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早春时节，大本钟的钟声照例响彻泰晤士河畔。当游客们举着手机对准威斯敏斯特宫的哥特式尖顶之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座宫殿深处的权力规则刚刚完成了最后一块民主化拼图——凭借血统坐在上议院红皮椅上的世袭贵族，即将全部被请出议会。

前不久，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签署御准文书，《上议院（世袭贵族）法案》正式生效。根据法案，目前仅存的92名世袭贵族将在本届议会会期结束时全部离场。英国政府国务大臣尼克·托马斯-西蒙兹直言：“议会应承认才能、重视功绩，绝不应沦为‘老男孩俱乐部’的秀场。”从3月10日上议院放弃反对，到最近国王签署御准，这场关于世袭特权与民主原则的博弈在数日内完成最后一击。然而，这只是上议院改革史的最新一页，这场博弈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追溯源头，英国上议院的渊源可追溯至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1066年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这一机构演变为国王的封建宫廷。1215年《大宪章》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成为立宪史的里程碑。1341年，议会正式分化为贵族院与平民院，上议院成员均为世袭贵族或宗教领袖。1544年，“上议院”名称正式启用。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上议院权力曾凌驾于下议院之上，拥有财政提案权与司法终审权。土地、头衔与立法权三位一体，构成了英国社会秩序的基石。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新兴资产阶级向土地贵族发起挑战。1832年，在国王扬言增封贵族的压力下，上议院被迫通过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选民由40多万增至80多万，上议院一家独大的时代开始动摇。而1911年的《议会法》则是致命一击，自由党政府与上议院陷入宪政危机。法案通过后，上议院丧失了否决拨款法案的权力，只能将公共法案延迟最多两年（1949年缩短至一年）。自此，下议院成为权力中心，上议院退居“覆审”角色。

尽管权力大为削弱，上议院在英国宪政史上仍不乏高光时刻。凭借成员的专业素养和政治独立性，它多次发挥了制衡作用。2005年，政府反恐法案赋予内政部过大权限。上议院连续两天否决该法案，规定限制令必须由法官裁夺，充分展现了“宪法防火墙”的价值。2017年脱欧进程中，上议院以358票对256票通过修正案，要求在脱欧法案中保障在英欧盟公民的权利。这是政府提交脱欧法案以来首次受挫，为动荡的进程注入了法治保障。此外，上议院长期担任英国最高司法终审法院，由“上议院高等法官”行使终审权，直至2009年最高法院成立。

然而，上议院最顽固的特权世袭议席，直到20世纪末才真正被动摇。1999年，工党首相布莱尔发动了一场地震式改革，取消了667名世袭贵族的席位，仅保留92人留任。改革半途而废，留下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这92名凭血统进入议会的白人男性，平均年龄近70岁。英国成为全球唯二在立法领域保有世袭议席的国家，另一个是非洲南部的莱索托。批评声浪从未停息，但改革长期停滞。

2024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首相斯塔默接过了布莱尔未竟的改革接力棒，提出彻底清除剩余92个世袭席位的法案。为了打破保守党世袭贵族的冗长阻击，工党与反对党达成了一项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交易：政府向部分即将离任的世袭贵族授予“终身贵族”头衔，以此换取他们放弃世袭特权、平稳退出。这项被称为“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议会改革”的法案，其最终落地的姿态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以新头衔换取旧特权的戏剧性收尾。

世袭议席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上议院改革的终点。恰恰相反，这场改革更像是一个新的起点。工党政府已明确表示，未来希望建立一个“更能代表英国社会”的第二议院，取代现有的上议院，但相关改革预料仍需长时间讨论与推动。从终身贵族的退休年龄上限设为80岁，到逐步引入更具代表性的任命机制，上议院仍在转型的道路上蹒跚前行。

英国上议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主对特权的漫长胜利史。当最后一批世袭贵族在本届议会会期结束时走出威斯敏斯特宫的红厅，一段延续七个多世纪的章节将正式合上。正如托马斯-西蒙兹所言：“这项改革终结了一项陈旧且不民主的原则。”游客们或许不知道这些细节，但大本钟见证了一切。那些仅凭姓氏和血脉就能参与立法的时代，已经永远留在了历史档案里。这座古老的建筑，将继续见证民主制度在妥协与进步之间的漫长跋涉。

文/向长河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