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所有人都觉得印度是一个穷国时，它的亿万富豪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比重却仅次于俄罗斯。印度为何在短短的三十年内涌现出这么多富豪，穆克什·安巴尼、高塔姆·阿达尼……这些富豪是怎样快速实现财富积累的？

在《新镀金时代》一书中，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部执行主任的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

这本研究印度经济的著作，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重磅推荐。“这是一个关于印度贫富问题的故事，发人深省，引人入胜，更是悲哀地揭示了不平等如何有力地碾压和击垮一个国家的伟大成就。”以下摘自《新镀金时代》，有删改，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贾扬特·辛哈在麦肯锡工作时最早开始关注印度的新生亿万富豪，他于20世纪90年代入职这家管理咨询公司，并一路做到合伙人，开设孟买的第一个办公室，为公司赢得第一批印度客户。他表达精准，穿着得体，戴一副无框眼镜，头发稀疏但干净利落，客户一见就觉得他值得信赖。

辛哈生在印度，但讲的英语是标准美音，这都得益于他在哈佛商学院的求学生涯以及在美国东海岸的工作经历。2005年前后，印度经济和股票市场蓬勃发展，他常因工作原因到印度出差。当时，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印度商界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惊人的新财富以及赚取财富的方式都令辛哈诧异。2017年，辛哈在新德里的家中接受我的采访，聊到印度十年前的繁荣期，他跟我说：“我了解得越多越担心。事情到后面再清楚不过，肯定有人操控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布斯》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榜上还一个印度人也没有。印度出生的亨度嘉四兄弟倒是在榜单上，他们是英国现在最富有的家族，财富总额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但他们公司注册地大多在瑞士和伦敦，因而被算作英国人。紧接着，印度人开始零星地出现在榜单上，最早的是声名显赫的比拉集团掌门人库马尔·比拉，再之后就是德鲁拜·安巴尼、火爆脾气的钢铁大王拉克希米·米塔尔以及电信大亨苏尼尔·米塔尔，他是印度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中能和高塔姆·阿达尼一争高下的少数几人之一。

榜单上的印度人一年比一年多，新世纪的头几年就多出几十位，有像阿达尼一样靠自己一路打拼，也有像维贾伊·马尔雅这样继承家业以后逐步扩张。2010年，穆克什·安巴尼和拉克希米·米塔尔更是同时挤入全球亿万富豪榜前五名的行列。四年后，印度亿万富豪的人数突破一百位，其中，阿达尼的财富增长速度最快，仅算最后一年的增量就有四十亿美元之多。

不过，印度的亿万富豪和别国的相比，究竟有多富？好像没有人能给出答案。2008年，辛哈为回答这一问题，找出往期的《福布斯》，在Excel表格输入每名富豪的财富及其国家的经济规模，参照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最富有的一群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比重。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印度的比重之高仅次于俄罗斯。“大家都觉得印度是个穷国，但它的财富如此集中，快排第一了，太吓人了。”他跟我说。

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的时候，以拥有87位亿万富豪为傲。从辛哈的表格看，印度也不遑多让，在经济规模逼近1.3万亿美元的时候有55位亿万富豪。众所周知，美国和巴西贫富悬殊，但印度的情况远比它们严重。“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辛哈说，“这之后，我们仅用十五六年的时间就让财富集中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历史上恐怕只有印度一个国家如此迅速。”

辛哈除深挖数字外，还在研究这些新起的亿万富豪赚取财富的方式。因身为印度人民党资深领袖和前财政部部长的父亲亚什万特·辛哈，他打小就接触政治。哈佛求学期间，他师从管理学泰斗迈克尔·波特，论文主要研究印度的许可证制度时期，商人如何利用政治上的人脉绕过规则。如今，印度的超级富豪不断收割高额利润的做法让他想起早年的美国，他逐渐确信类似的事情正再次上演。

2011年，《金融时报》刊登一篇他和别人合写的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文章，那篇文章让我开始思考不平等和腐败的问题。辛哈其实2008年就在印度的周刊《前景》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明确表示印度的新商业精英和“美国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有不少相似之处。“很多没有创新能力的公司赚到大笔财富，因为他们可以搞定政府，”他跟我说，“我很生气，经济明摆着被少数人操控，这是官商勾结的系统性腐败。”

政治风险分析师伊恩·布雷默称新兴经济体的标志性特点是“政治对市场结果的影响至少与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同等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经常要面对执法不力和不透明的难题，为求发展，他们逐步养成依赖关系和保护伞的习惯。印度自由化改革以前，此类问题尤为严重，这主要受制于印度“裙带社会主义”盘根错节的法规和许可证制度。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希望新规则能一举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原有体系会逐渐消亡。一开始，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老牌公司的确有式微的迹象，更善于抓住印度全球化时代机遇的新一代企业家也确实借此机会崛起。

