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可笑，写《流俗地》实在是因为“欲求不满”。

我说的欲求，是指阅读长篇小说这回事。始自少年时，我一直喜欢读长篇，但过去十年八年，我甚少读中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了。作为严肃文学的读者，这些年的中文长篇小说让我读得意兴阑珊，每翻开一本“巨著”，多以失望收场。

因为难以满足，便想要自己动笔写，好满足那作为读者的自己，另一方面，多少也表达我对中文世界文学现状的不满——怎么在长篇小说大量生产的时代，好作品却反而难求了？那些在评论界掀起大声浪的作品，捧在手里一读，多有种上当的感觉。当然，我实在也不是年轻时的那个普通读者了，毕竟我自己写小说多年，我的阅读已不可能撇掉一个写作“同行”的眼光，便觉出那些作品的缺点，多出自作者的马虎草率，因而对这些作品生起的不满，往往也掺杂了恼恨、鄙夷和愤懑。

一气之下，一个实在没有什么条件去经营长篇书写的写作人，如我，也愤而写起长篇小说来了。

马华文学（指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编者注）有史以来，即便将境外写作人的作品计算在内，生产过的长篇小说寥寥可数。这是条件匮乏使然；我们缺故事、缺发表园地、缺出版的机会，甚至也严重缺乏读者。这些年来，马华的长篇小说几乎都由留台作者，如李永平和张贵兴一手包办。至于马来西亚境内，在一个华文被挤到主流以外的国度，华文文学先天不足，后天也缺乏支援，多少年来马华文学顽强不死，代代相传，已属奇迹。说到书写长篇巨著，注定付出与收获难成正比，绝少人有这创作条件。

至于我自己，十年前以《告别的年代》探索过长篇小说的技巧了。有过一次经验，多少有了点自信，而这回在动笔前我已立定志向——无论如何，这小说必须能带给读者阅读的愉悦。说来这志愿实在很初级，没显出一点该有的野心来，但是对我而言，今天的中文文学世界，能做到这点的长篇小说实在不多见。

我说要写一个好看的长篇小说，人们大概以为我是要写个什么奇情诡异、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小说家知道“说好一个故事”不同于“说一个好故事”。我就写一群平凡不过的人和他们最平凡也最庸俗的人生。这样的内容不会有多少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惊喜，肯定不具备“好故事”的特质和要素，但一个好的小说家，自当有能力调动技巧与文采，将“平平无奇”的故事说得引人入胜，让人读后回味再三。

《流俗地》不再是练习之作了。我这么难得写长篇，对于它，我可是一层层思考过的。如果我要写，就必须写只有我能写，并且我若不写，以后也不会有别人写的作品。

《流俗地》便是这样的一部小说。里头装载的是我在马来西亚的岁月，里面的许多人物——即便是虚构的，也都是我与大多数马来西亚人都认识的人。我在写它的过程中，常常会无端想起年少时读的古典小说，便记起来自己以前曾如此幻想，以后要写一部有很多人和很多种声音的小说。

这部小说在很大的程度上，用的是写实手法，有人因而说我回归现实主义。这“回归”于我有点奇怪，因为我的写作道路本不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之所以如此写，不过是因为我觉得就这小说而言，非如此写不可。写的时候倒没意识到写不写实这回事。至少，我自己知道这小说的语言用的是一种自创的调子和语态，并不真的那么“写实”，然而用不写实之笔写出令人信服的真实世态，那得用上不知多少心计，不过是一般读者不容易察觉而已，而我也压根儿不想让读者被这种心计干扰。所谓写实主义，我认为，比起现代主义作品，它的技巧往往是内敛不外露的，越是让人浑然不觉则越佳。因为它若露出斧凿痕迹，便会特别碍眼、特别“不自然”。从这意义上来说，《流俗地》如果让人觉得朴实而不炫技，那其实就是它炫技成功了。

