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的电影档，众星云集。谁也没想到，假期结束后，激起大家最多讨论、评价最高的，是一部宣发较少、没有大牌明星的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

影片的主人公胡建林是一位县城工厂的钳工，热爱文艺，喜好唱歌，一直希望能够在集团的年会上一展歌喉。而工厂科员庄正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省城接受更好的教育，用30万元贿赂集团人事部门的领导，希望能够调入总部。结果人事部门的小领导酒醉，错将胡建林的年会节目报名表与庄正直的人事变动申请表弄混，将胡建林错调入总部，由一个钳工变成人事部门的专员。

影片最主要的笑料一方面在于胡建林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极大跃升，与省城的总部环境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在于胡建林完全不熟悉各项工作，而基层领导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能让“错调”胡建林的这一失误被更高的领导发现，因此形成了各种错讹与滑稽。

更为精彩的是，影片并没有流于表面的搞怪和出乖露丑以引人发笑，而是极为用心地展示了“大厂”运作的架构，和处于这个架构不同位置的员工（高层、中层、基层、外包员工）各自的生活处境。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的现实主义色彩恰恰构成了最重要的喜剧元素。

先进和陷阱

影片的主题歌，是胡建林最喜欢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的接受语境中，它或多或少会与一种新的时代氛围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在改革的时代中，只要有才华，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够拥抱未来，获得成功。时代淘汰的只是那些吃大锅饭的蛀虫、只是落后产能，而机会永远公平地青睐每一个有准备的人。

可随着影片的推进，这首歌再也没有一开始那么激动人心、那么可以使人奋发向上。胡建林本来以为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就可以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最后妻子离他而去；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十几年的“先进工作者”的荣誉拥有更好的上升通道，甚至调入总部，最后发现只是一个误会——真正要被调入总部的恰恰是偷奸耍滑、败坏工厂声誉、行贿混关系的人；本以为调入总部之后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能力、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最后发现自己的工作完全可有可无，每天无所事事，而真正重要的恰恰不是实际的工作能力，而是处理好跟领导的关系，站到“正确”的队伍一边。只要跟对了领导，在会议上给足领导面子，酒桌上把领导哄开心，调任、升迁完全不是问题，只是领导大笔一挥就能完成的小事情。

在这部影片中，成功所垂青的恰恰不是努力的人，不是勤勉工作的人，不是有才华的人。勤勉工作的技术工人面临栽赃陷害，“省城”总部一纸公文，他们最终只能集体下岗。“自愿加班”的马杰克永远只是组长，不会逢迎、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升迁；同时，他的人生只剩下工作，身体也完全崩溃。承担一切的外包工人无法享受任何福利保障，却往往是事故的“背锅侠”。“转正”只是“有机会”，饱受压榨之后才能明白，这无非是一张“画饼”；而真正能“转正”的，不是那些成绩突出的外包工人，而是在酒席上让领导开心的人，哪怕要付出身体的代价。

当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人力资源部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公司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同时还可以领一笔巨额的薪水。这实在令人联想到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提出的“狗屁工作”的论述——大量的工作毫无意义、浪费时间、降低效率。他试图提出的问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什么没有带来休闲时间的增多，反而使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他经由统计数据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受雇于家政、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人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从事‘专业、管理、文书、销售和服务的工人’数量翻了三倍，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

所以，生产性的工作确实自动化了，这带来了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同时，一大批对实际生活并无具体用处的工作被“制造”出来。大卫·格雷伯机敏地指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快乐、有生产力、又拥有自由时间的民众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其实这些工作也是由于每一个集团、公司案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的结果。常常是自己创建了系统和流程，就需要有人监管该流程；为了监管和问责，就需要创造更多流程点。A部门制定了表格，需要B部门的人来填写，结果这种只在档案中有意义的工作就需要有人来日复一日地操作和完成。这部影片中“数人头”的人力资源部恰恰就体现了这样臃肿且无用的工作特点。

