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敢扇太子耳光?《上阳赋》演得真实,因这个“变态”制度
北京晚报 2021-01-28 07:5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是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下的千古名句,寄奴是一代雄主刘裕的小名。据《魏书》记:“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今属江苏省镇江市),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意为粗莽乖戾),仅识文字。”少年时曾因欠钱被抓。

刘裕投奔东晋的北府军后,平孙恩起义,杀篡臣桓楚,铲除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统一南方。此后灭南燕,剪后秦,大胜北魏,光复洛阳、长安,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被后人赞为“定乱代兴之君”。

随着电视剧《上阳赋》热播,不少观众发现,它是以“南朝代东晋”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的,剧中马曜的原型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王蔺的原型是王导,萧綦的原型是刘裕。则剧中一些情节引起争议:王蔺身为丞相,竟敢扇太子耳光;王蔺投毒马曜后,却不篡位;谢宛如嫌萧綦出身寒门,拒绝下嫁……其实,这些都是当时门阀制度的真实写照。

门阀制度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中的一个变态,它与东晋王朝共始终,仅存在了百余年(317年—420年),而终结门阀政治制度的,正是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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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都拿豪族没辙

所谓门阀政治,指士族与皇权共治,仅存于东晋一朝,但汉代已生萌芽。

西汉任官主要采用察举制,始于董仲舒建议:“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被汉武帝采纳。

汉代设立常科(定期招收,又称岁举,分孝廉、秀才、察廉、光禄四科)和特科(不定期招收,有贤良、文学、明经等),由高官任举主,推荐人才,朝廷考核后录用。在常科中,孝廉最重,官员多从此出;在特科中,贤良最重。常科重于特科。

察举制使平民也有机会成为高官,打破了“非列侯不拜相”的贵族任官传统,所以汉代人才辈出,被李白赞为“胡无人,汉道昌”。但察举制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地方官权力大,易生帮派。

汉代还有任子制度,即任用高官子弟为官。西汉便出现了杜陵张氏家族、金氏家族、韦氏家族等官员世家。以杜陵张氏为例,自张汤起家,他的儿子张安世被封侯,以后8代保持爵位,达182年。

在农耕时代,地方大地主一旦与权力结合,即从豪族(下层贵族)走向世族(上层贵族)。世族盘踞地方,世代相袭,一是蚕食国家税收,二是加大贫富差距,易生动荡。王莽篡位后,全力打击世族,引起激烈反抗。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即出自世族,他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来自世族。登基后,刘秀曾发布“度田令”,打压地方世族,致暴乱再起,刘秀只好妥协,表示:“苟非其时,不如息人。”意思是时机不到,将来再说。

曹操也向世族妥协

皇权退让,世族得以野蛮生长,但东汉初期,世族不太干预地方察举,有察举权的高官多推荐异姓门生,结成私人权力网络。然而,到东汉末期,出现两大突变:

其一,选官偏重门第家世。因为只有先入学读书,成为小吏,才能被察举,非豪门子弟很难入学,官员渐被世族垄断。

其二,随着官员们的私人关系网世族化,与阉党产生利益冲突,东汉末期,双方你死我活,世族的凝聚力增强。

三国时,曹操本是阉党之后,为实现篡汉目标,不得不向世族妥协,接受了九品官人法。具体操作方法是:州郡选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再推举小中正,小中正将地方人才分为九等,交吏部叙用。世族因此掌控了官员的推荐权,到晋初时,已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曹操的妥协,换来了北方世族对他的支持,尤其是颍川集团的支持。颍川在战国时是韩国故地,好申韩(申不害、韩非子)之学,士人多精通律法,但毕竟属儒生集团,忠诚于东汉皇室,所以曹操生前不敢篡位。

曹魏取代汉祚后,又很快被世族集团中的司马氏取代,遂有西晋。

惩于曹魏灭亡之快、灭亡时奥援之寡,西晋皇室对世族特别优待:曹魏时,九品官人法尚依照人才的品德、能力来评价;到西晋时,则完全根据血统。此外,西晋多封众建,诸皇子皆建藩掌兵,结果引发了“八王之乱”,持续达16年,国力大损。

士族开始与皇权平起平坐

趁西晋内乱,内附匈奴,以及鲜卑、羯、羌、氐等纷纷自立。公元316年,长安被匈奴政权前赵攻破,西晋灭亡。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士族王导、王敦的帮助下,南渡长江,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是为东晋,这被称为衣冠南渡。

在东晋,曾经的世族转变为士族,开始与皇权平起平坐。

学者田余庆先生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大多数东晋士族并无渊源,多是新起家的。

比如桓温、桓楚的桓家,虽出自东汉桓荣,但桓荣的六世孙桓范因犯罪,被诛三族,门户已断,到东晋时,桓家作为刑余之家,并无积累。

再如王导、王敦的琅琊王家,虽托名西汉王吉,但中间传承无记载,在东汉只有一两代出仕,并非显贵,直到曹魏时王祥(即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者)才重振家门。

可见,所谓“家族传承”只是传说,当时真正的世家,如弘农杨氏、颍川荀氏、陈留阮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根本就没南下。阮裕曾嘲笑谢家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可见,北方世家根本看不上王谢桓庾等,也不承认他们是世家。

