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尚意（退休媒体人）

我上三年级时，忽然就觉得怎么满街都是大字报了？报纸上也说“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虽然能觉出许多变化，但我们啥都不懂。

常见的蹬踏着三个轴承做轱辘、上边绑一大筐的小车、滑行在路边或胡同里捡废品的孩子，白天也歇了，只等夜幕降临，到街上去揭一层摞一层、比鞋底子还厚的大字报，比捡烂纸的收获可大多了。后来才知道，1965年《海瑞罢官》被批判，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最高指示”一发表，所有学生全都特自觉到学校集中，敲锣打鼓地汇集到全市的游行队伍中，到天安门转一圈儿，然后在路灯下散伙、回家。只是我特纳闷儿，但只敢在心里瞎琢磨：怎么毛主席老爱在晚上说话啊？

红袖章满天飞了。1966年8月18日，百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大串联”来北京的各地红卫兵。由此开始，连着接见了八次。“大串联”也风起云涌，我姐那时正上大学，自然也去串联，她回来说，去的地方数昆明最好。我也帮家里把棉被送到街道上的“接待站”，那儿接待的可都是“毛主席的客人”。

“文化大革命”再热闹，老百姓还得照样过日子，邻里间还是一切照旧，随遇而安是咱北京人的脾性。就像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说的：“年头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

我们住家比较近的几个同学，那时是“躲进胡同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看够了热闹，就忙着做鱼缸、养热带鱼、捞鱼虫、筛线虫；或是逮蛐蛐、油葫芦（蟋蟀）、蚂蚱（蝗虫）什么的；再不济还能拿头儿上带胶的竹竿粘“知了”（蝉）、织网子抄老琉璃（蜻蜓）；推铁环、抽“汉奸”（陀螺）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那时不花什么钱，还能有这么多可玩儿的。因此是否可以说“幸福感”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绝对正比的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我那时也挺忙活。

后来的某些人士，可能也是在玩儿弹球、拍三角、拍洋画时，打下了凡事必须见个高低、分个输赢的基础。报告文学《聂卫平面面观》中不是说过么，凡是有输赢的活动，老聂都喜欢，不过在他那里把“赌徒心理”给升华成了“爱拼才会赢”。

我姐姐离开大学校园到河北柴沟堡、西合营等地的部队农场锻炼，回来分配到了日坛中学教书。我给她做了一个粉笔盒，都是就地取材：用三合板粘，把铝电线剪短当铆钉、用来做盒盖的连接，这都是做鱼缸时长的本事，我似乎早就对“实践出真知”一说有所感悟。

我哥他们大些的孩子早就开始鼓捣矿石收音机，爬到院子里的大枣树上拉天线；进而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至今我还记得“超外差”这个词。动手组装“话匣子”的风气，一直流传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机初进寻常百姓家。我一个马路公司的同事小鲍子装了个9英寸黑白电视，没有外壳，只有小荧光屏兀自立着，被大家戏称为“单眼儿蛤蟆镜”。

上小学时，我还在自制砸炮的技术平台上开发了短筒火枪一支，样子比电影里的盒子炮还猛，在枪口插上一根小树枝，冲天一枪，在若干小“粉丝”的“嗷嗷”叫声中，飞得老高老高。

后来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拿起他儿子自制的火药枪，还煞有介事地用放大镜看时，我觉得演员没生活，还真是不行。还有《大宅门》里的白七爷，抢杨九红时掏出短筒洋枪吓唬人，那就是打完一枪就得装填火药的火枪，被白老七当成盒子炮使了，砰砰砰一气儿就打好几枪，让人不能不怀疑他们不具备基本的常识。

2024.6.28

手绘/焦尚意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