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有希望的，也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各个地方的干部群众，我们的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能够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创共享，就一定能够建设美好的乡村家园。——王亚华

贵州“村超”到底做对了什么，在边远的西南走出了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面对城镇化的大趋势，中国农村的发展之路何在？

不久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发表演讲，以贵州“村超”为例，带领大家认识中国农村问题，共同思考中国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之路。

“村超”到底有多火爆

在去年发布的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中，有一个是我比较熟悉的，那就是“村超”。作为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我认为“村超”的火爆是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的。所以今天，我把贵州“村超”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进行剖析。

“村超”到底有多火爆？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过去半年，“村超”的举办地贵州榕江县已经接待了520万旅游人次，获得旅游综合收入近60亿元。全网关于“村超”的话题浏览量达到580亿次，国内外超过1000家媒体竞相报道。去年，由于“村超”的火爆，有150多家企业入驻榕江县，有20多个项目落地。

“村超”的举办地榕江县，地处我国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理位置非常偏远。同时，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像很多贵州的其他地区一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7%，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农业占GDP的比重高达26%，相当于我国35年前的整体水平。县域人口大量流失，常住人口大大低于户籍人口，是一个典型的人口流出县。

榕江县是我国最后一批脱贫县之一，直到2020年11月才脱贫。在这样的一个县，竟然出现了“村超”这样出圈火爆的热点事件，不免让人有点吃惊。

其实，榕江县作为我国众多乡村中的一员，非常具有代表性，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乡村发展的大背景。

中国乡村发展的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加快，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的村庄不断萎缩。1995年以来，行政村和自然村都消失了近40%，平均每天有27个行政村和138个自然村消失。

为什么有这么多村庄消失了呢？一方面，由于迅速的城镇化过程，很多村庄并入城市成为社区；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中国农村人口在1950年大约为5亿人，其后不断增长，到1995年达到近8.6亿人的高峰，之后不断下降。至2022年，常住农村人口只有不到5亿人，也就是说，在过去27年间，平均每年农村流失的人口有1300多万。

当然，这种变迁趋势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中国在过去70多年间，农业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超过50%到现在只有7%；农业劳动力占比从建国初期的80%以上到现在约为24%；农村人口占比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90%到现在约为35%。

虽然这3个比例的结构变动很快，但与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距离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占比相当于日本60年前、美国100年前、英国150年前的水平。在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通常为1%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比在2%左右，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以下。由此可以预言，中国农村人口将进一步流失，总量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基本困境——包括人、地、钱全面流失，这种流失的规模非常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平均每年流失1000多万，导致农村严重的空心化问题。中国农村的“三留守问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主要是由人口流失造成的。我国的城市和工业从农村大量征地，收益却很少回到农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村有大量宅基地闲置。

“三农”问题有国情原因

农村人口减少、村庄萎缩，这是每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除此之外，我国的“三农”问题还有自身的国情原因。

我国人均资源禀赋较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2.3亿个农户，平均每个农户种地只有7.8亩，耕种大于10亩地的农户只有2000万户，所以，小农户为主体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且未来几十年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从全世界来看，小农户为主体的模式要实现现代化比较困难。放眼世界，大致有三种农业发展模式：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它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这些国家人少地多，平均每个农户经营的规模巨大，所以农民种地容易致富；第二种叫“莱茵模式”，欧洲国家人均占地并不多，农户经营多为中等农场规模。但欧洲国家农产品价格较高，农业合作组织发达，政府也给予很多支持，所以农民的日子也比较好过；第三种是东亚模式，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和很多东南亚国家。人多地少，土地细碎，导致这些国家的农民种地很难挣到钱，劳动生产率非常低。

因为人均资源禀赋较低，虽然精耕细作，但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农业强国相比有巨大差距。据测算，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是美国的1/17，也就是说，17位中国农民辛苦一年的劳作相当于1个美国农民一年产生的价值。日本农业也属于东亚模式，但由于人口绝大部分到了城市，种地的农民只有200万，平均每户种地约10公顷，加上科技能力较强，所以也跻身农业强国行列。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导致中国农村困境的主要根源，也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源。目前来看，虽然国家给予了很大支持，过去十几年间农民的增收速度甚至快于城市，但是现在城乡收入仍有2.45倍的差距。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目前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约占42%，农业经营收入仅占35%。这决定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兼业农民，主要从事其他工作，捎带种地，这是小农户国情导致的现象。

我国农民收入低、劳动生产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科技不发达。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贡献率只有62.4%，与发达国家平均8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那么，有人就会问：既然乡村发展困难，社会的大趋势是城镇化，为什么我们还要重视农村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拥有的核心功能是不能缺少的。比如，农村所具备的经济功能，它提供粮食和农作物，这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村提供生态功能，绿水青山是生态屏障；农村还提供文化功能，它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村是中国人的根，是我们念念不忘的故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中国人的诗意生活。

因此，2017年以来，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榕江县“村超”这个成功案例后感到兴奋的原因。像榕江县这么偏僻落后的农村都能够振兴，它对其他农村地区一定具有很大的示范、引领作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的案例。

