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字桂辛，号蠖公、蠖园，人们常称他为桂老。但朱启钤一生中做过的很多实事，却并不为人所深知。造铁路、开煤矿、办轮船公司、收藏文物、营造……周总理评价他为“著名实业家、爱国老人及中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院士称“朱启钤是研究中国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
近日，由朱延琦口述、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编著的《朱启钤与北京》，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面世。该书披露了北京近代城市化改造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收录了朱启钤对北京城市建设所作的论述及诸多名家、大家的纪念性文章，其中史料、文献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为唯一与朱启钤先生在一起居住过、仍在世的后人，长房曾孙朱延琦在书中深情回忆了曾祖朱启钤的生活点滴、历史故实，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位“京城规划第一人”“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奠基人”，亦是一位勤俭节约、钟情花草、和善可亲的老人。
朱启钤抢救的水残资料之应县木塔测绘图
为传承建筑文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还记得我们“青睐”系列活动曾在2021年初，由嘉宾贾英华带队在京城进行人文寻访，当时就曾专门拜访过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宅邸。彼时朱延琦倚杖相迎，向读者细述朱府历历往事，小院静谧，鸽哨阵阵，历史仿佛变活了。临别时，朱延琦笑着说：“单霁翔刚来过，因为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的事。”
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看来：“朱启钤不仅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更是中国文物事业的先驱，其开拓性贡献——创立用科学现代手段补充中国建筑师史学体系的方法，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建筑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令人感佩的是，1941年6月，因担心沦陷后北京中轴线建筑遭战火之危，朱启钤策划组织一群文保先行者，历时近四年，开展了堪称壮举的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绘制成704幅实测图纸。这是北京建城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中轴线上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进行全面测绘。
在《朱启钤与北京》序中，单霁翔颇为感慨：一是2022年恰逢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学界梳理他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贡献，极为有价值；二是这是一本专门记录朱桂老对老北京城市建设贡献的书，纵观朱启钤对北京城市建设诸方面的成就轨迹，以至于他生前居住的东四八条111号院落，均在北京中轴线脉络上，它们无疑是有“故事”可讲的；三是该书不是文论集萃，而以朱启钤曾孙朱延琦口述为主，这一点尤为珍贵。《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组织专家，对文稿史实、人物关联进行缜密研究，使该书的叙述更准确且生动，十分难得。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金磊直言，2006年，学会便策划了“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既是纪念梁思成诞辰105周年，也是纪念梁思成中国建筑遗产研究的开山恩师朱启钤。此后，学会先后发表文章、出版多种纪念图书，研究、缅述朱启钤先生的思想已经有二十余年。”
他清晰记得，2009年3月，在朱延琦引领下，一行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朱桂老祭扫。“我们奉上刚刚出版的《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在朱桂老墓前，想到为传承朱桂老建筑文化精神不懈奋斗的同人，更加笃定了梳理保护与传播工作的方向。”学会建筑文化考察组多次到东四八条111号故居与朱延琦交流，很多场景历历在目：大家一起商讨修复牌楼、院落及策展的事；在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翻看、研读中国营造学社相关文稿；奔赴天津向朱启钤之孙朱文榘了解相关历史细节……
2022年，在“朱启钤与北京城市建设——北京中轴线建筑文化传播与历史贡献者回望”学术沙龙上，朱延琦及与朱启钤共事多年的著名建筑师华南圭的孙女华新民等数十位建筑文博专家，共同缅述朱启钤为北京城市建设的一系列贡献，反响热烈。
在年逾古稀的状况下，朱延琦一直收集、抄录、回忆、讲述有关朱启钤的历史资料，“老祖从不为自己树碑立传，也不曾写过‘回忆录’文字。我想，我们今天缅怀朱启钤先生，其目的也在于激励后学诸君继承老一代的治学精神，令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让他欣慰的是，一大批有识之士十几年来对曾祖父及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与传播，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而甘于付出，令他感到，“为传承先祖建筑文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尊重传统文化，敢于改革、洋为中用
“人们都说朱启钤是贵州人，但实际上我们的祖籍是婺源县。”据朱延琦讲述，朱启钤幼时念书也是很不易的，他三岁丧父，母亲傅太夫人带着他和妹妹赴湖南长沙娘家生活，“傅太夫人擅长家务，且手艺高超，老祖对母亲的刺绣等女红技艺从小看得很仔细，故后来收购大批自宋代至清代的缂丝制品，颇有建树，有‘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之称。”
