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向列位看官提一个问题：一名宋朝的平民，如果遇上君主御驾出巡的日子，在大街上碰见皇帝，需不需要“扑通”一声跪伏下来迎接圣驾？我们从戏曲、影视、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看到的描述，似乎是必须跪拜迎驾的（就如上图的情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问题，尚未见其他人考据过，这里我就不揣谫陋考证一下，权当抛砖引玉。

图像的信息

以前没有照相技术，要是我们有宋朝皇帝出巡的相片，对宋代平民见到皇帝的情景就一目了然了。不过，以前有图像啊，理论上我们只要找到宋人描绘君主出巡场景的绘画作品，跟看相片也差不多。

存世的宋画繁多，但想找出合适的图像极不容易。宋代最著名的皇帝出巡事件大概是宋真宗封禅泰山，可惜似乎没有表现这一盛事的画作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北宋的《大驾卤簿图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天子南郊祭祀天地的盛大仪仗，是研究宋代舆服、礼仪、兵器、乐器制度的珍贵图像材料，但画面中并无围观的平民，无法拿来证明或证伪本文的命题。

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可以用来说明问题的宋画。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迎銮图》，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图画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绍兴十二年（1142），宋朝使臣曹勋从金国接回高宗母亲韦太后，以及徽宗赵佶的棺椁，韦后之弟平乐郡王韦渊在淮河南岸奉迎銮驾。画面上，除了绘有归宋的太后銮驾、迎銮的宋朝官员，还有夹道驻足观看的宋朝百姓。皇太后的銮驾，尊贵不亚于当今皇帝，但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围观的平民并没有诚惶诚恐跪下迎驾，他们的姿势、神态都相当随意、自然。显然，在宋朝画师的观念中，平民百姓置身于迎接太后銮驾南归的场景中，是可以站立旁观、不必跪迎的。

（南宋《迎銮图》局部）

我应当承认，作为验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迎銮图》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皇帝本人没有在场。不过我又从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宋萧照《瑞应图》找到一幅表现宋高宗赵构出使金营、凯旋归来的图画，图中，一群身穿宋朝服装的百姓正伫立在街边迎接赵构一行入城。赵构使金之时，尚未登基，还是康王的身份。但画家绘图时，赵构已是皇帝，之所以要绘制《瑞应图》，也是为了表现赵构继承皇位乃是天命所归，图卷不厌其详表现了赵构“受命于天”的种种瑞应，却吝于画出几个跪迎未来天子的老百姓。想来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并无太强烈的“跪迎圣驾”意识。

那么有没有讲述现任君主出行的图像呢？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一卷《景德四图》，其中有一张《舆驾观汴涨图》，说的是因汴水暴涨、惊动御驾，宋真宗亲自巡察汴河的故事。我们看那图中，河工正在扛背沙袋、抢修河堤，没有一个人因为皇帝驾到，跪伏迎接。这至少表明，当一位宋朝的画师在表现皇帝亲临民间的情景时，他会认为，画面上并不需要出现一个臣民跪迎圣驾的特写。

还有一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南宋人佚名《望贤迎驾图》，更有助于我们重建宋人迎驾的现场。此图轴所描述者，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咸阳望贤驿迎接自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图像是历史的定格，那么这幅《望贤迎驾图》定格的便是李隆基在唐肃宗陪同下跟地方父老会面的那一瞬间，太上皇、皇帝、卫士、平民百姓，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因此，通过图像，我们仿佛可以回到历史现象，见证皇帝出现在当地父老面前的那一刻。

（南宋《望贤迎驾图》）

从《望贤迎驾图》中，我们看到，当地的老百姓见到李隆基（红色华盖下着白袍的老者）与唐肃宗（白色华盖下着红袍的中年）时，有人激动万分，跪拜于地；有人以手拭泪；也有人对皇帝作揖行礼；有人驻足旁观。不见整齐的队列，没有划一的动作，显然官府并没有统一规划、预先操演。设想一下：为什么南宋的画家不画出地方父老跪成整齐队列迎接皇帝的画面？答案只能是宋人无此观念。因此，我相信，《望贤迎驾图》所表现的便是宋人观念中的迎驾图景：老百姓见到皇帝，可以跪拜，也可以作揖，并无一定之规，官府也不会强制庶民尽严格的礼数。其实这也符合“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教义。

