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伊斯坦布尔，住的海边老房子竟然没有电梯。我们的三个大箱子，沉得像装了石头。老板是个黑而壮的年轻人，卷着袖子说“我来”，没等我们搭手，已经把最大的那个扛上肩。楼梯窄，他侧着身，一步一顿往上挪，爬上七层楼，后背的汗已经把衣服渗湿。到房间放下箱子，他摆摆手说“没事”，转身又往下走，接着搬第二趟、第三趟。

去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船刚开，穿白衬衫的服务员就端着托盘过来，咖啡、红茶、切好的苹果块，一样样往船头的小桌上放。我赶紧摆手，以为是收费的，他却笑着用手势比划“免费”，又给邻座的老人续了茶。海风把船帆吹得鼓鼓的，服务员来来回回走，谁的杯子空了，立刻添满。

船上遇到个坦桑尼亚姑娘，穿亮黄色连衣裙，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白牙。女儿和她聊起来，才知道她是空姐，攒了十天假，一半来伊斯坦布尔看海，一半回坦桑尼亚陪母亲。她翻出手机里的结婚照，挪威老公站在她身边，高她一个头，笑得憨。“他说等我退休，就去我家乡盖个小房子，种芒果。”说这话时，阳光正好落在她脸上，亮得像镀了层金。

从欧洲区坐地铁去亚洲区，在站台绕了三圈，还是分不清方向。问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听不懂我们的话，皱了皱眉，掏出手机查路线。比划了半天，见我们还是懵，干脆拉着我们往站台走。他要去的方向明明相反，却一直把我们送到候车的地方，指着电子屏上的到站时间，又拍拍我的胳膊，才转身往回跑，背影很快融进人群。

小镇午餐，服务生给每人端来一杯冰水，只有女儿面前的杯子冒着热气。她那天确实感冒了，鼻音重，但没说过要热水。服务生指了指女儿，又做了个“喝”的手势，咧开嘴笑了。女儿捧着热杯子，说：“他怎么看出来的？”

傍晚，女儿买橘子汁，掏钱时才发现钱包落在民宿了。小店老板是个留胡子的大叔，摆摆手让她先拿走，说“明天来给就行”。晚上我去付钱，他正收拾摊子，塑料布卷了一半。听我说来付钱，他连连摆手，推着我的手往回走。

没过两天，女儿感冒加重，咳得厉害。找民宿房东帮忙，他立刻打了个电话，很快来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圆脸小伙，知道我们要去医院，没往私立医院带，径直开到镇上的公立医院。他帮我们找到挂号处，才开车走，临走前还回头喊“别担心”。

回伊斯坦布尔后，特意去看纯真博物馆。帕慕克的书我出发前翻了好几遍，可第一趟赶上周一闭馆，第二趟忘带钱和卡，第三趟才终于进去。馆里灯光暗，玻璃柜里摆着旧纽扣、褪色的情书，像走进了别人的回忆里。

这次住的酒店，房间小，女儿在前台随口提了句。当天晚上，经理就来敲门，手里拿着手写的致歉信，说换了间大房，还送了瓶红酒。信上的字歪歪扭扭，却看得人心里暖。

离开那天，在机场提错了箱子。真正的主人找来了，是个穿蓝色短袖的土耳其小哥。我窘极了，准备挨一顿臭骂。他从我手里接过箱子，抬头冲我笑，说“sorry（抱歉）”。我愣住了，明明是我弄错了。

二十天的路，记不清看过多少古迹、多少海景，却总想起那些瞬间：搬箱子的年轻人的汗，送热水的服务生的笑，酒店经理的信，机场小哥的那句抱歉……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风景，而是风景里遇到的人，和他们递过来的那点暖。

文/施崇伟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