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地上的灯——聂鲁达诞辰120周年 暨“聂鲁达诗文集”新书首发式

主办：译林出版社

时间：7月12日

地点：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辑 汪天艾

嘉宾：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赵振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戴锦华

今年是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120周年。这位从遥远的智利走来的诗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在上世纪20年代抵达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两度到访中国，与萧三、丁玲、艾青等当代作家结识。

对聂鲁达的译介，中国有过两次热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对其政治抒情诗的翻译，另一次当属上世纪80年代对聂鲁达贯穿一生的爱情诗的重新发现。近年出版的多个《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译本，也足见国内读者对聂鲁达情诗的喜爱。

左起：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徐海、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智利驻华大使毛里西奥·乌尔塔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汪天艾、智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威安•多特

7月12日，在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译林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主题纪念暨新书“聂鲁达诗文集”发布活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赵振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进行对谈，他们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辑汪天艾博士担任主持人。他们三人分别结合翻译、阅读、图书策划的经历，回顾这位“情诗圣手”“田园诗人”“人民的诗人”漂泊激荡的一生，述说不同时期聂鲁达在国内形成的阅读盛况，以及重读聂鲁达作品时的个人感受。

聂鲁达继续在他热爱的世界上游荡

汪天艾：7月12日，是聂鲁达诞辰120周年的日子。120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刚好是两个甲子，它的意义不亚于百年。我们可以看到，聂鲁达的生命其实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线性时间，进入了一个不断回环上升的、非常美妙的时间之外的境地。

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中，我的老师赵振江翻译了《在我热爱的世界上游荡：聂鲁达诗选》，青年译者陈拓翻译了《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通过这两位译家的笔触，我感到聂鲁达仿佛已经渡过了生死或者时间这条看不见的河流，继续在他热爱的世界上游荡。

今天有幸请到赵振江老师和戴锦华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和聂鲁达的故事。我们先请各位老师谈一谈和聂鲁达的渊源吧。

赵振江：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我和戴锦华老师已相识多年，早在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的两个研究生成为她的博士生，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除去在北京大学教书以外，我这几十年主要从事的就是西班牙语诗歌的研究和翻译，翻译大概占去了我90%的业余时间，现在我每天翻译五个小时。

我很早就开始翻译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了。米斯特拉尔可以算作聂鲁达的老师，而且他们都生活在智利的特木科这座南方城市，他们最早发表作品都是在这里。

聂鲁达曾经三次来华。在外国诗人中，他对中国诗歌创作界的影响应当说是最大的。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孙玉石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入学的学生。有一次，他和我说他们那级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大家伙会一起朗诵《伐木者，醒来吧》。由此可以想象聂鲁达在当时的影响力。

我是1959年才上北京大学读书的，我本来考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外语系要走了。我一开始学了一年半法语，后来又改学西班牙语。所以，通过学习西班牙语，我更多地了解到了聂鲁达。关于翻译智利的诗歌，我首先翻译的是米斯特拉尔，被收入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后来，云南人民出版社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中，我和张广森合译了聂鲁达的《漫歌》。

大自然和爱情，聂鲁达诗歌中的重要主题

赵振江：对我来说，聂鲁达的诗是常读常新的。现在我一边翻译，一边觉得自己随时在与诗人交流，而且是在受教。聂鲁达的一生是非常丰富的，这是成就一位诗人的因素。聂鲁达是一位天才诗人，他的父亲是铺路司机，他刚生下来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但是继母对他非常好，所以他于1915年11月写的第一首诗是献给他的继母的。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他在十九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二十岁出版了奠定自己在智利诗坛地位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诗人。

聂鲁达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不写诗，我十岁左右就成为诗人了。”他说虽不写诗，但是生活环境影响着他，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他。大自然和爱情，是聂鲁达诗歌中的两个重要主题。

1927年，聂鲁达进入外交界，被派遣到了亚洲，首先是缅甸，然后是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之前，聂鲁达创作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和第二卷，他当时是非常困惑的。1936年，聂鲁达任智利驻西班牙领事，经受了西班牙内战的洗礼，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在这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的价值观、思想、政治立场也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彻底地站到人类的大多数——广大的劳动群众身边。他后来创作了《漫歌》，这本诗集大概有一万五千行，他从“哥伦布到美洲”开始写，一直写到自己创作这首长诗的时候，甚至写到了自己的遗嘱。在翻译或者审校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也在亲身经受一场教育。我个人认为，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如果能把《漫歌》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一遍，会对拉丁美洲现当代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

聂鲁达与中国青年在一起

重读聂鲁达，让我们再一次与20世纪相遇

戴锦华：大概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我始终保持着对于整个西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关注。我也去过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但还未到过智利，我希望今年能踏上智利的土地。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诗歌在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今天难以想象的重要位置，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所以在当年，我们最早读到了聂鲁达。最初，于我而言，聂鲁达是与大地、与劳动者之子、与人民、与激情、与革命连接在一起的。一直到我成年之后，经由赵老师和他送给我的学生，我才开始更深地了解到一个与爱情，与语言，与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秘密、语言无限的潜能和它的限定性相关的聂鲁达。

曾经，聂鲁达的形象对我来说，是并列在诸如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人、革命者一边的，直到很晚我才意识到他作为一位诗人，在文学的意义上，具有美丽的、超越时间之外的价值。

我是经由赵老师才知道，中国西语系的创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古巴革命的成功，因为国际外交和政治的需要，赵老师他们就被从法语系抽调到另外一个专业去，由此中国今天才有了如此庞大的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脉络。

