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世纪以来，罗马和耶路撒冷在西方的想象中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关于壮丽和神圣的典范。罗马，这座“永恒之城”，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以军事实力和法治著称的强权的典型，也是对道德败坏的危险的警示。帝国都城那如画的遗迹既让人痴迷又让人反感，并激起人们对前人辉煌成就的钦佩以及对人类渴望荣誉的缺陷的反思。此种印象甚至在今天的文学、艺术和电影中依然保留着。相比之下，耶路撒冷被理想化为启示、奇迹和精神力量的圣地。这些理想化形象源于这些城市在耶稣生活的年代的真实历史。在第一个千年之初，这两座城市都处于各自繁荣和伟大的顶峰，两者都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和其他地区享有盛名。两座城市的居民也接触密切：罗马人作为士兵、政治家和游客来到耶路撒冷；而犹太人则作为请愿者、奴隶和淘金者来到罗马。这两座城市在文化上是部分相通的：从夏日艳阳下闪着微光的神圣的白色砖石建筑，到两者都将希腊语作为学术权威用语，并受到希腊哲学和建筑的影响。这两座城市共同享有一个通过友谊、联盟和庇护制建立起来的政治世界。但结果是，这两座城市陷入冲突之中，并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我们知道很多关于这两座 2000 年前的城市的知识，并不完全是一种偶然。罗马人和犹太人都高度重视写作的艺术，并且都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同样重要的是，双方的许多文献都是通过手稿抄写和保存的传统幸存至今的，这一传统从古典晚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发明。在犹太方面，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写作的文献保存了拉比文学传统，其教义在公元后的第一个500 年间形成，并奠定了中世纪和现代正统犹太教的基础。用希腊文写成的犹太著作被拉比忽略，但却被基督徒保存下来。这些基督徒，为了自身的宗教教育，挪用了大量在公元 100 年之前写成的犹太文本，包括《圣经》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希伯来圣经》的希腊语译本，并附当下通常作为《次经》［Apocrypha］收入英文版《圣经》的额外内容）、斐洛（Philo）的哲学论著、约瑟夫斯的历史著作，以及最初用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写成的更富神秘色彩的犹太著作的希腊语版本。
基督徒保存了许多古罗马文献。从公元 4 世纪起，基督徒将异教的希腊和罗马文学改为己用。一些异教徒，如尤里安皇帝（Julian，公元 361—363 年在位）认为，如果基督徒自己不信异教诸神，就不能彻底地教授关于异教诸神的文学；而基督徒圣哲罗姆（St. Jerome，约公元347—420 年）担心在拉丁散文写作中坚持西塞罗式的文风会使他不忠于自己的信仰。但到了 5 世纪，希腊和拉丁文学的伟大作品与基督徒撰写的文本一同被许多基督徒视为罗马基督徒教育的核心要素。因此，许多文本通过僧侣虔诚的努力得以幸存，从公元 6 世纪意大利的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到 15 世纪拜占庭勤勉的学者们，都认为抄制手稿是一种奉献行为，并几乎不在意其内容；基督徒保存下来了许多异教著作，如维吉尔（Ve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和塞内卡（Seneca）的哲学沉思。他们迟早会从这些著作中得到适当的道德教诲。
耶路撒冷和罗马的居民都不可避免地分享了地中海气候的自然变化所赋予他们的许多体验。对犹太人来说，地中海是 ha Yam ha Gadol，即“大海”；yama，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代表“西方”，反映了以犹地亚为原点的海洋观。对罗马人来说，地中海不过是 mare nostrum，译为“我们的海”，有点像英国人将拉芒什海峡（La Manche）看作英吉利海峡一样。
两座城市在盛夏都有令人窒息的热浪，但是在耶路撒冷，雪是十分罕见的，冬天也比罗马的温和，而结冰的温度在后者并不是未知的。耶路撒冷的年降雨量比罗马少，干旱的夏季从 5 月一直持续到 11 月底，比罗马更长也更完整。因此，犹地亚山区的农民更多依靠因夜间气温骤降而凝结的大量露水生活工作。但在这两座城市，人们都非常清楚干旱的潜在影响。公元前 24 年和前 23 年耶路撒冷的干旱导致粮食短缺，进而引发瘟疫，还在冬天出现了严重的衣物短缺，因为羊群已经死亡，没有“羊毛或其他任何材料可以帮助人们保暖”。生活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Livy），在他的罗马史中加入了这些他所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大约 200 年前的公元前 181 年“由于干旱和农作物歉收而被人铭记，据说当时接连六个月没有下过雨”。1这两座城市的居民都在山间台地上种植大量的葡萄、水果和橄榄，并通过放牧活动来补充在适于浅耕的沿海平原和谷地上种植的粮食作物。罗马人能够理解来自上帝的赐福：例如如果以色列人服从上帝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获粮食、酒和油，并使田野为你们的家畜长草”。先知弥迦（Micah）期待着到时“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可以使他们害怕”。2
