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卡车20多岁了，车漆脱落，车身满是锈迹。按照国家标准，它本应在8年前就被回收、拆解、销毁。

李晴把它运到了北京，装饰好，在中央美术学院里展览，作为她的毕业作品。关于这辆卡车，她记得父亲曾说，“你就是靠它读的大学”。

旧卡车以前没有名字，在山西省阳泉市，它运煤、运水，和村里30多辆卡车一起，灰头土脸着，也维持着人的生活。今年5月，它有了名字，叫《被黑簇拥的蓝》。车斗里贴上马赛克瓷砖，装满水，水倒映着天的蓝，飘着彩色的泳圈。

“‘黑’是煤炭，‘蓝’是建立在‘黑’之上的美好明天。”李晴在村里废弃的煤矿完成了她的作品，其中还包括一些照片和视频。她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读书，作品中会用到各种创作材料。在毕业前夕，她想致敬父亲，也期待父母能更理解她的专业。

很多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有关这个作品的解读、报道，还有很多网友分享看到这辆车的感受。有人说这辆车让她想起了靠板车卖卤菜、养活一家五口的母亲。还有人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艺术是梦，是回忆，是和你联系的一切”。

李晴和卡车同岁。她记得小时候，父亲李建堂在老家煤矿运煤，回家时洗完脸、衣服，水都是脏的。靠拉一吨吨煤，李建堂在阳泉市买了房，李晴幼儿园就在市里读，寒暑假时回村住。

她还有两个姐姐，一家五口常挤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过春节，父亲开卡车捎人去拜年，宽敞的车斗里能坐十几个人。后来，煤矿关了，父亲给缺水的村子拉水、送水，收入支撑女儿学艺术的费用。“如果没有这辆卡车，就没有我的今天。”李晴说。

设计这件作品，她准备了半年，设想过很多方案，比如：用煤炭堆一个倒立的“矿井”，投影煤矿工人的形象；和父母互相写信，却把每个字拆成笔画来读，体现与亲人沟通时的“言不达意”。最终，她选中了父亲的旧卡车。

她爬到车斗里，透过驾驶舱后的玻璃，拍下父亲开车的场景，玻璃上积攒的灰尘，是她为父亲艰辛工作找到的注脚。李晴还想过，在车斗里放上煤、家庭的旧物、照片，种上庄稼，或者搭建梯子，表达父亲和卡车支撑她走到今天的意思。

最终，她和老师一起定下了方案，卡车斗改成泳池的模样，戴上黄色安全帽、脸上涂黑的煤矿工人泡在水里，对着镜头比“耶”，露出白花花的啤酒肚，时不时发出笑声。

李晴说，家乡水资源不富裕，很多煤矿工人从矿井上来后都想着用有限的水洗干净，而不是用水娱乐。“希望自己能做出来一些东西，让他们也能享受到。”

那些从地壳深处开采出的黑色的物质，她最熟悉的煤炭，不仅维系她的生活，还给她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她创作的一个作品《请给我一个太阳》：把煤炭和植物放到密闭的亚克力盒子里，煤炭燃烧产生热量供植物生长，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助煤炭燃烧。“就像我跟父亲的关系，互相给予。”

阳泉作为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加工基地之一，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阳泉人将煤炭、耐火材料、硫铁矿运往上海，返回时带着时尚服装、自行车等。一时间，阳泉成为晋东地区最热闹的城市，被誉为“小香港”“小上海”。20世纪80年代，乡镇煤矿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

李晴的家乡牵牛镇村位于阳泉郊区，四面环山，有着1000多年的陶瓷发展历史。李建堂原本在陶瓷厂工作，1996年，工厂关停，他成了一名运煤工人。

他记得，那时村里200多人在煤矿上班，男人挖煤、卖煤、运煤，女人负责费用结算、给矿灯充电。下了班，人们去商店、饭店消费，“每天红红火火”。

那时，靠拉煤，李建堂一年能挣几千元，“收入在中等偏上水平”。2000年，李建堂花两万多元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同在这一年，他有了三女儿李晴。

在李晴的记忆里，家对面煤矿的烟囱总飘着烟。煤矿上班的人多，村干部会用大喇叭通知村民领东西。

富足与风险同时到来。李建堂回忆，村里几十辆卡车行驶在路上时，煤尘四处飞扬，人的鼻涕都是黑的。衣服洗完晾晒，风一刮，粘上一层煤灰。原来村里有一处河道，挖煤后，河道里的水被污染，不能饮用。李晴还听父亲提起过，有同乡因矿上的事故遇难。

