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柏琳的访谈录《重塑现实感:中国作家对话录》今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书收录她与李陀、景凯旋、金宇澄、毕飞宇、迟子建、赵松、路内、张怡微、班宇九位作家的对话,试图在消费主义、算法文化和信息碎片化的语境中,重新追问文学是否还能把握真实的人与生活。11月14日,柏琳与《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作家贾行家在三联韬奋书店围绕新书展开对谈,《三联生活周刊》出版总监罗丹妮主持。
摩擦让对谈离开准备好的答案
柏琳与九位作家的谈话,有些从共同经验中自然展开,有些则经历了僵持和互相试探。她与金宇澄同为江苏黎里人,南方的水道、乡村建筑和后来迁徙到北方的生活,成为两人共同的记忆。但是到了毕飞宇和路内这里,提问本身首先成为了问题。
徐晨亮注意到,毕飞宇在回答前总要辨析柏琳究竟想问什么,有时还会半开玩笑地反击。提问者不能按照预设顺畅地推进,受访者也没有立即给出一套完整说法。双方先要校准问题,谈话才能继续。
柏琳与路内的对谈更艰难。她回忆,在上海见面时,路内很不放松,她也非常紧张,一度想换个时间再谈。路内拒绝了。他觉得柏琳“很难对付”,改天再谈只会让这件事更困难。他从兜里掏出几包烟,摆出一副要把下午和晚上都耗在这场访谈里的架势。那是个夏日,房间里的空调坏了,又热又闷,路内还在抽烟。谈话从下午一两点持续到将近晚上七点,还没有谈完,两个人已经体力不支。
这些摩擦改变了访谈的内容。作家无法直接调用准备好的答案,柏琳也必须根据对方的反应临时调整问题。对谈留下的既有文学判断,也有受访者在意外问题面前怎样迟疑、怎样调整回答的过程。
“塑料现实”让具体的人退到符号后面
“塑料现实”是分享会上柏琳一直强调的词语。她用这个词形容一种脆弱、廉价而失真的生活状态。滤镜、网红和人工智能制造着更完美的形象,越完美反而越失真。文学讨论也可能停在作家的穿搭、写作姿势等外围话题,作品提出了什么问题,作家经历了什么,反而无人追问。
贾行家把这种感觉延伸到当代艺术。他谈到自己近两年看到的一些年轻艺术家作品,巨大的塑料鸭子、光滑的卡通形象频繁出现。作品一律明亮、安全,为观众提供了虚幻的讨喜感觉。这段关于艺术的观察,对应着“塑料现实”的视觉形态。画面光滑、愉悦,人的复杂经验却被留在画面之外。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很难再宣称自己能够完整把握生活。贾行家认为,作家需要追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会变成什么样。他由此提到迟子建在对谈中所说的“记住别人的好”。人容易记住别人给自己的冷眼和伤害,迟子建的话则提醒写作者辨认他人的善意。眼里有别人,写作才不会退回到孤零零的自我。文学能够接近的真实,应该发生在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罗丹妮则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读者不再对写小说的人感兴趣,也不再好奇与自己生活不同的人。人们失去这种好奇,文学与社会之间也就缺少了联系。
承认无法完整把握现实,提问才有必要继续
对谈中的摩擦打乱了作家的预设,对读者来说,这意味着重新对另一个人产生好奇。
柏琳从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理论中寻找方法。她努力拿掉预设、身份意识、优越感和讨好欲,让对话成为来回碰撞的过程。贾行家转述的“你究竟是在等待发言,还是在倾听”,也指向同一个要求。提问者不能只等对方说完,再轮到自己发言,而要允许对方的回答改变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对柏琳来说,提问不只是一种采访技术。无论《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还是关于巴尔干半岛的非虚构作品,对话都是贯穿其写作的主线。写作始于她对世界的疑问,再寻找愿意共同追问的人。她无法预先知道谈话会抵达哪里,对方也没有义务证明她原有的判断。对话会在继续追问中改变方向,人也要在事实改变以后修正自己的认识。柏琳能提供的经验,只有接受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继续行动。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