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菩萨像

印度德里顾特卜塔

一本纪录片导演的新书《犍陀罗行记：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出版后，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在阅读之际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回声感。书中谈理想、谈拍摄、谈考古现场的质感，而我脑中却不断浮现另外一群人，那些已经被历史叙事吞没的女性身影。她们曾穿梭在犍陀罗的废墟之间，在塌陷的石窟里翻找写本，在尘土飞扬的田野里记录造像壁画；她们翻译、书写、清点、解读，甚至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极其关键却从未被充分承认的角色。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她们不是英雄，却也不是旁观者；不是主角，却从未缺席。但为什么，我们谈犍陀罗谈了一百年，却从没认真谈过她们？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在阅读后我想到的首先是一位著名犍陀罗考古学者的妻子，以及一句颇具象征意味的话。她在晚年回顾这一生时说：“我不过是嫁给佛陀的女人。” 这句话既带着戏谑，又隐含双重指涉，既是对学者丈夫事业的肯定，也诉说了女性在历史叙事与学术研究中长期被遮蔽的处境。

问题随之而来，那些真正与佛陀同行的人，那些陪伴学者、记录文化、跨越山河的女性，她们是否也“嫁给了佛陀”？如果她们确实存在，为什么她们的故事没有留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我之所以想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在书中看到作者以女性影像工作者的视角展开的追寻与跋涉；而我又因多年来在犍陀罗地区的田野实践、与当地考古学者的同行，以及与宫治昭、杭侃、纳西姆汗等前辈老师的对话，不断遇到这些被忽略的名字。于是，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在当下重新整合这些散落的史料碎片，这些女性可能永远不会被写进完整的犍陀罗史叙述中。我想做的，便是在这些故事彻底消失之前，拼凑出几段本不应被忘却的女性足迹，补写犍陀罗研究与影像史中“她们” 的一面。

中亚与犍陀罗历史中消失的她

犍陀罗（Gandhāra）位于今日巴基斯坦西北、阿富汗东南一带，是佛教、波斯、希腊化文明交融的复合文化区域。历史上，佛陀本人未曾涉足此地，但佛传故事、佛陀前世本生、菩萨行迹却以极其丰富的形式在这里繁衍，成为整个佛教美术的表现基础，并进一步传播到中国石窟寺等东亚地区。这片土地因佛教艺术闻名，也因近代欧美考古的推进而变得复杂。然而，当我们谈犍陀罗，谈考古史、艺术史、探险史时，一幅奇怪的画面浮现：我们的叙事为什么总是从男性开始？为什么总是以 “探险家”“学者”“大师”为主角？为什么女性的身影总被封存为某某夫人、某某助手，甚至被简化为“随行人员”？

追根溯源，法国在犍陀罗的考古事业，兼具学术性、情感性与文学性，在国际关系、博物馆史中堪称独特。1922 年，阿富汗建国初期，在现代化改革的背景下向法国寻求文化与教育援助。当时阿富汗历经三次英阿战争，对英国学者有所忌惮，而犍陀罗是边境缓冲地区。彼时的阿富汗急需国际力量培训专业人员、建立现代文化教育体系，而法国以“东方学” 传统与考古实践的 “文明导师” 身份著称，成为阿富汗最希望合作的国家。于是，法国派出考古学者富歇（A. Foucher）前往喀布尔商讨，双方随即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从1922年至1952年，法国将在阿富汗境内享有独家考古权。这份协议在犍陀罗考古史上影响巨大，被视为法国学术外交和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从此犍陀罗研究被英法分置为两个部分。然而，如果不把目光投向富歇夫人巴赞（Bazin Foucher），这段历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许多人不知道，真正促成协议顺利签署的人之一，正是富歇的妻子巴赞：她通晓波斯语，能为谈判担任翻译，且熟悉当地民族文化习俗，能够缓和外交紧张。她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建立信任，绕过英国政府势力和学者的阻拦，让法国考古从政治敏感的处境走向合作稳定。而富歇本人许多关键时刻的跨文化决策，正是在她的参与下完成的，但她的名字，却从未进入主流考古史的叙述。如果没有她，这段法国与阿富汗之间的文化桥梁是否能够搭建？她为什么最终只能以开头那句 “嫁给佛陀的女人”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富歇夫妇开启了一种模式，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法国阿富汗考古代表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夫妻考古搭档”形式。此后，考古队中的戈达尔夫妇（A.Godard）、哈金夫妇(J.Hackin)、格 瑞 斯 曼 夫 妇（R.Ghirshman）、卡萨尔夫妇 (J.M.Casal)等纷纷涌现。在艰苦的野外工作环境和危机四伏的极端排外氛围下，许多被派往当地的学者都带着妻子同行，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妻子不仅是随行者，更是真正的科研参与者。她们是怎样的存在？戈达尔夫人（Yedda）以水彩临摹记录巴米扬石窟，是最早的石窟壁画影像记录者，若没有她留下的水彩作品，我们今天对于巴米扬壁画的色彩认知可能是残缺的。哈金夫人（Ria）则在考古之余，从事阿富汗神话与民俗学研究，拍摄了大量田野影像，与阿富汗学者合作出版民族志；她采集的影像虽在战乱中大量遗失，但现存部分仍是今日研究阿富汗民俗的重要资料。格瑞斯曼夫人（Tania）参与贵霜城市考古和白匈奴墓葬发掘报告的撰写，工作一直坚持到二战全面爆发。卡萨尔夫人（Geneviève）发掘了青铜时代遗址，准确辨识出与印度河文明相关的早期陶器，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