最后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尽管《望贤迎驾图》说的是唐人故事，但图轴是南宋作品（从技法看似出自画院画师李唐之手笔），图中迎驾情景是宋人的历史想象，来自画家生活的宋朝经验。换言之，图像反映的与其说是唐朝的故事，不如说是宋代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宋人绘画蔡文姬归汉的《胡茄十八拍》上可以看到宋朝（而不是汉代）的建筑形制，这是画家不自觉透露出来的信息。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其中“诸侯章”画的是君主与治下百姓路上相遇的情景，老百姓向君主作揖行礼。图册的“孝治章”则描绘了君主接见平民请愿的画面，请愿的民众在拜见君主时，不分男女老少都是行揖礼，并没有下跪磕头。宋代其他版本的《孝经图》“孝治章”也都画出了民众向天子行揖礼的细节，偶有一人下跪。这样的图像信息我们：一个宋朝平民拜见皇帝，完全可以行揖拜礼，并不是非要跪拜不可。当然，如果愿意跪拜，似乎也无不可。

文献的信息

如果说人们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容易发现偏差，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图像的证词跟文献的记载相验证。《宋史•礼志》以非常吝啬的文字提及宋真宗巡幸泰山时的仪仗：“准故事，乘舆出京，并用法驾，所过州县不备仪仗。”看来，真宗皇帝的泰山封禅之行，并无要求地方官民迎拜。《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也记录了宋真宗的一次出巡：咸平四年（1001）八月，“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都人望见乘舆，抃跃称万岁”。开封市民看到皇帝的乘舆，只是欢呼雀跃，而不是惶然跪倒。

按宋人记述，“车驾出幸，经由在京去处，凡百司局务官吏僧道，在百步之内，并迎驾往回起居。若免拜，则祗奏圣躬万福，山呼。若免起居，则不排设练亭香案也。”可知宋朝君主出行，需要迎驾的人员是“百司局务官吏僧道”，且往往可“免拜”、“免起居”（宋人所说的“起居”，指臣下向皇上请安的礼仪）；并无要求平民跪迎车驾。

按礼制，宋朝皇帝出行的仪仗也极隆重，称“车驾卤簿”，分为大驾卤簿、法架卤簿、小架卤簿三种。“卤”通“橹”，意指大盾；“簿”为簿册。可知设立卤簿仪仗的初衷是保卫天子安全。后来随着仪仗规模的扩张、礼制的发展，车驾卤簿的护卫功能弱化，宣示皇家威仪与天子尊贵的礼仪功能凸显出来。其中大驾卤簿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一般来说，天子南郊祭天大典才需要动用大驾卤簿。北宋的大驾卤簿仪仗尤其盛大，宋仁宗时，“宋绶定卤簿，为《图记》十卷上之，诏以付秘阁。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宋画《大驾卤簿图书》，描绘的应该就是宋绶制订的卤簿仪仗。据研究者统计，此图卷共绘有“官吏将士五千四百八十一人，辂、辇、舆、车三十五种五十八乘，象六只，马二千八百七十三匹，果下马二匹，牛三十六头，旗、旗、旃、纛九十杆，乐器一千七百零一件，兵杖一千五百四十八，甲装四百九十四，仪仗四百九十七”。宋人重礼，对卤簿仪仗的讲究，既是渲染皇家威仪，也是为了展示南郊祭天的至高无上规格。

不过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局面。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仁宗皇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在康定元年（1040）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以“具严法禁，上以示尊极，下以防未然”。仁宗皇帝采纳了宋庠的建议，“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礼仪，但制订出来的仪礼只是禁止民间士庶“乘高下瞰”、“夹道喧呼驰走”，并无指令他们跪伏的要求。而且新礼仪后来又“浸弛”了。

还是《文献通考》的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自六飞南渡，务为简便，唯四孟享献，乘舆躬行，前为驾头，后止曲盖；而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趋，错出离立，无复行列；至有酌献未毕，已舍而归；士民观者，骈肩接袂，杂遝虎士之中”。“四孟享献”是指每季第一个月，皇帝需驾出祭祀宗庙，仪仗规格略低于大驾卤簿。

宋室南渡后，一切礼仪从简，皇帝车驾出行，也有如前述仁宗朝之“威令弛阙”，士民观者混杂在皇家卫士中，哪里需要跪伏在地？如此“不成体统”，便有臣僚提出重建“天子之出，清道而后行，千乘万骑，称警言跸”的威仪。

那么这套“称警言跸”的皇家威仪是不是包括要求官民“跪伏迎驾”呢？恰好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录有皇帝“四孟驾出”的仪仗、官民迎驾的礼仪。所谓“四孟享献”，是指每季第一个月，皇帝需驾出祭祀宗庙。我们来看看《武林旧事》怎么说。

首先，宋朝皇帝驾出之前，官府要发布通告，“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既然说是“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那么只要不是登高、不是袒胸露臂，在警戒线外面，便允许观看。到了祭祀当天，“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俟驾头将至，知班行门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驾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唱喏，直身立。龊巷军兵则呼万岁。”并无要求居民跪伏迎驾的记录；诸司百官迎驾，也只是行揖拜礼，且回驾不拜，下雨免礼。

