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启超会看到什么景象？

在火奴鲁鲁9号码头的露天酒吧，我喝着菠萝啤酒，看着“火奴鲁鲁之星”缓慢地停泊靠岸。在白色甲板上，几个粉裙、肤色棕黑的姑娘扭动着腰肢，花衬衫小乐队一旁演奏，曲调朴素、慵懒，没错，就是那些夏威夷小调。

杯中之物的劲道比想的强烈，菠萝的甜蜜没能压住酒精烈度。生产这款啤酒的酿酒厂，也是本地历史的缩影。创始人詹姆斯·多尔生于1877年，缔造了一个以菠萝为中心的产业帝国。与香料、咖啡一样，糖驱动着近代世界的形成。因为盛产甘蔗与菠萝，夏威夷是全球制糖业的重要一环。甜也是一种权力，白人种植园主将金钱转化成政治控制，废黜了夏威夷女王，创建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共和国。詹姆斯·多尔的堂兄、拥有一副令人难忘的胡须的桑福德·多尔，出任了首任总统，积极说服一个迅速扩张的美国将共和国纳入版图。

本地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也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华人社群。这些大多来自广东的移民，以檀香山命名这个群岛，并发展出一种少见的政治意识。他们不仅参与当地的权力角逐，还追随孙文缔造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政治组织—兴中会。

我微醺，眼前一切皆显错乱。这是2020年2月末，一场全球性瘟疫正四处蔓延，这里却像身处历史之外，海滩、购物中心、电影院拥满了人，交谈、饮咖啡、冲进海浪……空空荡荡的唐人街传递了忧虑，华人及他们的食物可疑起来，似乎病毒与肤色有关，能藏身于叉烧和虾酱空心菜。

一种微妙的历史联结漂浮在空气中。一百二十年前，梁启超在此登岸，也恰逢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危机。这令他的计划倍受干扰。自1898年秋天流亡东京，他已遭受一连串挫败：日本政府没能干预北京政局，助光绪帝复位；康有为被强迫离境；自己创办的《清议报》时时面临停刊压力。但机会意外涌现。被迫前往加拿大的康有为，发现了大批追随者，他们慷慨解囊，成立了保皇会。康意识到，散落世界的华侨可化作一股值得期待的政治力量。梁的夏威夷之行与这新形势相关。在此停留一个月后，他将乘船前往旧金山，展开美国大陆之旅。一路上，他将发表演讲、募集款项、创建保皇会分会。募款将为勤王起义提供动力，若一切顺利，起义将同时在华南与长江流域发生，从维新人士到会党、游勇皆卷入其中。义军最终将挥师北上，恢复光绪的权力，重启中国变革。

现实与梁启超期待的大为不同。一场鼠疫刚抵达夏威夷，唐人街沦为替罪羊，遭遇隔离、火烧。他深感种族焦虑，愤愤称统治者为“白贼”；只因肤色，他也无法搭乘前往旧金山的船只。最终，美国之行未遂，岛内的募捐也谈不上成功，国内的起义更以灾难收场。梁深陷愧疚，恨不得自杀谢罪。夏威夷也见证了他的摇摆性格，孙文将哥哥、同学与兴中会网络介绍给他，以期共同革命。他却背叛了这份信任，将兴中会员纳入保皇会麾下，同时安抚远方的孙文，许以携手入主中原。他还投入一场炽热的单相思，在国家衰败、兄弟遇难、同门相攻的焦灼中，持续修改一组给何小姐的情诗。

这个片段或是理解本书的恰当切口。这一卷从1898年秋至1903年夏，是梁启超流亡岁月的第一阶段。他带着幸存者的内疚抵达东京，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光绪被囚瀛台，一众同志四处逃散。他要消化这创痛，也要警惕这创痛。流亡是前所未有的经验，熟悉的世界陡然消失，最寻常的语言与食物也变成挑战。惊恐与威胁也从未消退，对他头颅的悬赏遍布中国沿海城市，延伸至海外。流亡也是契机，它助你抛弃习惯的窠臼，拥抱新思想与新感受，塑造一个新自我。

梁启超成功、或许过分成功地重塑了自我。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以横滨为基地，对中国政局发挥了意外的影响力。明治晚期蓬勃的报刊、书籍冲击了他的思想，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还变成一座不断延展的知识桥梁，几代人将借助他来进入现代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心灵。

