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日本众议院选举之前，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国会上就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然而，国会议员却超越党派的桎梏，一致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这就是《关于防止教职员工对学生施加性暴力的法律》。2020 年年末一度搁浅的草案被政府重新研究，并以议会立法的形式得以实现，这实属罕见。

按照新法律，不论当事人是否同意，教职员工对学生或其他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性交或猥亵行为，都将以“性暴力”的定义被明确禁止。

教师若因猥亵行为而被免职并失去教师资格证的话，日本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需根据改正情况等因素，评估其是否可以重新获得教师资格证，且教育委员会有权拒绝再次发放教师资格证。该法律还要求国家和地方建立并完善统一的数据库，记录过去犯有猥亵行为的教师信息。

此前，被免职的教师即使被吊销了教师资格证，三年后只要申请，就能自动重新取得资格证。曾有教师拿着重新取得的资格证，被其他教育委员会录用，并再次犯下猥亵行为。新法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在法案通过前一天的参议院文教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中，议员们也放下派别之争，从日本自民党到日本共产党，大家一齐磋商协谈，提出问题，交换意见。

日本共产党的吉良佳子指出：“就现状而言，我们很难从事实上判断未成年人受到了性犯罪伤害。有时受到性侵的孩子因为缺乏相关知识等原因，无法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有时他们没法用语言向他人讲清自己的遭遇。”她向时任文部科学大臣、来自日本自民党的萩生田光一问道：“我认为应该尽快完善咨询机制，让孩子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受到的伤害。您怎么看？”

萩生田大臣回应道：“您说的很到位。孩子们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与人商量后，首先要经历母亲的询问，愤怒的父亲的拷问，然后是班主任、生活老师、保健室老师、教育督导人员和校长的盘问，这对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在多番问询中，孩子的记忆很可能会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学校的一些教职工出于包庇同事的心理，也可能会把孩子的话当作误会。因此，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就必须尽量减少孩子的心理负担。还有，如果在上课时间单独把孩子叫去办公室或咨询室，同学朋友们难免会议论纷纷。我们必须考量尽可能多的情况，建立完善的机制，让孩子能放心地吐露心声，免于遭受二次伤害。文部科学省会牵头制定框架，并向全国推广。”

咨询体制与事实认定程序的不完善，让本书中的受害者在寻求救助的过程中频频碰壁。校方在调查过程中偏重己方员工的说辞，法庭的询问缺乏医疗关怀，最终导致了无罪的判决， 让受害者一方蒙受了“虚假指控”的中伤，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取证的困难程度，以及不利于受害者发声的体制等，都纵容了施暴者的肆无忌惮，校方也趋于自保，一再逃避责任。

本书中的受害者家属，抱着“不让其他孩子遭受同样痛苦”的愿望，走完了漫长而艰辛的诉讼之路。许多人也同他们一道，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推动法律和咨询体制的完善。尤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该如何对待孩子和性犯罪受害者的控诉？

让我提笔写下这个事件的契机，是刑事审判后的无罪判决。侦查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还是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这种结果不得不叫人感到沉重。在报道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冤罪的可

能，或以被告人的嫌疑为前提。如何在同等尊重双方人权的基础上做出公正的报道？身为记者的我又应该有何作为？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日复一日的采访。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涉及性犯罪时，如果施害者矢口否认，那么“受害者”这一身份都会被动摇。其他犯罪中，即使无法确定犯人，受害者还是受害者，可以受到社会的保护，而性犯罪却不同。周围不理解的声音越多，受害者不仅可能得不到必要的保护，甚至会招来“虚假诉讼”“受害者有罪”等言论引发的二次攻击。这听起来毫无道理，却是性犯罪的现实。作为记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倾听受害者的声音，并将之传达给社会。

国会上，《关于防止教职员工对学生施加性暴力的法律》一类的进步议案正受到讨论，可与此同时，对性犯罪受害者的蔑视、中伤言论却并没有停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控诉自身受害经历的记者伊藤诗织所遭受的攻击。尽管此案存在因权力因素而调查不公的嫌疑，可网络上还是出现了“卖色失败”“美人计”等中伤伊藤女士的流 言蜚语，日本自民党议员则纷纷为这些言论点赞。更有甚者，在讨论性暴力受害者支援政策的日本自民党部门会议上，众议院议员杉田水脉公然发言道：“女人总爱撒谎”。力求根绝性暴力的“Flower Demo”[ 始于 2019 年的日本社会运动，参与者们以鲜花为象征，在日本多个城市游行，呼吁根绝性暴力。] 运动的主办者们控诉这是“对性暴力受害者的二次侵辱，是严重的性别歧视，是对性暴力防治运动的阻碍”，并在网上展开署名活动，要求该议员道歉并辞去职务。这项活动在网上征集到了十万人以上的支持，然而日本自民党总部却拒绝受理。2021 年 10 月，杉田水脉还在日本自民党的认可下，再次当选众议院议员。

同样，在关于慰安妇这一战争期间的性暴力问题上，讨论的中心被移花接木为“是否存在狭义的强制性”[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 2006 年 10 月的众议院答辩上提出：“……存在狭义的强制性和广义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到底是闯进家里将人强行带走，还是说当事人并不愿意这么做，但由于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最后只能如此……”]，而受害者的人权却无人顾及。报道受害者证言的媒体还被攻击为“捏造事实”。

在诉讼中，日本札幌高等法院在判决里写道：“如果仅仅自称慰安妇，那么报道价值将折半。”证人身负的莫大痛苦，就这样被判决中的“仅仅”一词带过了。报道慰安妇证言的一方被扣上了巨大的责任，而诋毁报道是“捏造”的一方即使存在误读曲解、断章取义，也可以免去罪责，类似的司法裁决层出不穷。法院的这种倾向，很可能会制约今后“#Me Too”运动的相关报道。

现行状态下，比起性暴力受害者的人权，有权有势的施害者一方的地位和名誉反而得到了更多重视，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就无法打造一个能使受害者放心寻求帮助的社会。就像本书展现的那样，权力机构拥有很强的舆论影响力。在这起发生在校园的事件中，孩子们的控诉一直遭到扼杀，我希望读者们能通过本书的事例，感受到这层结构性问题。

本书最开始只是一本小册子，是为陪伴受害者走完诉讼之路的支援会成员而准备的。后来在朝日新闻出版社的编辑松尾信吾老师的努力下得以出版。

2019 年春天， 接连数个无罪判决最终掀起了“Flower Demo”运动，集会现场摆放着许多写有“#with you”的灯笼。我衷心希望通过本书，“with you”的力量能够传遍整个日本社会。

2022 年 3 月

南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