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梁子马铃薯研究站十几年前旧址

◎姚维儒

1958年10月，汪曾祺戴着右派帽子，被贬谪到张家口沙岭子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受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安排，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育种）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沽源原是一个军台，军台就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倘若官员犯了罪，就被皇上发往军台效力。汪曾祺在《沽源》一文中自我嘲讽道，“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又言，“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的。”

汪曾祺形容沽源县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溜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今年8月，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和夫人刘阳随我们汪迷部落文学社一行人，为追寻汪曾祺的足迹来到了沽源，寻找汪曾祺足迹，特别想见见汪曾祺笔下的老街。由酒店出门，过两个红绿灯，就见到老百姓指点之下的老街。马路很宽，两边的建筑都是仿明清风格，往北有座非常雄伟高大的城楼。过了城楼，路西有一群仿古建筑，路北是一个比较繁忙的农贸市场。我们沿着街道兜了一圈，大约走了5公里，基本上把沽源县城逛了一大半。

当年，汪曾祺是坐“二饼子”牛车到马铃薯研究站的，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那真叫一个慢，好在当时的汪曾祺没有什么急事，于是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汪曾祺说研究站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是啊，在那个年代，能够“既不开会，也不学习，画多少算多少。画起来是不费事的。生活真是宽松自如。”

2023年8月，汪朗、刘阳夫妇与“汪迷”一行寻访马铃薯研究站

汪曾祺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了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汪曾祺说他大概吃过几十种马铃薯：“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土豆的，全国没有第二人。”天凉了，汪曾祺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到沙岭子继续画马铃薯。

汪曾祺说他“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由于时间久远，马铃薯研究站也早已撤销，我们这次寻访，如何找到这个地方还成了问题。

我在高邮时就做了功课，在网上看到沽源当地一个叫李富荣的汪迷写了《寻访汪曾祺在沽源的足迹》一文，颇费周折寻觅到了沙梁子。李富荣的文章说：马铃薯育种站旧址在西南营子西南端的一棵大榆树前面，原来有四排房子，最后一排房已经拆了。这排房子的下面是一个储藏马铃薯的大窖，窖还在。前面的三排房子是职工的家属房，历经修缮和翻盖，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第一排房子目前已经没有人居住，第三排家属房最东边的房子，可能是汪曾祺住过的。加了瓦，换了砖垛，改了窗户。后来终于找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马铃薯育种站工作过的赵喜珍老人，老人回忆：“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姓三横一竖的‘王’，而是加三点水的‘汪’。这个人瘦瘦的、黄黄的，五十岁上下，性格温和，待人和气。住在第三排东边紧挨伙房的房子里，主要工作是画马铃薯的叶、花、茎，只待了几个月，冬天没的画就走了。”而且，老人“经常站在旁边看汪曾祺先生画马铃薯图谱，他画完整个的马铃薯再切开来画”。

这次陪同我们去沙梁子的是沽源文联主席张瑞明和一位女同志，哪知，那位女同志就是李富荣，她是一名教师，也是一位资深汪迷。李富荣说她至今还与赵喜珍老人保持着联系，时不时还会通电话。这可真是巧了！

当我们问路时，来了位精瘦的老者，叫李青海，今年70岁。他说他见过画马铃薯的汪曾祺，那时候他也就六七岁。他说，最后两排房子也在十多年前拆了，储藏马铃薯的地窖就在路边，路边那棵大榆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栽的，成了马铃薯育种站的一个见证。

虽然汪曾祺说他“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但这次寻访，汪朗夫妇可算是了却了埋藏心底多年的一个夙愿，我们也算是替汪老圆了一个心愿吧。供图/姚维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