朱延琦觉得，从老祖的成长经历看，他是“不拘一格”降生的“别才”——他在晚清时就是锐意革新的维新派人物。1905年，朱启钤与徐世昌共同制定了中国警察制度。外界有传两人关系特殊，但朱启钤向来不喜“搞关系”，他认为在官言官，“我做官，不做生意”。后来，清法部尚书戴鸿慈倡建京师模范监狱。朱启钤与徐世昌都是推动者。“尤其是他为监狱的管理制定了很多制度，包括犯人的管理制度、警务制度、消防制度等。而且还招募了女警察，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不得了的事情。”
“老祖能有这样的智慧，一方面源于他幼时在湖南长大，当时湖南进步思想之风很盛，接受新鲜事物更快。另一方面源自家人影响，他的第一任夫人（陈光玑）与晚清著名政治家曾国藩是亲戚关系，曾祖母曾跟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欧洲生活了若干年，曾向老祖讲述很多国外的风土人情、先进观念。可贵的是老祖并没有一味追捧西方所谓的‘先进理念’，而是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敢于改革、洋为中用，才有了一系列的创举。”
清末西风东渐，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曾督修天津劝业场的朱启钤，于1906年起先后就任掌管“杂七杂八一揽子事”的北京内、外城巡警厅的厅丞（相当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期间，他一改当时社会的官僚风气，亲自骑马走遍北京大街小巷，细致观察，体察民情。
那时北京街道没有统一种植树木，他大力提倡种树，称为“街树”，并对古树也做出了开创性建档工作——“左祖右社”（即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古树在他的管理下均有编号、档案。
朱启钤还是王府井东安市场的创立者之一。慈禧太后掌权时期，大兴土木修建清东陵，从故宫到清东陵须从东华门出，东华门至东安门这段大街破损不堪，两侧还聚集着商贩，人来车往，叫卖不绝。庚子事变后，一些原在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地区开设的商号，因店铺被悉数焚毁，便纷纷搬到东华门。商户数量、种类迅速增多，十分不便于管理，后在朱启钤指挥与布局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市场，逐渐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东安市场。
对北京的城市建设，甩开臂膀，成就匠心
20世纪初，朱启钤曾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督建了济南黄河铁路大桥等很多重要的铁路工程。“老祖耳聋也是在这个时期。1911年的一天，修建黄河铁路桥时，他在乘电梯深入沉箱、督查施工质量时，突然接到加急电报，因心急，乘电梯时升速太快，导致耳膜破裂。而这封电报的内容，就是我父亲的出生。后来，老祖从天津回北京，我父亲一家人就跟着来到北京照顾他。”
进入民国以后，朱启钤当了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北京的市政建设正是他分内操持之事。“北京的前门箭楼、中山公园、新华门以及北戴河海滨的改建等，都有他的心血和贡献。”当时，朱启钤不顾“伤害龙脉”“拆祖宗基业”的骂名，力排众议，第一，拆除了天安门到中华门之间废弃已久的千步廊。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一拆了之，而是将拆下的砖瓦木料细致编号，运到社稷坛。在修中央公园时，大部分予以利用。第二，在他任主席的董事会管理下，由华南圭等规划设计师将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规划建设成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于1914年向公众开放。第三，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通长安街。打通长安街堪称标志性事件——以前的“御街”成了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第四，于1916年拆掉前门瓮城，使前门成为北京地标性建筑。第五，当时民国政府设在中南海，他拆掉围墙，改宝月轩为新华门，围墙东西两侧各修八字围墙和新华门相接，大门内修一影壁，新华门对面修一西式风格围墙，提升中央政府机关的严肃性。
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内有个“一息斋”，是朱启钤先生亲题的匾额，而他的书房亦称“一息斋”，出自宋朝理学家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的箴言，意思是：只要呼吸没有停止，就应毫不倦怠地工作。朱延琦觉得：“择一事，终一生。老祖是个能甩开臂膀，成就匠心的人。”
难得的是，对改建前三门、中山公园、王府井大街，朱启钤都留下了文章，供后人学习、借鉴，如《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王府井大街之今昔》等，至今仍在启发当代人思考：保存文化遗产与时代进步本不矛盾，而应是相得益彰的盛事。
品读朱启钤92载人生，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金磊在《朱启钤与北京》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他早在民国初年便在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大事’上开风气之先……在当时虽使京城上下哗然，但他的‘京城规划第一人’及‘城市更新首创者’的地位不可憾动……”
一手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对其消失心有不甘
1921年，朱启钤出使法国，然后游历了英、意、比、德、美、日诸国。当时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极为困难，他曾向学生捐款五万元。朱延琦说：“一些旅法学生联名给他写过一封感谢信，感谢信的起草人就是徐特立。新中国成立后，徐老曾托章士钊先生向桂老转致谢意。”
