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指渤海）、碣（指碣石山，今北京西山）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在《史记》中，司马迁这样提到今天的北京。

如果听不太懂，可品味朱熹的话：“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他的结论是：“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今北京）。”

从司马迁，到朱熹，再到元明清三代皇帝，为何都看好北京？彼此相隔数千载，是什么统一了他们的想法？

法国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短时段看个人与事件，中时段看政治制度与经济，长时段看地理气候、文化传统等。中国古人有着类似思想：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北京最宜定都，因它在地理上犹缩小的中原，由此养育出“多元一体”“一统多元”的文化共同体，与中原文化同构——看懂了北京，也就看懂了中国。

遗憾的是，言“老北京文化”者往往只能追溯到金中都，看不到它与商周时蓟文化、燕文化的关联，止于地方性知识的挖掘。

如何找到一个线索，将三千多年的历史串联成整体？如何将地方性知识提升为通用型知识？这需要方法上的升级。在这本《北京城的历史密码》（华夏出版社，2025年8月）中，作者王光镐先生以专业考古学术积累，做出新尝试。

老北京究竟有多老

北京何时建城，史书说法纷纭，仅极少数作者意识到，北京有两个源头，一是燕，一是蓟。

1973年起，考古工作者对北京房山琉璃河古燕都遗址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发掘，才揭开燕国之谜。据《史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从考古看，此说或误，因遗址中最早的灰坑内发现刻有“成周”二字的甲骨，后又出土“成周”铭文，说明燕都始建于周成王。封召公奭（音如适）于燕的不是周武王，而是他的儿子周成王，封的理由也非灭纣有功。

周成王时，纣王之子武庚率殷遗族叛乱，失败后“北奔”，召公奭奉命追击，在山东梁山，清道咸时出土7件商周青铜器，6件与召公奭及其后人有关。说明召公奭曾率兵到过那里，他继续向北，直追到燕，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建城，驻军备边，并安置投降的殷遗民。

在燕都遗址中，发现了墓地，北半部归殷遗民，南半部归周人，界线清晰，葬俗不同：周人几无人殉，殷人多人殉，以童男女为主；周人随葬车拆毁后掩埋，多在主人墓北，殷人整车入土，多在主人墓南；周人墓无腰坑，殷人有腰坑，多以狗殉……

周人作为战胜者，尊重了殷遗民习俗，致双方和平共存。墓地中的殷遗民墓远多于周人墓。

燕都是最老的老北京吗？考古发现表示：并不是。

据《礼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蓟国在封燕国之前，且属“褒封”，意思是原本有此国，封一下表示尊重。说明商代已有这个“黄帝之后”的蓟国。

在北京牛栏山金牛村的西周早期墓中，出土了觚、爵组合的青铜器，它们是酒器，属“商礼”，周刚建国便厉行禁酒。燕王是周宗室，不敢违规，该墓应属蓟国，竟向北推进这么远，可见蓟国控制面积不小。据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推断，蓟国的都城在今广安门到和平门一带，“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在这一带，考古发现大量古陶井，最密处，6平方米内有4口，说明曾住许多居民。

蓟城的确切方位还没找到，如侯仁之先生推断正确，则直到金中都时，老北京城的基本形制无重大改变，元代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又筑新城，但金中都仍发挥着城市功能。明代将两城并为一体，古蓟城的影子一直保留下来。翻开世界城市史，老北京城的连续性绝无仅有。

“多元一体”成了文化底色

由此带来疑问：老北京为什么不换个地方重建？因为蓟城的条件实在太好了。

对比燕都和蓟城即知：蓟城用水方便，不易受淹；燕都则在大石河下游，逢雨季便有水患。蓟城地处交通要道，三面环山，南面是开阔的华北平原，自古就是交通枢纽；燕都只是中原北上的必经之地，不是通达各方的交通要冲。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蓟城往北的军都山一带是各游牧人群活动之地，不同文化在蓟城交汇，燕都偏僻，胡人南下攻齐，都不用经过它。