科技外包公司就是典型，美英等国的蓝筹公司为降低信息系统的运营成本，会远程聘请物美价廉的印度专家解决问题。信息技术公司印孚瑟斯的崛起已成为商界传奇：一个由中产阶级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拿着区区数百美元的启动资金，在班加罗尔做出世界一流的大公司，这个南部城市也因此逐步发展成印度的技术中心。

印孚瑟斯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真正做大还是在自由化改革以后。如今提起印度，不少人都会想到有开创性的初创公司和巨大的客服呼叫中心，这种新形象离不开印孚瑟斯等几家大型信息技术公司的功劳。纳拉亚纳·穆尔蒂和南丹·尼勒卡尼是印孚瑟斯最有名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他们因其体现的阶层上升可能性和经商良心在印度备受推崇，也是第一代科技亿万富豪。当年，尼勒卡尼随口说了句：“汤姆，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被夷为平地。”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受这句话启发在2005年写出《世界是平的》，这部扣人心弦的杰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谱写了一首赞歌。印孚瑟斯的成功也鼓舞了一代人。“我小时候，你如果想做一名成功的商人，首先得生在一个富商家庭。”苏格兰皇家银行印度区负责人米拉·桑亚尔跟我说，但印孚瑟斯的穆尔蒂用个人事迹“说明中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商界有所作为，还可以不用低劣的手段。他是那一代人的希望之光”。

好景不长，经济形势没多久就出现不好的苗头，大家心中的希望也随之黯淡。尽管如此，国外对印度还是一片赞美之声，《外交事务》2006年的一篇社论称印度讲述了一个“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故事”。但印度国内的经济大增长也为腐败提供了理想土壤。资深议员拉杰夫·钱德拉塞卡尔从政前是科技公司的老总，同时也是个开兰博基尼的亿万富豪，他曾跟我说：“一直到2000年前后，印度人还觉得国家多一个亿万富豪是好事，他们认为这恰恰说明印度的时代来了。”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主要靠信息技术、医药和汽车制造发家，下一代企业家涉足的领域则和政府联系更为紧密。“过去十年，印度涌现的亿万富豪大多是靠政治关系做出来的，”钱德拉塞卡尔说，“在他们的行业，一个公司能否赚大钱完全取决于政府政策。”

辛哈做好表格后没多久就把结果发给未来的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二人曾同在印度最负盛名的工科院校印度理工学院读本科，关系一直不错。当时，拉詹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他已开始担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非官方顾问。拉詹对辛哈的研究成果大吃一惊，他2008年下半年在孟买的一次演讲中专门提到这个研究，并抛出个言简意赅的问题：“印度是否有滑入寡头政治的风险？”

拉詹引用辛哈的数据表示印度确实有此风险，落入企业家腰包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多，让他们轻松收割本不应该赚的巨额财富。“亿万富豪的财富主要靠三样东西：土地、自然资源、政府的合同和许可证。许多人发财都仗着自己和政府关系密切。人数之多，财富之巨，触目惊心。”几年后，拉詹的担忧基本得到印证。当时，辛格政府陷入腐败丑闻，媒体曝光其将土地、煤矿等资产转移给几家和政府往来密切的公司，导致数百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类问题在印度根深蒂固，拉詹后来为此创造出“资源统治”的新说法，以区别于许可证制度，指一种俄罗斯风格的体制，政客、官员、企业家三方沆瀣一气，瓜分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而后在内部分配收益。

丑闻曝光后，哈佛大学的学者迈克尔·沃尔顿决定进一步深挖任人唯亲的体制和亿万富豪之间的联系。他出生在英国，最早接受的是政治学家的训练，2007年搬到新德里，妻子也在世界银行的新德里分部上班。此前，二人都在墨西哥工作生活，这个国家以富甲一方的财阀和喜欢任用亲信的政治领袖闻名，其中许多人都在电信、银行等国有行业私有化的过程中趁机捞过一把。沃尔顿担心印度会跌入同样的陷阱。“我没预料到印度的亿万富豪竟然拥有如此多财富，这也激起我的研究兴趣，”他跟我说，“我的担忧是印度这样下去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墨西哥。”

沃尔顿看过辛哈的表格和拉詹的演讲后，也找出《福布斯》的数据开展研究。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亿万富豪的资产仅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短短10年后，这个数据就激增到10%。他想找出大幅增长背后的原因，于是将印度的亿万富豪分成两组，第一组从事的行业和政府基本没有交集，在这些行业中脱颖而出多半靠效率和创新；第二组的行业和政府联系紧密，沃尔顿称之为“高额租金”行业，他们能否赚到钱或所谓的“租金”，主要取决于能否搞定政府。