但问题依然没有改变：这些犍陀罗探源工程的壮举，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其实是由一群夫妻共同完成的。女性考古学者的成就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直到近些年才被重新评估。

欧洲女性的另一种观看

18世纪的“壮游”、19世纪英国的 “风景旅行”、20世纪殖民体系下的全球交通改善，让欧洲形成了一种“通过旅行来认识世界”的文化。然而，这种传统几乎完全建立在男性的经验之上，欧洲旅行文学是典型的男性传统。但在女权觉醒、交通改善、帝国扩张的背景下，欧洲女性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亚洲，进入犍陀罗，进入那些“历史尚未准备好接受她们”的地方。她们所记录的世界，与男性笔下的世界往往截然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瑞士搭档艾拉・梅亚特（Ella Maillart）和安娜玛丽・施瓦 岑 巴 赫（Annemarie Schwarzenbach，1908-1942年）。

1939—1940 年，两位女性驾驶汽车从日内瓦出发，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北部，再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英属印度。以女性之身抵达当时极少有欧洲旅行者涉足的地区，她们是首批独自穿越阿富汗和犍陀罗的欧洲女性。在阿富汗，她们参观了哈金夫妇的考古现场，甚至短暂参与发掘工作，协助整理部分文物。

艾拉比施瓦岑巴赫年长10岁，早年她以战地记者和旅行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旅途中，艾拉用16毫米彩色胶片拍摄了阿富汗游牧民的迁徙，记录下城市与乡村部落的巨大差异。她敏锐捕捉社会变迁，理解阿富汗现代化的阵痛。后来，艾拉在孟买公开放映了自己拍摄的 16 毫米彩色纪录片《边疆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Frontier）；多年后，艾拉回顾这段旅程，以清醒的视角写下了记录此次行程的著作《残酷之路》（La Voie Cruelle），书中饱含深刻的女性观察，这本书献给了已逝的旅伴施瓦岑巴赫，这次旅程也因这本书而声名渐起。

施瓦岑巴赫则以摄影与报道著称，一生中约有300篇文章发表在德语区的杂志和报纸上，是瑞士纪录影像的重要开拓者。她年轻、敏感，政治立场鲜明，也是少数公开反法西斯的女性记者。为了方便旅行考察，她在德黑兰与法国外交官假结婚，取得法国外交护照。她对阿富汗与中亚考古抱有浓厚兴趣，曾数次参与田野发掘，却因车祸与抑郁症等原因最终早逝，未能在研究之路上走得更远。但意外的是，在她去世后，涌现出许多纪念她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两人最终留下的作品，成为连接公众认知与考古现场的另一种知识形式，一种并非由学院权力主导，而是由女性经验与身体实践构成的“替代档案”。二人驱车千里跋涉留下的影像与日记作品，与当时男性的“探险家叙事”截然不同：她们并非去征服地理，而是与地方建立联结。

如果说古代犍陀罗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希腊和印度文化的混血儿，那么这类写作和影像为我们理解 20世纪初的阿富汗、犍陀罗及其部落民族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让我们看见了与专业考古报告不同的犍陀罗——一个带有情绪、矛盾、迷惘与自我投射的文化空间。她们看到的不再只是古迹文物，还有普通女性、儿童，是宏大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缝隙和真实生活。她们的作品和英国推理小说家阿加莎的作品一样，填补了海外考古与大众认知之间的空白，这是一种真正的“女性档案”。

女性能改变世界吗？

近代犍陀罗考古与美术研究中的女性贡献需要重新评估，尤其是现代纪录片创作中，女性导演以敏锐的感受力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犍陀罗的真实历史，从来不只是诗情画意、壮怀激烈，还充满欺诈与误读的言语、荒诞的流亡者、冒牌外交官、宗教掮客与政治投机者，这些题材还有很大的艺术创作空间。

那么，为什么文本历史中的女性与艺术活动中的女性如此不同？这是否揭示了另一种知识结构：“文本记忆”由男性掌控，而“艺术赞助”由女性承担？问题因此变得尖锐：既然女性在文化实践中如此重要，为什么她们在历史书写中如此渺小？

那些嫁给佛陀的女人，那些与佛陀同行的女人，那些被世俗遗忘、被历史忽略的女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回到这段历史之中。十年前，导演刘海燕扛起摄影机，从犍陀罗走进文明深处，她用影像记录前辈学者的故事，也记录田野间的日常、边境上的生活、社会动荡中的人与物。她以女性的身体和眼睛、女性的直觉和行走，用理智而又感性的镜头，去补拍那些被忽视、被遗忘、被遮蔽的领域。她的问题并不宏大，却最为根本：在一个充满裂缝与“草台班子”的世界里，女性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真实？十年之后，世界仍在上演同样的戏码，但她留下了自己的影像和文字，也留下了自己的回答和足迹。

女性能否改变世界？至少她们改变了记录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我理解世界的方式，而这，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

文/邵学成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