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胡宗刚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这段历史我在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这本书前闻所未闻。当时，西南联大、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团体已进入公众视野且热度不减，为何同一时空下，战火中的“静生所”及生物学家们却少有人知？

我作为编辑接手这本书，除了常规的编辑校对与封面调整之外，也得以有机会与作者胡宗刚交流，阅读他写作的相关书籍，近距离感知“静生所”与栖身其中的众多科学家的事迹和温度。这时，我也更深入知晓《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一书，原是作者要完成的“中国近现代生物学机构史”版图的一部分。作者胡宗刚20世纪90年代供职庐山植物园以来，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庐山植物园、华南植物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等机构史的撰写，他通过不断的书写告诉国人，不应遗忘中国生物学是靠着怎样的一些人和机构走到了今天。

中国的生物学很长一段时间发展缓慢，主要是以文字考据为主体的中国本草学研究。其后，西方传教士一度带来自然科学知识，但甚少契合国内的生物物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生物学机构采取科学方法对本土生物进行调查和整理，才步入现代生物学阶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

1928年，动物学家秉志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北上成立生物调查所，冠以“静生”二字，以纪念病逝的教育家范源廉（字静生）。同一时期，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1928年）、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1929年）相继设立，它们日后都是生物学界的机构楷模。不同之处在于，“静生所”是依赖企业家捐助等资金维持运转的民办机构。

短短几年，“静生所”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生物研究的重镇，鼎盛时期研究人员达40名，并多次前往四川、云南等地采集植物。然而好景不长，因国内时局动荡、战乱频发，“静生所”面临经费紧张的困境，但得益于胡先骕的远见和同仁的支持，“静生所”先后勠力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后迁丽江设工作站继续）、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38年）、与中央工业试验所合办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1939年），使得薪火不断。更令人难忘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秉志（“静生所”首任所长）在被困上海八年、照顾病重夫人的同时，亦能持节不变化名蓄须，潜心动物学的研究和著述。

战后，胡先骕北上为恢复“静生所”而奔波，但难以办成。最终，“静生所”及在各地创办的机构及多达20万份的植物标本，于1950年并入中国科学院系统。

回望静生生物调查所的20余年，其坚持的采集标本、分类定名的研究模式，如今看来博物学底色浓厚，属于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中国生物学发展至今已步入“分子生物学”时代，蛋白测序、基因编辑等前沿研究手段日新月异，但“静生所”奠定的植物分类学标准仍是国内植物生物学的基础。胡宗刚先生撰写的这一本《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作为生物学史所承载的人文价值及先贤的治学均值得传承。

最后需提及的是，“静生所”的两任所长秉志和胡先骕在三年内先后病逝，在胡先骕去世四年后，他与郑万钧在1946年发现的“活化石”水杉种子经如今的国家植物园引种繁殖，栽种百余株于香山樱桃沟。半个世纪过去，水杉林已是一片葱茏景象，令游人流连忘返。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国家植物标本馆里，还安放着“静生所”的20万份植物标本。

文/王辉（广东人民出版社）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