胡建林调入的集团总部，正如我们在每一个“大厂”写字楼中都能看到的，充满了休闲和放松的空间，员工似乎享受着令人艳羡的福利（肩颈按摩、健身房、零食免费的茶水间，这三项几乎是“大厂”写字楼的标配。一般而言，前两项需要预约，名额紧张）。但是大量的休闲空间都被闲置，几乎无人享用；大量的员工“自愿加班”，夜晚的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笔者曾经在某知名“大厂”的一个几乎不用加班的部门做过调研，该公司按劳动法规定5点下班，但大家几乎都是7、8点才走，甚至更晚。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每天规定的机械劳动的任务量比较高，而且容错率较低，因此工作时长会被拉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公司的晚饭是6点才发放，而如果更晚离开公司，则可以拿到打车补贴。

这样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公司员工尽可能长地留在这栋建筑中。当公司找不到新的盈利方式，资本的特性似乎迫使他们最大化地压榨既有的员工。如何压榨呢？也就是薪资不变，而使他们的工作时间变长，或者仅仅是使他们看似在工作的时间变长。毕竟留在工作区域内，员工们总还是有一定几率找点工作来做。似乎看着员工休闲时间的消逝，老板就能有一种“赚到了”的快感。

省城和县城

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通过“省城”和“县城”构筑了一组二元关系。“县城”中是进行生产性劳动的制造业工厂，“省城”中是进行各项投资和资本游戏的总部。制造业工厂中是过着集体生活、团结协作，彼此之间亲如一家的工友；总部里是过着原子化生活、哪怕天天在一起、度过了最长的时光，但最终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事。制造业工厂中工作和生活着的，是遇事可以集体行动、共同维护工厂利益的有情有义的“人”——就算是已经在省城中变身“成功人士”的胡建林也会“为了厂子”而甘愿冒险，坚守着朴素的正义；而在总部工作和生活着的，是遇事只考虑自己前途的“计算机”，同事被不公正地开除，也只能引发一声嗟叹——当企业以加薪收买了闹事的头目徐永森之后，徐永森马上倒戈，背弃了他的同道。制造业的工人筑造了整个产业的地基，最后得到的是微薄的薪水，蜗居在狭小的筒子楼里；总部的白领每天敲敲键盘，填写着自己制造出来的报表，就可以得到工人们几辈子也挣不来的酬劳。

同时，这个电影中的“省城”与“县城”不只是空间关系的差别，更具有时间性的特质。有观众看完电影之后会表示，这样的“县城”如今还存在吗？中国这么大，当然会存在。但这个观察仍然是重要的，那就是说，电影或多或少通过空间的差异性，并置了两种时代。

通过时代的错讹来引人发笑，本就是喜剧作品常见的策略。我们当然可以说，让一个与“高贵环境”格格不入的小人物一路绿灯、运气大爆发地上升是一种套路，自然会带来观影的快感。只不过，在以往作品中常见的、试图激起观众站在一种所谓“先进”的时代中嘲笑落后的人的感觉，在这个作品中变少了，观众反而会感受到这种“先进”或多或少带有的虚伪性。影片恰恰通过这种错讹，让我们发现，那些光鲜亮丽的现代生活，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胡建林恰恰是那个保留了淳朴人性的孩童，戳破了这个光鲜的谎言。而从那个看似“落后”的时代中，我们会看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胡建林的最好归宿——回到“县城”，担任工厂的副厂长。

“我的未来不是梦”。胡建林经过了这一趟“省城游”，哪怕在最后被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他真的还会认为他的未来不是梦吗？这难道不是比梦境更荒诞可笑吗？他就算担任了副厂长，保住了那300人的饭碗，整个集团运作的总体逻辑会改变吗？他梦想中的未来又是什么呢？当他看到工人的年工资可能只是白领月工资的零头，认清了整个集团的运作方式，作为一个非痴非傻的人，还会那么坚定、自信、高昂地唱出“我的未来不是梦”吗？

或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集团所面临的资金流困境没有改变，没有新的发展逻辑，看似主持了“正义”的董事长，真的可能是正义的化身吗？真的值得大家把所有的希望系于彼身吗？