如同赵老师所说，今天重新拿到这套诗文集的时候，我更清晰地意识到《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一百年前的，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发现。当重新读这些诗的时候，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今天我们纪念聂鲁达、重读聂鲁达，我们同时也是在叩访20世纪史，叩访一个迄今为止没有与之相仿的百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读聂鲁达的漫游、聂鲁达的创作，读他的诗情和激情，我们感知着他作为诗人、作为外交家、作为政治家、作为战士、作为革命者的同时，事实上是让我们再一次与20世纪相遇，再一次从20世纪当中汲取到生命和爱的力量。

聂鲁达在匈牙利｜来源：智利国家图书馆

无论用什么语言读聂鲁达，都依旧会被他打动

汪天艾：刚才赵老师和戴老师都有谈到，其实很多上一代的中国读者接触聂鲁达是先从他的革命诗歌、政治诗歌、社会诗歌开始，然后再重新发现聂鲁达，发现了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那么对于年轻一代的读者而言，聂鲁达最出圈的应该就是这本情诗集，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又慢慢地追溯出了他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也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这次文选的编纂工作中。这本文选里的作品大部分是他在经历西班牙内战后写的，也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的作品。这些都是第一次在国内翻译出版，有很多文章是《聂鲁达全集》中收录的原本散佚的部分，之前没有被放在任何一个独立的集子里。对我而言，聂鲁达代表着广义的同志情谊，这是大爱，他既爱具体的人，也爱他的国家、他的西班牙朋友。他的革命性与他的爱情，其实是相通的。

译者陈拓老师翻译得非常好，如果大家读了这部文选中写西班牙的部分，就会看到他悼念加西亚·洛尔卡和安东尼奥·马查多的文章。我们能感觉到他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没有救到他们。这两位西班牙的知识分子是在内战第一年和最后一年分别遇害的，他们都没有活过西班牙内战。聂鲁达在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到拉美避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救到洛尔卡和马查多这两位好朋友。大家可以在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这种情谊，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普世的国际主义。

2023年是聂鲁达逝世50周年，我们在西语里经常会说一位作家去世50年就是“50年没有他的声音”。这个世界在没有了聂鲁达的声音之后的50年，我们还是可以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诗歌当中读到他是相信爱可以高于一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超越时间的。不管是哪一代的读者，用什么语言读到聂鲁达，都依旧会被他打动。

聂鲁达认为诗人也是普通的劳动者

赵振江：以前，我们主要介绍聂鲁达的政治抒情诗，比如会介绍《伐木者，醒来吧》，但是不会介绍《二十首情诗》。尽管《二十首情诗》最后都汇成了《一支绝望的歌》，就是他给自己心仪的两位姑娘写的情诗，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回应。但我现在再看《二十首情诗》，我觉得就是“真、善、美”，他写得非常真实。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聂鲁达诞辰120周年，重新把聂鲁达作全面的介绍是非常有必要的。

聂鲁达一生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在西班牙内战以后，智利给聂鲁达一个特殊使命，就是营救被法西斯迫害的共和国战士。聂鲁达找到了一条船，大概有近2000名在法国和北非的法西斯集中营当中的共和国战士或者革命人士，被他营救到拉丁美洲。聂鲁达的一生，从1936年发生转变以后，直到去世，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可以说初心不改。比如《漫歌》当中他写到了渔民、农民、矿工，一直写到他自己的遗嘱是将来要把他的《黑岛》交给智利共产党。他写《漫歌》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正处于“地下”，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躲藏到另一个地方，很多农民、矿工，都掩护他、帮助他。我觉得这个经历对于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不光聂鲁达，包括像智利的诗人米斯特拉尔、巴勃罗·德·罗卡，尽管巴勃罗·德·罗卡和巴勃罗·聂鲁达，这两位巴勃罗是冤家对头，但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站在了人类的人性的高度上。比如，米斯特拉尔把她自己第二本诗集《柔情》的版权赠予了西班牙内战牺牲的战士们的孩子。她自己没结过婚，也没有小孩，但是她的诗歌从情爱到母爱到博爱，都在大爱之上，不断地升华。聂鲁达说诗人应该走向奥林匹斯山，诗人也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都充满着情怀，他们都是那么爱自己的国家。

聂鲁达故居沿街墙上的漫画｜赵振江摄

中国和智利，两个遥远的国家有着连接

赵振江：聂鲁达在亚洲做外交官的时候，举目无亲，而且他在各个地方所见到的满目的荒凉、破败，官员的腐败、堕落，他非常痛苦。而当时的诗坛上又全是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绝对主义的创作潮流，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此转换，他自己也不知道写诗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向，他是很困惑的。所以我们看《大地上的居所》的前两段，我这里面选的几首是他1936年以后的诗歌，占主要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位诗人从很困惑到很明确的路径。

1945年，聂鲁达当选参议员，同年还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但很快就受到迫害。在1949年逃出智利，被迫流亡，直到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令，他的生活如此起伏跌宕。1954年，是他50岁的生日，世界各地文化名人赶到智利庆祝，其中就包括艾青，艾青送了他一幅齐白石的画，他回赠给艾青一个自己收藏的海螺，这也是一段佳话。聂鲁达第三次抵达中国的时候，是艾青和萧三到昆明去接待的，一直陪着他旅游、参观，直到北京。有时候，我在想中国和智利相隔如此遥远，几乎是世界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国家，但是两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座位是并排挨着的。

我2011年有幸去了智利、秘鲁、阿根廷，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欠智利和秘鲁一笔债，我应当把他们诗人当中最好的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所以今年我刚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巴列霍的诗选，我翻译的聂鲁达诗选也在各大出版社相继面世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