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女性舒适地坐在扶手椅中阅读着报纸,这能够被称为第一幅女性主义绘画吗?我们难道没有期望一些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加激进的作品吗?毕竟在短短一代人之后,妇女选举权运动者们(Suff ragettes)为了争取英国妇女的选举权而进行了高调的斗争,其采取的手段包括公然违抗法律 ,破坏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的一件作品 ,甚至还有一起公开的自杀事件。
在 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巴黎, 玛丽·卡萨特的《阅读费加罗报》(Reading Le Figaro,如图)几乎等同于一种激进的宣言,只不过表达方式相对隐晦。在那个时代,所谓的“体面”女性甚至不能独自外出,更不必说对政治或时事表现出兴趣了。若一位女性试图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世界的变化,她很可能遭遇公开的敌意。
传统文化规范女性要端庄美丽、结婚生子,并通过操持家务支持丈夫。只有工人阶级的女性才被期望自谋生计,也许是作为女佣、厨师,也许是为更富有的人群服务和工作。然而,卡萨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她的母亲凯瑟(Katherine)为原型——并没有扮演传统上人们所期望的主妇、母亲或妻子的角色,而是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当天的新闻。简而言之,她表现得像个男人。
是什么原因促使卡萨特,这位 1874年定居巴黎的美国人,创作出这样一幅突破传统的作品呢?她真的是在有意识地发表女性主义声明吗?当时,“女性主义者”(feminist)一词在法语和英语中都尚未被广泛使用,但巴黎确实是早期妇女权利运动者们的一个中心议题。卡萨特在美国受益于相对开明的女性教育,并来到了一座“新女性”观念初露端倪、妇女在教育和离婚权益方面刚刚得到改善的城市。到了1878 年,她已成功建立起自己作为一名画家的职业生涯,并在知名艺术学院展出了自己的作品。1879 年,她加入了印象派运动,成为仅有的三位女性成员之一。
显然,卡萨特并不畏惧与众不同。虽然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相对传统的肖像画和以母亲、孩子为题材的多愁善感的画作,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她创作了《阅读费加罗报》等几幅更具挑战性的作品,对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质疑。后来,在 1892 年至 1893 年,她受托为芝加哥的一次国际艺术和工业博览会绘制过一幅关于“现代女性”的寓言画。虽然该作品在活动后就被销毁了,但我们知道,其中央图像的标题是《年轻女性摘取知识与科学之果》(Young Women Plucking the Fruits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最后,在20世纪初,当女权主义者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卡萨特成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启蒙之旅,正是从阅读报纸这一简单举动开始的。
珍娜·鲍克 1 的《丹麦艺术家伯莎·韦格曼在画肖像》(The Danish Artist Bertha Wegmann Painting a Portrait,如图)与卡萨特的画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可能就在 1880 年韦格曼(1847–1926)和鲍克搬到巴黎之前。这幅画同样具有女性主义的背景;这是一位女性艺术家为另一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工作图像,因此它明确表达了女性的权力。在画架前工作的韦格曼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其着装体现出与绘画对象相同的社会地位——她身穿的不是艺术家的工作服,而是一件正式而昂贵的缎子长裙。但是鲍克同时强调,在那个时代,女性是被束缚的。我们只从她的背后看到了这位艺术家,而她的绘画对象,一个男人,则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姿态正坐在前方。当韦格曼手持画笔和调色板时,他的手中握着一根马鞭,甚至好像在膝盖上移动着鞭子。他身后的壁炉台上摆放着一尊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的复制品。这是一尊古希腊雕塑,也是最著名的女性美的理想化象征之一。维纳斯并不只是腰部裸露;当其长袍从臀部滑落时,她的裸露是被性感化的。这是一件微型作品,体现出在漫长的艺术历史中,男人掌握着权力的象征,而女人则被描绘成他们凝视的对象。
塔玛拉·德·兰陂卡 3 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约束。她是一名波兰、俄罗斯混血儿,在俄国革命后流亡巴黎。虽然初到巴黎时身无分文,但她的意志十分坚定,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通过她的绘画和个人魅力——逐渐跻身社会上层。兰陂卡著名的坐在一辆布加迪汽车方向盘前的自画像(如图),是由德国时尚杂志《Die Dame》 (女士)委托创作的。该杂志将她描绘成“女性解放的象征”。她确实是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人——与男性和女性都有许多风流韵事——不可否认她在这幅画中展现出的力量和独立性。这是一名坐在汽车驾驶座上的女性,而汽车则是那个时代速度与奢华的象征。(实际上,此处也有夸张的成分;在现实中,她开的是一辆黄色的雷诺) 。
但是,兰陂卡的姿态——她撩人的眼神,红色的嘴唇和从白色皮革赛车头盔中露出的金发——是否因为迎合传统上关于女性之性感的观念而减弱了形象的塑造呢?
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或许如此。然而, 对其他人来说,这恰恰是性感和自信的又一体现。在兰陂卡的时代,她被视为一名享乐主义者以及妇女平权的倡导者。她才华横溢、魅力四射、人脉广泛,却生活在一个充满特权的波西米亚世界法则之下, 几乎没有人能走进这个世界。
露比·洛夫塔斯(Ruby Loftus)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光芒。她来自威尔士南部的兰希勒斯(Llanhilleth),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露比前往纽波特(Newport)的一家皇家军工厂工作,并迅速掌握了工厂中最有难度的工作技术之一:将高射炮后膛上的螺纹加工成型。她在 1943 年为英国艺术家劳拉·奈特 1 的画作模特时一举成名(如图)。该作品由政府委托创作,其目的是在战争达到高潮时提振国民士气,并通过美化人物形象来吸引妇女进入军工厂工作。这幅画曾被选为皇家学院 1943 年夏季展览的年度图像,也曾出现在新闻短片之中,还被作为海报图片在全国各地发行。
这是否算是女性主义艺术呢?同样,这一切都取决于定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宣传,它美化了一项辛苦而肮脏的工作,但同时,它也创造了一项绘画史上的纪录——由一名女性创作,展现了一个历来被认为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幅作品与卡萨特描绘母亲阅读报纸的形象并无太大区别。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