“村超”火爆前曾有5次失败

那么，偏僻落后的榕江县能够实现乡村振兴，它到底做对了什么？

任何一个乡村，如果要想发展、实现振兴，不可能凭空而来，一定要立足当地的条件。当地的条件就是乡村所拥有的特色资源。

榕江县有美丽的乡村风光，贵州喀斯特地貌造就了独特的山水景色，同时这里也是天然氧吧。榕江县是国家生态功能区，也是贵州排名第三的高森林覆盖率的县城。榕江县还有特色美食，瓜果遍地，有优质的西瓜，还有原生态的锡利贡米和很多特色小吃。榕江县民族特色浓郁，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八成以上，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它号称“百节之乡”，有西瓜节、鼓藏节等各种传统节日。同时，榕江县还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它是红色革命老区，是当年红军第一个解放的贵州县城。榕江县还有体育传统，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发展足球运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展足球联赛，目前在榕江县足协注册的球队有35支，注册球员有1200多人。

所以说，榕江县虽然偏远，比较贫穷，但它也是一个“大宝藏”。过去，它在大山深处很少有人去，很少有人能看到它的美。因此，榕江县怎样立足当地的条件，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当地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贵州省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目前，榕江县通了1条高铁、5条高速公路，交通大为便利。近几年，榕江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积极谋划新的发展思路，希望通过新媒体把榕江县的“宝藏”开发利用起来。2021年，榕江县提出，要“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数据变成新农资、把直播变成新农活”。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榕江县培育了2200多个直播团队，直播账号达1.2万个。这些都构成了新媒体助推榕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榕江县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尝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村超”火爆之前，他们经历了5次不太成功的尝试。第一次是把侗族的“侗年”和斗牛结合起来，吸引了好几万观众，引起一时轰动。但是，斗牛这个项目场面比较血腥，不太适合传播，所以后来没有进行下去。第二次是把斗牛场改造成一个大的体育场，开展“大山里的CBA”，这也是较早的一次“村BA”尝试。但当时碰到了疫情，没有推广开来。第三次是把苗寨鼓藏节结合非遗蜡染等特色吸引游客，但当地基础设施配套没有跟上，不能承载大客流量。而且，鼓藏节13年一次，无法每年举办。第四次是把侗族的萨玛节和马拉松结合，举办了萨玛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半程马拉松。这次活动吸引了2000多家企业赞助、3000多个选手参赛，但马拉松不可能天天跑，没有可持续性，项目不能持续带动经济的发展。第五次是再次尝试“大山里的CBA”，这个篮球联赛有一定的起色，但由于贵州台江的篮球联赛已经走红，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他们就主动放弃了。

我们看到，在“村超”火爆之前，榕江县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很感慨，榕江县的探索真的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的第六次尝试终于成功了。

为什么榕江县“村超”能够取得成功

为什么榕江县“村超”最后能够取得成功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融合创新。“村超”成功地对当地资源、要素进行了融合创新，它把当地的优良生态环境、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特色美食和全民足球氛围完美地结合起来，加之新媒体运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原来足球可以这么“村”，这种村气、村味是人们之前很难想象的。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榕江县，即使看不到“村超”比赛，只是坐在场边、场外感受足球赛的热闹氛围，也觉得很值得。这就是全民足球的魅力，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而融合创新是其中的关键。

第二，全民参与。榕江县的做法并不是政府扮演主角，也不是政府大包大揽，主要是依靠群众，让全民来参与。不久前，网上有个很火的帖子叫“村超背后有高人”，这个高人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榕江县，上有94岁的老奶奶——这是“村超”年龄最大的股东、赞助商，她拿出50元给球员买水喝。下有6岁的小教练，这个小朋友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到足球场上教别人踢球。全民参与，这是“村超”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榕江县县长徐勃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村超”坚持姓“村”，注重激发老百姓的参与热情，让老百姓共同参与、共同创建、共同受益。

第三，共创共享。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强项，在“村超”的运行过程中有效发挥了作用。

首先是政府有作为。榕江县委、县政府非常有谋略，为“村超”做了顶层设计。同时，他们实施了榕江县域聚才计划，大力引进各方面人才。目前榕江县已经引进235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乡村振兴顾问、217位名誉村长。同时，榕江县政府也非常重视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营造政通人和的氛围。

其次是企业有动力。如果你们今年去榕江县看“村超”，已经能够吃上“村超”牌米粉，未来还能喝上“村超”牌饮料。这些企业赚到钱后也主动回馈“村超”，比如“村超”很多比赛都会放烟花，这些烟花都是企业自发捐赠的，就是为了用它们的行动来为“村超”助一把力、添一把火。

再次是社会有活力。参与“村超”赛事的所有球队，包括他们比赛的流程、规则、组织，全部都是自发的。所有啦啦队的表演也是村民自发编制，充分发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性。当大量游客涌入榕江县，榕江县人民自发地把自家不用的房子腾出来免费让游客住，同时自发组织车队免费接送游客。我想，正是由于充分共创、充分共享，让榕江县找到了一条把足球比赛转化为乡村振兴驱动力的新路子。

“村超”的出圈有力推动了当地的乡村振兴，这个故事让我们发现，乡村振兴背后其实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市场、社会）要通过创新融合盘活当地的资源要素，创造出有吸引力的商品、独特的服务和体验，并链接到大市场中，产生市场价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其实，“村超”的成功本质上是公共治理的成功，有效的公共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我们的研究发现，影响公共治理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些背景性因素，像数字化、市场化等时代赋予的有利条件，这些对于农村的集体行动具有正面的带动作用。所以，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一定要把这些背景性的有利条件用够、用足。我们的研究还提出了“五大动能”，分别是组织引领、市场牵引、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数字赋能。充分利用这五大动能，是有效的公共治理的关键。

通过分析“村超”的经验，我们发现，乡村振兴是有希望的，也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各个地方的干部群众，我们的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能够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创共享，就一定能够建设美好的乡村家园。

文/徐蓓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