2010年年底，山西省30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淘汰关闭。

李建堂说，2011年以后，煤矿关了，村里的空气变好了，但人也少了。年轻人去北京、上海当保安、网约车司机、服务员，老年人坐在空荡荡的村庄里晒太阳。

李晴考到北京上大学，跟同学讨论当代艺术，四处看展览，更感到一种“落差”，“阳泉只有一个展览馆，大街上的年轻人也很少”。

李建堂渐渐衰老。常年开车，他落下了腰痛的毛病。车也老了，乡村小路颠簸，人来回晃动，刹车时，李建堂要咬紧牙，使劲把手刹往后拉，车发出刺耳的响声。

过去，李晴曾拍摄父亲装水、运水的工作，她担心过把衣服弄脏，并为自己的担心感到羞愧，“我父亲每天都这么干活儿”。

李建堂靠拉水每个月只能挣两三千元。在李晴的记忆中，父母一直很节俭，什么都舍不得扔，吃剩饭，衣服穿破才买新的。姐姐买的按摩椅两人很少用。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枯燥，母亲在家里待着，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他们已经习惯了吃苦，身体和思想都停留在那个时代。”

这对父母却把女儿托举到了艺术的世界。小时候，李晴喜欢动漫，立志当一个画家，母亲便给女儿报了培训班。上课时，听老师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就能当画家，李晴又想走艺术特长生的路。

“特长生花费大。”李建堂起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女儿。“孩子愿意干的事是珍贵的事。孩子高兴，我也高兴。孩子不高兴，我心里也难受。”他说。

为了支持女儿学艺术，李建堂更卖力地工作。李晴回忆，父亲那时经常早上五六点就开着卡车出去拉水，到晚上才回来。但李晴第一年高考文化课没过线，她想复读，亲人都觉得风险大，只有父亲支持她，“只要付出就有回报，她愿意的事就好说”。

第二次，李晴没让父亲失望。得知她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时，李建堂很高兴，他说：“这是这个专业的最高学府。”

李建堂贷款3万多元交上了女儿的学费。知道父母不易，李晴在学校很努力，她带着作品走进上海、北京、绵阳的艺术展，获得过十几项荣誉和奖金。她给父母买了两部新手机，剩下的钱用于毕业创作、还贷款。业余时间，她还在学校勤工俭学，骑着轮滑车给同学取快递，挣零用钱。

“她优秀，我们干活儿也有劲。”李建堂语气里透露着自豪。不过，他和爱人都不了解女儿的专业，也不知道实验艺术是做什么的。

听说女儿要把卡车车斗改造成泳池，他的第一反应是“胡闹”。 但听到女儿说“不改装我就毕不了业”，他只好妥协。

虽然不明白这么改造的意义，但他能感觉到，女儿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李晴记得，改造过程中，有个村民站在自家房顶上，看到这一幕，问李建堂“在干啥”？父亲自豪地说：“我这辆车要去北京了！”

还有一次，父亲开车遇到村委会主任，兴奋地说，“你看后边，看后边”。然而人家并没有看，让他赶紧把废弃的卡车处理掉。

改造完成后，李晴邀请当矿工的表哥和他的同事进入“泳池”玩耍，表达一种“回馈”的意思。她希望自己的作品，“为我的父亲和家乡去做一点事情”。

拍摄那些工人时，李晴没有给他们设定动作，而是让表哥拍下他们最真实的状态。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作品展出后，有人评论，“为什么这些煤矿工人的身体这么白？”“他们就觉得矿工应该黑不溜秋，完全没有想过，他们（工作时）不接触太阳，相比其他工人确实要白一点。”

看到网上的各种评论，李建堂夫妇俩“有点理解”女儿的专业了。

在中央美院今年的毕业展览中，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共有40多部，其中很多作品都引发人对自我探索、家庭教育的思考。但学院最终还是把一个一等奖名额给了这辆象征“过去”的旧卡车，另一个则给了探索未来人工智能的作品。

老师向李晴解释：“它引起了更多人共鸣和思考。马赛克的蓝色、安全帽的黄色，在一种社会洪流下，呈现出一种欢乐的基调，给人以力量。”老师还鼓励她，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语言，把家乡的人展现给更多的观众。

这也是李晴一直在思考的，“我生在乡村，有自己的特殊性”。学校组织学生去村里调研，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打地铺，虫子多，也没有空调，很多同学受不了，但她觉得没什么——小时候，她经常上爬满蛆虫的旱厕，也习惯了屋里零下几十摄氏度、等待煤炭燃烧起来时的寒冷。相比环境好坏，她觉得“只要能干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

但她终究只有20多岁，作品展出也意味着自己的人生袒露在公众前，“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背景、也没什么经济实力的人”。说着，李晴想到了父亲，并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忍不住掩面哭了。很快，她恢复了平静。“只是说出来有点难受，后面也觉得没啥了。反正我有能力、我优秀，没关系。”

毕业展览结束后，李晴又带父亲的卡车去了北京另一处展览，秦皇岛的阿那亚戏剧节也向她发出了展览邀约。 “我带爸爸的车去了更远的地方。”她在朋友圈里写道。

获得本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后，李晴选择乡村美育、社会振兴的读研方向。她还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收入前景、就业方向，但本能地觉得适合自己。

“基于乡村现在的面貌，去做艺术创作，赋予它们艺术价值。”这是她打算为父母和家乡做的下一件事。

文/尹海月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