“寻租”是经济学家颇为担忧的经济现象，指公司凭借垄断土地、资源、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赚取在自由竞争市场上不可能获得的高额利润。有的公司靠游说和贿赂政府寻租，有的靠同业联盟或一家独大。左派思想家有时候会用“食利者”这个术语描述寻租人，他们设法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如钻探石油或房地产开发的许可证。沃尔顿通过挖掘数据找到明显规律。印度1991年开始改革后的头几年，新诞生的亿万富豪从事的多是信息技术服务这样寻租可能性很小的行业。不过，经济腾飞及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使印度对商品和土地的需求急剧上升，与之相伴的新一代亿万富豪基本上都来自高额租金行业，包括矿产、地产、水泥、基建和电信。

自此以后，这些亿万富豪的财富有涨有跌。沃尔顿的数据表明，2008年股票牛市期间，亿万富豪的净财富一度膨胀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但这个惊人的数字并没有维持住，2013年和2014年印度经济就遭遇硬着陆，许多高额租金行业的企业家损失惨重。不过，亿万富豪的财富整体还是稳定在很高的水平。2010年到2016年，他们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十分之一左右，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印度虽是贫困国家，但亿万富豪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俄罗斯相比也没差多少，这绝对是个异类，”他告诉我，“也正因如此，现如今有这么多人拿印度的亿万富豪和美国19世纪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相提并论。”

将印度的亿万富豪分成两组的做法虽然粗略，但很有启发意义。作家兼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人鲁奇尔·夏尔马也提过类似的分法，原话是“好亿万富豪和坏亿万富豪”，分别指那些依靠创新赚钱的人和依靠行贿与保护伞赚钱的人。现实生活中，两者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穆克什·安巴尼、维贾伊·马尔雅、高塔姆·阿达尼都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管理天赋和交易能力。与之相对，面上干净的信息技术巨头也有尴尬的时候，他们很难回答软件园的地是怎么来、管理标准较公司创立之初是否有下滑这类问题。2009年，印度遭遇历史罕见的公司丑闻，萨蒂扬计算机科学公司因十亿美元的巨额财务造假走向破产，许多人将它的垮台和美国能源公司安然不光彩的轰然倒塌相提并论。

话虽如此，要想找出宝莱坞寡头并不难。他们大多在高额租金行业操纵着自己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企业就像巨无霸一样无序地向各个领域扩张，和西方那些专攻一个方向且有清晰股权结构的企业明显不同。有些宝莱坞寡头的经营模式跟俄罗斯的寡头有几分相似，即用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快速拿下国有资产。大多数宝莱坞寡头只从事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业，如此一来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当地人专门给宝莱坞寡头起了个“承办人”的别称，意指个人或家族控制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在经营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为在寻租这门生意上分一杯羹，许多巨头致力于搭建复杂的网络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有的和维贾伊·马尔雅一样当上政客。有的建立现代版的“信实工业情报机构”，试图如法炮制老安巴尼当年花费数十年心血在新德里建立的发达情报网络。有的采取更隐晦的方式，如开医院、学校、酒店和报社。“原因很简单，”夏尔马说，“在印度，大多数人都知道收取现金贿赂是不对的，但收礼不一样。给家属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小孩免费办理入学，给侄女在酒店免费举办婚宴，或者在当地报纸上正面报道一个人的商业故事或政治抱负——哪怕这样贵重的礼物，也很少会有印度人觉得不妥。”

辛哈和沃尔顿描述的图景让人喜忧参半，它呈现了1991年以来印度正在形成的新型资本主义，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的十年，也就是印度重新融入全球化，经济进入繁荣期后尤为明显。但这还远谈不上被裙带资本主义主导。印度经济有很大一部分还属于灰色经济，大多数印度人不是农民就是小农场主，另一些行业则由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主导，比方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媒体和金融服务业。再者就是印度有不少国有企业，这些国家支持的大家伙依旧占据国民产出的五分之一。

话说回来，高额租金行业显然占据着印度经济不小的份额，用一篇研究报告的话讲，这些行业有“一套独特的印度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能否在德里政界左右逢源才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高标准，也是决定企业存亡的第一要素”。

辛哈后来代表印度人民党在议会夺得一个席位，并出任纳伦德拉·莫迪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他当时把印度的许多问题归咎于上届执政的左派政党国大党及其贪腐的弱点。但他也指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印度经济有三股势力交织在一起，其一是国家资本主义，指钢铁、矿产等仍由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其二是自由资本主义，指和世界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竞争激烈、少有贪腐现象 的行业；其三是最让人头疼的裙带资本主义，指宝莱坞寡头控制的行业，它们大多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辛哈称三股势力在 激烈交战，战果将决定印度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