吴自牧《梦粱录》也有“四孟驾出”仪仗的记录：正月十七日，“驾出和宁门，诣景灵宫行春孟朝飨礼。……驾将至，左右首各一员六官属，乘马执丝鞭，天武官前道引，至官寮起居亭高声喝曰：‘躬身不要拜，唱喏直身立，奏圣躬万福。’嵩呼而行。”百官迎驾，行的显然也是揖拜礼。

另按《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四，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皇帝车驾出行，当然警卫森严，“驾将至，则围子数重，外有一人捧月样兀子，锦覆于马上。天武官十余人，簇拥扶策，喝曰：‘看驾头！’”警卫人员只是向围观的路人喝令：“圣驾到了，小心！”也是未见要求百姓跪下迎驾之举。

按宋代的惯例，元宵之夜，天子还要在宣德门观看文娱晚会，与民同乐。《东京梦华录》记载说，宣德门城楼上“御座临轩，宣万姓。先到门下者，犹得瞻见天表”。然后，盛大的皇家文娱表演开始，“纵万姓游赏”。那些最先赶到宣德门下的开封百姓，还可以近距离看到龙颜，也无需下跪。

《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所记述者，多为作者亲历亲见之事，他们对元宵佳节天子与民同乐、“四孟驾出”的记载，是北宋汴京市民、南宋临安市民经常看到的皇家出行礼仪，也是比《宋史》“礼志”、《文献通考》“王礼考”更“活”的历史证词。

后话

那么跪伏恭迎圣驾之习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尽管从明朝《出警入跸图》看，并无官民跪迎御驾的特写，候驾的官员是站立的，不过我们确知，至迟在明代，跪迎圣驾已列为国家制度：“洪武五年定：车驾出入，有司肃清道路，官民不许开门观望、行立，所在官员父老迎驾者，于仗外路右叩头俯伏，候车驾前行，方起。若遇驻跸之处，合迎驾之人行五拜礼。车驾行处，有冲入仗内者，绞。仗外五十步内观望者，杖一百。如于郊野外一时不能回避者，俯伏；行立观望者，杖一百；典仗卫官故纵者，同罪。”嘉靖十五年四月一十九日，“（明世宗）驾至沙河昌平州，官吏师生耆老人等，俱跪迎道旁，驾过乃兴”。

清承明制。皇帝出巡，臣民跪候、跪迎同样是清王朝的“规定动作”。我的论据还是来自历史图像——清朝的康熙与乾隆祖孙都有数番南巡的盛举，而他们南巡的盛大场面，恰好也都有宫廷画师绘制成长卷。

《康熙南巡图》长卷由宫廷画师王翚领衔主绘，共有十二卷，如今尚存九卷，其中第一、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第四卷藏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第三、第七卷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长卷描绘了康熙第二次南巡时（1689年）沿途经过的山川城池、市井风情，第七卷讲述康熙即将到达苏州的情景：苏州阊门外，大臣士绅排成整齐的队列，跪于道路两旁，恭候康熙驻跸苏州。中间还有两个太监模样的人，似乎在维持秩序。这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景象，跟宋人笔下的《望贤迎驾图》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南巡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则描绘乾隆第一次南巡（1751年），那次南巡行程数千里，由宫廷画师徐扬奉命以“御制诗意为图”，绘成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第八卷等，都有地方士庶官民跪迎圣驾的画面。我们这里仅以第二卷为例，来见识清人迎驾的壮观场面。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南巡的车驾经过德州，满城官民为恭迎圣驾，在城外黑压压跪倒一大片。类似的画面，屡屡出现在《乾隆南巡图》长卷上。

值得留意的还有一幅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康熙帝出巡图》，应该是清代宫廷画师绘制《康熙南巡图》长卷的草图之一。图中，一群百姓携老挈幼，跪于郊外，恭迎康熙，并向皇帝献上食物。大概画家想表达“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意思吧。但画面上的人物比例极其不合透视原理，视野近处的平民被夸张地画得特别渺小，而视野远处的康熙则显得特别伟岸。画家这么处理，想必是为了表现出草民在帝王面前那如同蝼蚁、如同尘埃的卑微。

宫廷画师笔下的“南巡图”，未必就是皇帝当年出巡江南的“实况直播”，勿宁说，图画是时代思想的映射。《康熙帝出巡图》长卷与《乾隆南巡图》长卷中频频出现跪迎圣驾的画面，无疑反映了清代人心目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皇上驾到，草民必须跪伏恭迎。这也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