那么,为何王谢桓庾等在东晋就成了巨族呢?因为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原本在皇室中地位甚低,既无威望,也没实力。此前连琅琊王家也没看好他。在“八王之乱”中,王家支持的是司马越,司马越去世后,为吸引其旧部南渡,才临时扶持了司马睿。

司马睿作为傀儡,只能接受“王与马,共天下”,登基时,司马睿引王导同登御床。

王导扇太子耳光不奇怪

《上阳赋》中,王蔺的原型应为王导,但王导比司马曜大86岁,二人不在同一时代。

司马睿称王导为仲父,任为丞相,王导的哥哥王敦手控兵权,控制着长江中游,当时四分之三的官员出自王门。司马睿曾重用寒门出身的刘隗、刁协等,抗衡王家。王导暗中联络王敦发动叛乱,司马睿惨败。以王导之权,扇太子耳光不奇怪。

王导左右朝局,却没篡位。因流落江东的士族仍效忠司马氏,但他们又厌恶刘隗、刁协,皇权提升,必然威胁士族的经济利益,所以支持王敦“清君侧”。王导后代长期在南朝任官,但庸才辈出,书圣王羲之即王导的堂侄,此时“王与马,共天下”已成“庾与马,共天下”,此后又有“桓与马”“谢与马”,著姓不断改换,但士族与皇权始终保持着权力平衡。

《上阳赋》中的皇帝马曜,原型是孝武帝司马曜,他本是东晋的中兴之主,在谢安帮助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司马曜还利用士族后继乏人的空档期,恢复皇家专权。司马曜好饮,醉后劝宠妃张贵人饮酒,张贵人拒绝,司马曜开玩笑说:你已年老(当时张贵妃近30岁),该被废黜了。张贵人大怒,竟让婢女用被子将司马曜闷死,对外称“因魇暴崩”,居然逃过刑责。

司马曜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德宗“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后被刘裕所杀。司马德宗的皇后是王羲之的孙女王神爱,不是谢家人。

刘裕是寒门,但不是寒人

在《上阳赋》中,门阀女谢宛如不愿下嫁萧綦,其实刘裕也有门第。

据学者祝总斌考证,刘裕的曾祖刘混当过武原令,祖父刘靖当过东安太守,父亲刘翘当过郡功曹。在东晋,县令、郡太守一般由士族垄断,只是这些郡、县的人口不多,说明刘家出身偏低。郡功曹“主选举”,曹魏“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所以刘裕是低级士族,可以称为寒门,但不是寒人。

寒门与寒人的区别很大。寒人无门第,是所谓“役族”,当时法律规定,寒人犯罪,罪加一等。刘裕时,家族衰败,已无士族的免役、入仕等特权。刘裕登基时,曾自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刘裕曾从事农耕,当皇帝后,特意在宫中留了一套农具,以提醒后代稼穑之难,可他的儿子刘义隆当皇帝后,一次意外地看到了这些农具,竟大感丢脸。刘裕床头挡风的是土障,墙上挂的灯笼用葛布制成,以麻绳悬挂。他的孙子刘骏当皇帝后,讽刺说:“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意思是刘裕寝室的标准已超过普通农民了。

南朝士族本没什么积累,可东晋一立国,便强调“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一方面,南朝庶族长期被歧视,任官后多有暴发户心理,贪污、腐败较严重。

另一方面,士族权力基础来自大庄园,其中农奴不服兵役、不交税,常被庶族官员指摘,引起士族怨恨。

刘裕一生保持着寒门时的质朴生活习惯,在士族文化的氛围中,他自己的儿孙都瞧不起他。

黄巢起义终结门阀大族

田余庆先生说,门阀政治需三个条件:有成熟的阶层(士族),有丧失权威但还有号召力的皇统,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矛盾尖锐。

东晋士族与皇权并立本不可持续,但为躲避胡尘,大量北方流民进入江南,他们无恒产,志愿光复中原。王敦起家,正是靠流民武装。“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是东晋的基本格局。

流民武装分襄阳兵和北府兵,刘裕起于北府。

在《上阳赋》中,称萧綦因与草原民族作战而封王,事实上,刘裕因内战崛起,成为权臣后才对北方用兵。刘裕篡权后,一方面与士族联姻,另一方面又对司马氏斩尽杀绝。通过改革土地制度、恢复策试制度(源于汉代博士弟子之策试,以政事、经义发问,使应试者条对)等,终结了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被取消后,士族文化依然传承,直到唐代初期,士族婚姻仍强调门第,对寒族颇为轻视。虽隋代已有科举,但初期科举出身者仍难成高官。李世民曾下令修订《氏族志》,官员按习惯列崔氏为首,李世民大怒:“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结果,重修《氏族志》将皇族李姓列为第一,后族长孙氏列为第二,崔姓被降到第三。

据学者谭凯研究,唐代中期,士族日渐穷困,为节约成本,且方便在长安、洛阳两京谋官,多住在中间地带。黄巢起义时,横扫“两京走廊”,门阀大族被屠戮殆尽,从此退出政治舞台。近千年传统,至此而绝。

到宋代时,只好转向“宰相必从科举出”。

原标题:今古闲谈《上阳赋》中的那些豪门因何没落?

文/唐山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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