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制度创新
如果吕蒙正、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寒门子弟生活在隋朝或唐朝，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高层，恐怕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近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同样是科举制，宋朝与隋唐又有制度细节的诸多差异，准确地说，宋政府在唐朝科举的制度构架上进行了很多降低“代际权力弹性”的制度创新。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虽然以考试取士，同时又允许“公荐”，权贵公卿可以向主考官——知贡举推荐录取的人选，于是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向知贡举请托，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了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侍郎请看这《阿房宫赋》，作者的才华好得不得了。崔郾读了《阿房宫赋》，承认杜牧的文章的确写得好。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这个人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既然答应了吴君，便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全面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权同知贡举、参详官、点校试卷官、监试御史等考官确定下来后（宋代科举置考官多员，有相互监察之责），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的陪审团遴选出来后，也要求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干扰。）唐时科考偶有锁院，但非常制，锁院制度确立下来，始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
宋太宗时代还创设了“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也无从下手。（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宋代的科举评卷机制也比较严密，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宋朝确立了将进士科殿试答卷分为五等的评等制度：“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答卷等次的评定采用“三级考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
照此考校定等的程序，评卷的第一步是初评，将考生答卷封弥、誊录后，送初考官评定等次。第二步是复评，将考卷的初评意见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次。第三步，由编排官审查初考、覆考意见的异同，如果意见一样，即按此定等；如果意见各异，则将考卷封弥后再送另一位考官评卷，采用意见重合的等次；假如三次评出来的等次各异，则采用最接近三评的那一个等次。
宋朝科举考试还有“别头试”的制度，即有亲戚为考官或本州岛官员的考生，必须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制度也是始见于太宗朝，雍熙二年（985）二月的省试，由于“贾黄中等同知贡举各以子弟甥侄籍名求别试”，宋太宗要求将所有跟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安排在另外的考场，由三位没有亲嫌关系的别试官主持考试。
锁院制、封弥制、誊录制、三级考校制与别头试的推行，将人情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用欧阳修的话来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各糊名、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从这一制度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所以宋代进士多出身寒微，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观榜图》局部）
政策向寒门倾斜
宋朝科举不独“取士不问家世”，甚至有意抑制世家，照顾寒门利益。开宝元年（968）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出身寒微的吕蒙正可谓得益于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度，有意思的是，宋朝对食禄之家的抑制，也波及吕蒙正家族。雍熙二年（985），吕蒙正还是参知政事，他的堂弟吕蒙亨（吕龟祥之子）与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加了这一年的科考，均名入上等。但在殿试时，宋太宗说，“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遂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为由，罢了吕蒙亨与李宗谔的名次，将机会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官宦之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又有荫补的特权，在科举考试中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倒也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类似道理，可参考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吕蒙亨其实也不必感到委屈，因为后来将吕氏家族荣耀发扬光大的仁宗朝宰相吕夷简，正是他的儿子。
宋代科举有意向寒门倾斜的政策，还包括政府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经济资助。士子赴考需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包括从家乡到京城的路费、食宿费，偏远地方的贫家子弟往往因为掏不出盘缠而不得不放弃了考试。针对这一情况，开宝二年（969）十月，宋太祖下诏：“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阙，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西川、山南、荆湖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可以凭“公券”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指地方政府成立一个机构，管理若干供租佃的公田、供租赁的公屋，租金收入用于援助当地进京赴考的读书人。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只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收取的利息则用来赞助应考的当地士子。由于省试每三年开考一次，因此贡士庄与贡士库的资助金通常也是每三年发放一次。
南宋末的寿昌军（今湖北鄂州）同时设有贡士庄与贡士库，其中贡士库有本钱二万五千贯（为十七界会子），每年可收息钱六千贯，“三年所收共一万八千贯”；贡士庄名下有田产（未知亩数），三年可收田租三百六十六石九斗谷米，另有“房屋园地”出租，三年可收租金一百四十贯足。寿昌郡政府每三年将贡士庄与贡士库的收入归总，30%用于资助解试合格、准备赴京参加省试的举子；30%用于资助赴太学补试的学生；10%资助“别头试”的士子；10%资助那些获得免解试待遇、可直接参加省试的士子。景定年间，建康府（今南京）的贡士庄对士子的资助标准则是：每名得解举子“五十千”，即50贯钱；免解的士子每人“二十千”，即20贯钱。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样是推行科举取士，但宋朝的寒门子弟要比唐朝的“吃瓜群众”更容易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从社会底层升入社会上层。
统计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研究者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
显然，隋唐时期的“代际权力弹性”要低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魏晋时期；宋朝的“代际权力弹性”又远低于“取士问家世”的隋唐时期。尽管宋代不乏像河南吕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能够保持二百年的家族荣耀，但其政治地位的维持，也并不是依靠权力的世袭，荫补的因素亦微不足道（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吕公著均曾恩荫得官，但兄弟俩后又参加科考，取得了进士出身），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一代一代的家族子弟参与科举竞争，只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方得以延续家族荣光。也就是说，科举时代的世家门第，“代际权力弹性”的问题也不是非常严重。
科举制度在宋代迎来充满生气与活力的鼎盛期之后，在元代进入停滞期，不过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得复兴（只是已经不若宋代科举之富有生气），继续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的制度性通道。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发现，从明代至清代，虽然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出现渐减的趋势，但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说，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如果我们持正公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功莫大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