但是远离大海的犹地亚的生态环境与意大利完全不同，而在一些方面，耶路撒冷更是处于地中海生态圈之外。以色列的独特地理是由东非大裂谷造成的，大裂谷从叙利亚向南一直延伸到非洲，包括了狭长的约旦河谷地区，最终结束于低于海平面许多米的死海。在古代，从耶路撒冷向东，梯田迅速地变为半沙漠。在通往耶利哥（Jericho）的下坡道路上，完全干旱的地貌仅被耶利哥、隐基底（En Gedi）和恩费卡（En Feshqa）泉这样稀有的绿洲所点缀，而这些绿洲养育了居住在发现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的库姆兰（Qumran）地区奇异的犹太社群。约瑟夫斯有理由称赞裂谷中能够得到充分灌溉的区域的土地异常肥沃：他声称，加利利海边的果树一年四季都可以结出果实。3约瑟夫斯有理由去夸大以色列地区的繁荣，这既出于自然的爱国情绪，也为了展示其赞助人韦斯巴芗和提图斯皇帝的丰功伟绩，但是他的地理信息应该是可信的，令人震惊的是，他并没有把犹太人的国土划分为两个区域，即犹地亚和加利利，而是划分为三个区域：犹地亚、加利利和佩里亚（Peraea，即外约旦）。犹太人的领土不仅西朝大海、北抵加利利，而且还东接沙漠。约旦以东地势不断上升，最终通向一个玄武岩基底的高原，这里的土地因为从西面获得的充足雨量而变得肥沃，在罗马时期养育了少量城市——其中包括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即现今的安曼［Amman］）、杰拉什（Jerash）和佩拉——此地以种植谷物和畜养牲畜，特别是养牛为生。从这再往东仍然是半沙漠地形，那里只适合放绵羊和山羊（《圣经》中称二者为“小牲”）。在公元前 1 世纪，离佩里亚更远的叙利亚沙漠成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国际贸易通道。巴尔米拉（Palmyra）绿洲的日渐繁荣印证了骆驼商队的成功，这一交易中心在《圣经》中被称为达莫（Tadmor）。在罗马时期，尤其是在罗马于约公元 17年控制此地后的两个半世纪内，帕尔米拉的财富达到了顶点；帕尔米拉人花费大量财富，建造了许多金碧辉煌的陵墓和神殿，这些建筑融合了帕提亚（Parthian）、希腊、闪米特（Semitic）和罗马的艺术特征，至今仍可以看到。4
与东方的联系对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说很重要。为了回应“犹太人不可能有过辉煌的古代历史，因为古希腊人没有记载过他们”的诬蔑，约瑟夫斯甚至宣称，“我的国家不是一个有海岸的国家；临海所带来的商业或是与外族交往的机会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的城市建在内陆，远离大海……”当然，犹地亚的犹太人在 1 世纪还和他们在巴比伦的犹太同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巴比伦被帕提亚统治，不在罗马的控制范围内而感到畏惧。大希律王在加利利海以东的巴塔奈（Batanaea）建立了一个由巴比伦犹太人构成的军事殖民地，以此来保护那些从美索不达米亚前往耶路撒冷圣殿的朝圣者免遭抢劫。据约瑟夫斯记载，希律在公元前 37 年入主耶路撒冷后任命的第一任大祭司名叫安内尔（Ananel），本是巴比伦下级祭司。根据后来的拉比传统，活跃在公元 1 世纪初的耶路撒冷的大学者希勒尔（Hillel）也来自巴比伦。5
另一方面，如果说犹地亚并非完全属于地中海文化，那么它也不能简单地归入从这里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土地带的类别当中。这一地带的通用语言，阿拉姆语，起源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 5 世纪到 4 世纪时，它主要通过作为波斯帝国的皇家与行政语言传播到黎凡特（Levant）地区；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新月地带的居民像地中海沿岸的一些社群，特别是希腊人那样自认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罗马征服并统治前的近东地区，这种归属感——哪怕是对一个较小的区域性实体的归属感——并没有在犹太人以外的社群得到广泛的证实。后来出现的区域性身份认同似乎常常是对罗马或希腊范式的采纳。在公元后头三个世纪中，罗马通过在帝国东部集中大量的军事资源，以及赋予现有城市罗马殖民地地位等奖励手段，使近东地区逐渐地罗马化了，但是在公元 1 世纪初，这个过程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看来，丰饶的新月地带——它被赋予叙利亚、亚述（Assyria）、阿拉伯或其他富于异域风情的名字——大体上仍然是一个没有太大差异并且鲜为人知的荒蛮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讲，耶路撒冷在罗马统治下不幸的命运是其处于地中海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暧昧位置所引发的后果。6尽管这两座城市存在不少文化差异，但在公元前 1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访问罗马和耶路撒冷的普通游客可能会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感到惊讶，毕竟就是在这些年中，两者从破烂不堪的群居地，蜕变成了大规模公共支出光芒四射的见证者。直到公元前 1 世纪中叶，罗马都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城市，这里充斥着以弯曲的小巷隔开的砖瓦建筑，它们簇拥着市政广场（Forum）和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上的狭小公共区域；之后，罗马城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建，一系列新建纪念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空间随之诞生。相似地，耶路撒冷由大希律王扩建和改造，以使其成为罗马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城市于公元 70 年毁灭后宣称的“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东方城市”。两座城市都采用了最新的城市规划技术，借鉴了上一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即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筑风格，并利用拱门，从山丘的侧面搭建平台，形成平整的公共空间。这两座古城在同一时间以相同的方式重生，但是罗马荣耀的来源与耶路撒冷辉煌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