化两种。西方看重前者，因为英文、法文、德文之间有90%可以对等。因此翻译在西方地位并不高。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40%到50%可以对等。中西诗歌的差距就更大了。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说：“总观全体，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这种情况下，要谈对等原则就不可能翻译。西方有个作家说，诗歌是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我的翻译，就是争取在最好的地方找到那个最好的文字，将翻译上升为创造与艺术。

2010年，许渊冲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怡”是文学翻译要能怡悦性情，使人好之、乐之。这是翻译的目的论。

我的翻译理论，可以总结为两个字，优化或者创译，把翻译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实这也不是我说的，郭沫若就曾说过，文学翻译与创作无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因此文学翻译须寓有创作精神。

总结这些理论，靠一两部翻译作品不一定站得住，这是量的问题，不是质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实践这些理论。比如原作使人乐之，翻译可以使人乐之；原作不能使人乐之，翻译又怎样使人乐之？这个问题太大。我的研究生曾问我，您这首诗并不能使人乐之啊？我说，原文也不可能每一句都使人乐之啊。而且有这种翻译思想，实践中也不都是得心应手，很多时候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

译学敢为天下先

中国艺术报：您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为什么敢于提出这样的概念？它的未来会怎样？

许渊冲：这不是提不提的问题，而是现实存在。中国是世界上出版翻译书最多的国家。中国有不少中译外、外译中，这个国外很少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这说明中国的翻译高于外国。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因此，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很多人说中国不如西方，翻译也要用西方理论。实际上西方翻译理论达不到我们的高度。现在北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但先要了解什么科目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我敢说中国的翻译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了。从美国回来一个博士，就成了专家；我们搞这么多年的，反而不知道。这是官本位和学术本位的矛盾。

杨振宁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不如人的心理。杨振宁是科学家，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自卑感。我觉得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中国不如外国的心理。中国的翻译理论继承了古代老子、孔子的思想，发扬了近代严复、鲁迅、林语堂、郭沫若、傅雷、钱钟书等人的学说，古今中外，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说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成立的。

中国人的好处，是谦虚，“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谦虚固然重要，但光有这一点不行，也要让人知道。有人认为我是集翻译的大成，从某方面讲，前人的成果我都吸收了一点，不能说是大成，算小成吧。如果我60岁死了，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将来一定会有直译和创译两种发展，因为总是会有人喜欢直译。为什么？容易，也有理论支持。但西方翻译理论没有什么新内容，有时加入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把政治摆上来，和翻译本身关系不大。这些主义，和中国的优化论、创译论差距很远。郭沫若把翻译提高到创作地位，做到这个多难？但还是要有人去做。

译海无涯乐做舟

中国艺术报：国外学者、读者喜欢中国诗歌吗？他们如何看待中国诗歌？

许渊冲：喜欢的不太多。外国喜欢诗歌的人就不多，对中国诗关注得更少。但有非常喜欢的。我和儿子许明一起翻译了《千家诗》，许明把其中的《江雪》寄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一个共和党议员。当时美国两院正在讨论医改问题，民主党支持，共和党反对，票数相差不多。那个共和党议员看了《江雪》后，非常欣赏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与众不同和独立精神，本来反对医改，后来改投了赞成票。这个赞成票很重要。奥巴马知道后很高兴，还给许明寄了信件和照片，说许明是他的“厨房内阁成员”。

有人说我翻译的诗在英美诗中也是高峰，评价很高。我觉得人有一两个知音足矣。现在斯坦福大学已经用我的翻译作品做教材。最近法国又出了我翻译的《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词》，这个名字是他们取的，销路很好，马上要出第二版。也有法国人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但不押韵。我的全部押韵，做到这一点很难，肯花这种功夫的人不多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艺术报：中国诗歌翻译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一种比较理想的传播状态是什么？

许渊冲：传播不是我们决定的，和中国崛起有关。经济实力越强，文化就会向外传播得更广。

中国艺术报：中西互译，全国做得好的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诗译英法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吗？您觉得这项事业迷人之处何在？

许渊冲：你刚才的提问中说我把翻译理论变成了艺术，总结得很好。翻译本身可以很好玩。说实话，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趣味，为了美和幸福。幸亏有了翻译，生活才有了依靠、有了意义，我乐此不倦。

人生能使人乐最好，不能使人乐，至少要自得其乐。在翻译中碰到好的句子，或是对前人有一点超越，就会很得意。翻译《高老头》时，我看到傅雷的译文里有一句：晴雨表里边走出一个教士来。但晴雨表里怎么走出教士呢？后来对照原文发现，晴雨表很可能应该是窗外覆盖的遮阳避雨的棚子，在法文中，这两个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我想有可能是巴尔扎克写错了，或者是原文印刷错误。因此我的翻译和原文不一致，但争取和原文后面的现实一致。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超越了傅雷。同时发现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个错误，就像找到一颗行星一样，也是一种乐趣。

杨振宁说，他多少年才有一个灵感，而我时时刻刻都有。我容易找啊，一个地方超越前人，就可以是一个灵感，乐趣不会少的。而且一直可以有。不管别人是否反对，自得其乐就好。前不久我刚翻译《高老头》，最近外文社又约我翻译古典诗词一千首，你来时正在做。如果不翻译，就觉得白过了一天。生活着，总得有点成果对得起人。我们这代人从日本人的侵略与压迫中过来，我逃难逃到昆明，念大学、出国留学都是国家出钱，现在有点成绩，要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事，使国家在世界上站得起来。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甚至有些地方超过外国人。这本身也是一乐。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得到知识，并把知识付诸实践，是一种乐趣。这句话总结了我的一生。

文/中国艺术报记者 金涛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