书写《流俗地》是一个新奇的经验，我在过程中更多意识到的并不是自己的作家身分，反而是我作为一个读者。作为读者的我，不断地与作为作者的我争执，她甚至多次对这位作家抗议和嘲讽，又几乎总是成功说服我，让我的阅读品位和要求领着我去写——别忘了我写这长篇，本来就出于阅读上的欲求不满。于是，《流俗地》成了“作者的我”与“读者的我”两者合作的创作成果。而事实上，小说写了约莫一半，这个尖刻的“读者”，就变得不那么令人畏惧了。我知道她是诚实的，她令我直面自己的局限，也迫使我承认并直视自己的虚荣。我要把这小说写好，一定绕不过她。

作为马华作家，多年来在华文世界的边缘写作，虽说早已习惯了孤独寂寞，但我仍然庆幸，幸好每一个写作的人，都至少有这样一个忠诚的读者。

回来再说一说长篇小说的阅读吧。阅读何其重要啊，我总是对人说：一个人的写作能力不会超出他的阅读能力。但我们这时代，小说家们读了那么多经典名著，到底写了些什么出来呢？这些年我读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中文著作，无论是形式或是内容，已经很难得看到让我自己打从心里佩服的作品了。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是生产长篇小说的大本营，每年产量惊人，而发表长篇的园地还一直在增加，实在叫作者如我看了心理不平衡。可是作为读者，我多数时候都嫌这些长篇巨著过于洋洋洒洒，动辄数十万字，上百万字也是有的，光体积便令人望而生畏。可那能糊弄谁呢？我们写作的人怎么会相信作品的字数等同它的分量？

也许是过去习惯了写短小的东西，被训练得对文字锱铢必较，就算读的是长篇小说，我也忍受不了那掺进去的沙砾和汤汤水水。这些年我读的许多长篇都有这问题，充斥了毫无意义的东拉西扯，或是作者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至于小说的结构也常常流于轻浮，十有八九头重脚轻，结尾草率得令人错愕。奇的是，这些明摆着的粗糙和无力，评论者们要么看不见，要么视若无睹，文坛上难得听见一字半句的批判之声。我常常在读了小说后，上网去对照书评，都有点怀疑那说的不是同一本书。

中国台湾这几年也出了不少长篇小说。那里的小说家走的是另一条路线，语言华美，重描写而拙于叙述；文字的境界较高，但故事性相对薄弱，有不少作品流于资料的拼凑，翻开来很容易会陷入审美疲劳。多数时候，我都特别不满意这些小说里的人物书写，他/她们多流于工具性，你总是很难在这些小说里遇上一个有血有肉在情在理的人。就长篇小说而言，无论主题有多宏大，背后又做了多少考究，作者的文采又有多好，可人物如果不立体可感，它总是打动不了人的。

至于马华，我们自小学习多种语言，有能力阅读不同语言书写的作品，也常接触不同种族与文化，我一直相信自己在写长篇小说时，会比大陆和台湾的作者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灵活性，更有可能写出“无疆界”的，让整个中文世界都能欣赏的作品。我明知这种“相信”很虚妄，但它是必要的，否则像我这样一个边陲作者，在华文文学世界犹如一株长在断崖边上的野草花；风急天高，岌岌可危，若不抱着这种信念，何以坚持？

我不是特别有天赋的写作人，也不具什么才学，一直以来战战兢兢，以“素人”自惭。尽管先天不足，后天也算不上努力，但能一直写下来，凭的是一种“态度”。因为书写难，发表和出版也殊不容易，尤其是渐渐上了年纪，创作力不如前，因而每一个作品（特别是此生写不了几部的长篇小说）都写得郑而重之，多少把它当作遗作来对待。不是说有这种心态就能写出伟大的小说来，或是小说就会因此写得多完美，但因为知道自己每字每句都不曾苟且，也不为纷乱的世态百相所动，最终随心所欲，把自己心中的小说不偏不倚地写出来。就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就能让我傲岸地以小说家自居，面对许多名家或高手，也可以面无惭色地交出我这“平平无奇”的作品，并且敢说：它是一部好小说。

作者介绍：黎紫书，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自1995年以来，多次获得花踪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奖项，也曾获大马优秀青年作家奖、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奖、南洋华文文学奖等。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第四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评审团奖。已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以及散文集等著作十余部。

原标题：写一部平平无奇的好小说

文/黎紫书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