在军都山，考古人员先后发掘、清理了594座山戎文化墓葬，出土文物近7万件，其中青铜器便有1.7万余件，距今至少2500年。

在燕都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复、攸、堇、伯距、圉等异族首领的名字，燕国的周人与他们亦和谐共存。但蓟城的地理优势不可替代，欲长治久安，必争地理先机。约春秋早期，蓟国消失，燕都迁至蓟城。从考古看，燕都中后期迅速衰落，说明居民纷纷迁走。

有学者认为，蓟国被燕国所灭，本书作者则认为，蓟国可能是在北方游牧人的冲击下迁往中原，燕国趁机占据蓟城。

燕国入蓟城，是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参考李硕先生的《翦商》可知，周朝用人文精神替代了商朝的残忍信仰，使尘世生活远离鬼神世界，促成华夏文明的新生。这种新价值体系以其宽容、温和、善意和人道精神，被人们广泛接受，而它与地理优势结合，立刻释放出巨大能量——自春秋起，数千年风吹雨打，“多元一体”“一统多元”一直是北京文化的底色。

以唐玄宗末期为例，北京是“安史之乱”中心区，长期被胡将掌控，但从考古发掘的40多座唐墓看，与中原唐墓基本一致，即“墓内多出土墓志，绘有壁画，壁画中多见牡丹花、十二生肖图案”，甚至叛军头子之一、突厥人史思明墓也使用了斜坡墓道、玉册等中原葬式。

唐代灭亡后，中原战乱，辽代长期占据北京。契丹人有死后归葬塞北的习俗，北京地区辽墓却仍都是汉人墓，从墓室构造、壁画风格、随葬器物看，均有中原文化特色。金灭辽后，17位帝王葬在北京，他们依据中原葬式，大改旧俗，从“无棺入殓之具”发展为木棺、石棺并用，不再“生焚所宠奴婢”，墓志流行，陪葬品渐丰富……金代中后期皇帝多通儒，甚至有“金以儒亡”之说。

北京一直在成长

回看历史，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到了北京，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迅速缓和，从对立变成合为一体，不同特色均被吸纳，成为共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代文化个性鲜明，可明儒编修《元史》，称忽必烈“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今天北京城的结构就是元代确立的，被马可·波罗赞为：“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其实唐代白居易曾写道：“万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京城仍在传统的延长线上。

北京这种神奇的化功是如何修炼成的？在本书作者看来，至少有两点。

一是出奇的幸运。

历史上毁于战火的名城无数，可唐末战争、金灭辽、元灭金、明驱元、清灭明等，都没给北京造成毁灭性破坏。

地震也是名城的死敌，清康熙十 八 年（1679年），北京遭8.0级大地震，叶梦珠在《阅世篇》中 记，地 震 时“声如轰雷，势如涛涌，白昼晦暝，震倒顺承、德胜、海岱、彰仪等门，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北海白塔开裂，德胜门等地裂深沟，全城倒塌房屋1.2万余间，北京却挺了过去。

二是北京一直在成长。

如书中所说，北京的地位和作用是由低向高不断攀升的，呈连续递进态势。从初期邦国（蓟国）之都，到诸侯国（燕国）之都；自秦统一至契丹占领的约1100年间，它是中原王朝的东北首府；此后又成为辽金陪都（前后215年，城市地位、功能与建设均获提升），终至中华帝都（从元朝起，成大一统王朝之都）。北京始终面临挑战，它的活力因此被不断激发出来。

北京惊人的持续力，匹配于中国文化惊人的持续力。北京史是缩小的中国史，中国史是放大的北京史。

本书在终篇提出了北京的6大秘密：在持续至今的大都市中，北京城起源最早；不仅起源早，且一直不断发展；持续发展同时，北京城空间位置始终不变；北京城是几千年中不断保持递进发展的城市；北京是东方世界唯一的千年古都；北京是东方文明的集大成之所。

从大视角看北京，比埋头考证一条街的走向、几盘菜的历史更有趣，它不仅让我们看到已失去的，还能看清传统的脉络，明白身为后人应该做点什么。

（唐山）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