这次出使以后，朱启钤便脱离了政界，专心经营中兴煤矿公司、北戴河避暑地、中国营造学社等事业。朱启钤接任中兴煤矿董事长后，首先引进新的提升机，改变传统人背肩扛的作业方式，改善了恶劣的劳动条件。他尤其注重对工人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保障，兴建医院、学校等生活配套设施，还特意购置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体检设备——X光机，专为矿工排查硅肺病。而且，中兴煤矿的工人及家属看病免费，均由矿上医院负担。“据当时煤矿工人的后代讲，中兴煤矿鼎盛时期，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去矿上工作，这一家的吃穿用度就不愁了。曾祖父购置的那台X光机，现在就收藏在由中兴煤矿改建的中兴煤矿博物馆中。”
朱启钤在1919年出差南京时，发现了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之后，他辗转收集中国古代营造书籍文献，并组织专人将古文“转译”成白话文，并在社会中推广应用。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由朱启钤一手创立，规模并不很大，人员也不算多，虽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1946年无声消失），但在建筑领域有着巨大影响，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特别是学社对古建筑实例的调研，是至今难以超越的学术高峰。学社培养出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陈明达、莫宗江、单士元、王世襄、罗哲文等一批学术精英，取得了一系列建筑历史学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以其独特的研究体系，影响了以后各大学、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
上世纪40年代，朱启钤还花了很大一笔钱，请人把抗战时期营造学社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遭大水淹的研究资料进行整理，结果很不理想——相片、图都泡坏了，幸存下来的“水残资料”后来都交给了北京市文物整理文员会。“老祖作为营造学社这个学术机构的掌门人，始终对它的消失心有不甘，总在找机会令其复活。上世纪50年代初，老祖曾向政协提交一份提案，建议重建中国营造学社。因当时没有打字机，老祖又年事已高，所以提案由我母亲代笔。可惜几经周折找到的提案复印件，后来又遗失了。”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后人，为传承建筑遗产，朱延琦近年来一直为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基金会”而奔走，“成立基金会的初衷，是鼓励文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文博教育人士开展文物保护，并给予适当的奖励。”
低调勤俭，钟情花草
朱延琦对老祖最大的印象是他为人低调，从不给自己“摆功”。“记得那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都拜访过他，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到访。他对待家中后辈家教极严，大人说话小孩都不许在场。”
“老祖这个人很严肃，终日看书报。他早起吃完早点，便忙于阅读，有时看线装古籍，偶尔执笔写些东西。老祖年事已高，戴着老花镜，还要借助于放大镜，看得相当仔细，但很少发表评论。”在朱延琦记忆里，老人家生活节俭，很少见他添置衣物。“老祖不穿皮鞋，冬天棉鞋，春秋单鞋，夏天拖鞋。在老祖的桌子上放着毛笔、砚台、纸，小茶几上放着茶杯，一旁放着他常用的称为‘纸’的布巾。他因鼻腔有疾，常用此擦抹鼻子。这‘纸’实际上是上世纪50年代初砂糖的包装袋，一面印着一只和平鸽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面印着‘精制砂糖’‘北京市土产公司监制’。家里把包装袋拆开，便成了老祖的手帕，脏了洗干净再用。”
“老祖耳朵不好，与人交流多用笔谈。而老祖本人抽烟，家里把烟盒拆了，用夹子把这些烟的包装纸夹好，放在一边，用来写字，作笔谈之用。”
在朱延琦记忆中，朱启钤对于摆弄花草格外痴迷。他养的众多花草中，昙花最为出名。他去世后，家中十几盆昙花都捐给了中山公园。“我们家种昙花的时候，街坊邻居谁愿意来看就进来观赏。那时好多摄影师支着三脚架等待花开，好进到院子里拍摄。老祖生活非常规律，晚上10点一定睡觉，早晨6点就起来。但昙花开放那天，他也会一直坐在屋中，开着房门，撩开帘子，静待花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朱启钤与家人
乐善好施，爱国重道
朱启钤在家十分尊重工作人员，“老祖立下规矩，让我们自己去盛饭，而且要求吃多少盛多少，绝不允许浪费一粒粮食，否则就要被罚站。这种好传统使我们全家养成了吃饭一粒米也不会剩的好习惯。”
有一件事给全家印象极深。朱延琦记得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天院内很多人进进出出，朱启钤招来孙辈问院中何事，孙曰‘劳力’（实是送煤的），顿时老祖大怒，摔了茶杯，怒骂‘混蛋，跪下’，工人走时，更令其去敬茶、送赏钱。”
朱延琦记得，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曾多次到家中拜访，那时他们在排演曹禺大师的戏剧《雷雨》,来向老祖请教民国时期大户人家的生活习惯、形象做派，“印象最深的是，剧中身为煤矿主的老爷，演员那句‘来人呐’，这三个字的念白语气，就是从老祖那里学到的。”
在朱延琦记忆里，家里常有重量级人物造访。“但老祖从未利用所谓的人脉关系为家中谋求半点私利。这对我父亲也影响极深：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即便家中有困难，也是想方设法自己克服，更未想过为后代谋私利。这也成为朱家的一贯家风：当国家有难、国人受困之时，毅然投身爱国事业，不惜变卖家产也要帮助他人渡过难关。”
1964年2月14日，朱启钤因心肺疾病去世，享年93岁。“老祖过世后，给后代家人只留下800元的存款。他在民国初年参与创办的中兴轮船公司是唯一没有外国股份的全资中方轮船公司，抗日时中兴公司自沉在港口的数艘轮船，以防日军进港。新中国成立后，老祖曾联系数名中兴轮船公司董事，设法召回九艘轮船，悉数捐给国家。老祖投身国家建设，捐款无数，更为家乡贵州等贫困地区多次捐赠，因此至他去世时，家中已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
“从曾祖父起，我们这个大家族繁衍传承了六代。其中不乏朱海北、张学铭、朱文极、朱文楷、章文晋这样有成就的子嗣或至亲。到我这一代以及我的下一代，我们要接续曾祖父传承给我们的良好家风——爱国、重道、务实和无私奉献。”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