可以理解，影片或许需要让作为至高裁决者的胡董事长来给整个故事画上一个大团圆结局。但“广进计划”是胡董事长批准的计划，95%已经完成的规模可没有众和工厂那300人的好运。在年会上，胡董事长坚持让丑闻视频播放完，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中只涉及徐云峰一脉的人，并不牵扯自己。让众和工厂的300人回来，不仅重塑了集团形象，同时也保住了自己发家的门面。让徐云峰一脉、代表公司人事部门的人倒台，则很巧妙地将被开除员工的怒气都引向人事部门，重新维护了自己的权威；而将这一脉高管拉下马，又省了一大笔工资的开销。就算胡董事长有良善的初心，这也是一石N鸟。不得不说，好一个危机公关！

联欢会和年会

这部影片的名称叫《年会不能停！》，全片也是围绕着年会节目串联的。而在年会上表演一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不仅是胡建林故事的起点，同样也是他在工厂衰败之后，除了兢兢业业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之外几乎唯一的追求了。但影片将1998年工厂转型陷入困境后为了鼓舞人心而坚持召开的“新年联欢会”，与成为集团之后召开的年会放在同一序列中，是有很强烈的违和感的。

“年会不能停”本是胡厂长在1998年为了团结、鼓舞大家而发出的豪言壮语；但在2019年，在集团运营已经出现巨大困难并且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仍然花费巨资举办“年会”，营造出莺歌燕舞、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这实在已经不是1998年“新年联欢会”的目的和初衷了。或许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影片时间起点的1998年大有深意，这是国营工厂工人大规模下岗的高峰期。胡厂长说不开除任何一个工人很有可能只是保持大规模下岗后的现有人员而已，更有可能仅是一种伪善的说辞罢了。

这种“不能停”的“年会”的“违和感”，影片通过胡建林的嘴直白地表露出来：一个年会要花6000多万，这能让多少工人吃多少顿饭？

胡建林十几年通过各种媒介观看公司和集团的年会，一直艳羡能够在这个舞台上一展身手的人，也一直渴求终有一天能够登上这个华丽的舞台而再度光芒四射。但当他真正超越那些横亘在他和“年会”之间的多重滤镜，而直面这一场华丽的狂欢时，当他带着“县城”制造业工厂的身份穿行于整个故事中，也穿行于“等级森严似丛林”的集团各阶层中，他看到了这只不过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一方面集团已困难到要让那么多人失业下岗，一方面集团还要花巨资办这样一场歌颂的盛会，胡建林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正如他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整天无所事事、遇事装聋作哑，就可以当好领导，赚到制造业工人几辈子也赚不来的工资一样。

在这样的逻辑中，还是坚持“年会不能停”就成为最后也最大的一个笑话了。年会到底能不能停？这样的年会有没有必要办？或者说，这一套支持“年会不能停”同时也支持着“裁员广进”的逻辑还应不应该继续存在？

从“联欢会”到“年会”，大家同桌吃饭、坐在一起的工厂车间，变成了不同层级严密分开、享有不同的座椅待遇和观景位置的体育场，由击鼓传花随机选定、大家联合推举的即兴节目变成了个人申请、逐级审核、领导拍板、多次彩排的预定流程，员工们的欢乐也从彼此之间情谊的加深变成了年会现场的恢弘场面和大牌明星。换言之，“联欢会”的空间是平面联结的，但“年会”的空间则是中心辐射的。

我们其实可以想见，影片最后在年会上揭黑解气的高潮，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要找到那么多工种——主持、演员、音乐、大屏、灯光、声控一起配合，放映精心剪辑过的爆料视频，并配合上节奏合拍的音乐，这大概只能是影片提供的浪漫想象。

无论是“年会”花钱和“裁员”省钱之间的矛盾，还是“狗屁工作”带来的对工作意义的思考，无不在拷问我们，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真的是值得过的生活吗？胡建林在影片中那些有意义的惊讶、叹息和追问，无不是在这一层面上给我们启迪。

马克·费舍说：“没人无聊，一切又都很无聊。”我们太沉浸于工作和生活交织出来的一整套体系，而这部喜剧恰恰通过一个似乎是来自前一个时代的人，一个还保留着真实人性的人，一个还有真的喜怒哀乐的人，揭示了这份无聊、这份可笑。

“联欢会”或许不能停，“年会”还是彻底停了好。

文｜寄溟

编辑/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