比起生花妙笔，他更期待以行动者的面貌示人。他创办实业，展开武装起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舞台。从横滨、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他成了老练的全球旅行者，与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 P. 摩根，前往白宫会晤西奥多·罗斯福，还穿梭于散落各处的唐人街，观察、体会华人在异域的屈辱、希望与独特之生命力。即使置于世界坐标，他的广阔经验也少有人及，在那一代中国人中，更独一无二。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他影响力惊人的笔端，也常伴随着不安。为了现实政治考量，他制造康有为神话，扭曲亡友生平，还编织荒诞不经的谣言。他参与的政治行动草率、漏洞百出，充满孩子气式的任性，总导向失败。他的智识成就也不无瑕疵。他毫不客气地借用日文学说，还常赤裸裸地抄袭，引发日本同行的抗议。他的思想看似充沛、广袤，更充满矛盾、错乱，常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结果。他也缺乏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敏锐与深刻，没能将庞杂经验化作对人生与世界的真正洞察。在这一人生阶段，他遵循乐观、线性的思维，对于日本与西方的理解停留在表层，缺乏更富原创性的见解。一些时候，他就像青年时代的托克维尔：“他还没有学会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

不过，对于一个不到30岁，在四书五经、八股训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这要求又未免苛刻。梁启超正是一个典型的过渡人物，“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未诞生”。他注定以闯入者的心态介入每一个领域，他的冒险、挣扎、奇思异想、种种谬误，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二

“历史真正的主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在写作这一卷时，历史学家G. M. 扬这句话常跳入我脑海。

怎样去理解一个世纪前、与你的经历迥然的一个人？翻阅《清议报》是一种方式，喝菠萝啤酒、在墨尔本的淘金博物馆中闲逛，也是一种方式。时代充满断裂，过往即他国，也仍有某种连续性，风物会意外地存续下去，每一代的苦痛与喜悦，希望与焦灼，亦不无相通。

自2015年9月写下这部传记的第一行，梁启超与他的时代，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平行存在。他的行动与思想，常变成我的避难所。读到他信中那些抱怨，看似成功的书报亏损不断，在同门面前忙于自辩，我感到某种释然，甚至对自己的创业焦虑不无缓解；他囫囵吞枣地应对立宪、文明、经济、笛卡尔、格莱斯顿、卢梭这些概念时，多少就像是我突然被抛入了大数据、OpenAI、埃隆·马斯克的世界吧。我也记得抵达异国的新奇与不适，对于唐人街的亲切与疏离，这该与梁的感受不无相似吧。

这带来亲近感，也可能是某种庸俗化，窄化了历史人物。我这一代人已经很难想象梁启超这代读书人的中心角色，他们的思想、言论对现实强有力的冲击，他们在朝野中激起的爱慕与愤怒。

写作不无兴奋，它扩张你的心胸，让你被另一个时空滋养。它更充满痛苦，很多时刻，我觉得自己掉入种种琐碎，《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那些大量重复、缺乏养分的文章，各种二流作家一时的感慨，占据了我太多精力，以至于丧失了对更重要问题的追问。1898—1903年不仅是他个人观念形成的关键岁月，也是中国思想的巨变时刻，它值得更深入、更精确的笔触，我模糊地感受其轮廓，却丧失了进一步廓清的气力与耐心。

但对于一点，我颇为自豪，比起之前的梁启超传，我更充分地描述了时代情绪、城市气质、各地华人社区的面貌，以及同代人的选择。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个体精神与性格得以真正浮现。我亦认定，横滨的色彩、李鸿章杂碎的滋味、西雅图戏院的气氛、一个墨尔本矿工的叹息、一位杭州故友在日记中的感慨，皆有其价值，它们构成一张令人着迷的世界之网。

在这一卷中，梁启超的思想与个性皆更为鲜明。历史之创痛，一个突然浮现的舞台，康有为的远离，迫他迅速成熟。令人欣慰的是，他并未因此扭曲，在很大程度上，他仍保持了诚实、热忱与笨拙，为自己的谎言不安，奋不顾身地投入冒险，也对任何一种选择皆感怀疑。

我亦逐渐意识到，这个计划比最初想象的更庞大。你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越有充分描述的冲动。最初的三卷本计划，如今扩展为五卷，倘若足够勤奋与幸运，或可在下一个七年，完成余下三卷。尽管对这一卷仍有诸多不满，我已迫不及待地进入下一卷的写作。那是1903—1912年的梁启超，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争辩，将在他与孙文、章太炎间展开。

2022年12月24日于 虎之门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