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先秦、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元明清风采，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煌煌五千年文明的城池。故宫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古老缥缈的，宝相庄严的，其中蕴藏的那些皇家气象、风花雪月仿佛都是遥不可及的残影。这座旧宫殿里装着王朝秘史，载着文化密码，唯独超越了个体。置身于其中，个人曾经密密实实的岁月转瞬就没有踪迹。
而祝勇，正是现时意义上、故宫中的人。多年之前，他因缘际会之下来到故宫工作，由此缔结了和这座城之间深入血脉的联系。他每天都要走进紫禁城的身体，紫禁城也一直活在他的心里。这一次，祝勇照例骑上一匹隐身的四足兽在故宫无声逡巡，他恍然间看到了九十年前那段峥嵘岁月，试图打捞起故宫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人与事：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身为著名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了新书《故宫文物南迁》，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半壁河山，完璧国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
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 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写下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周肇祥则亮出了绝然的态度，甚至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实施爆炸”。
那么，国宝是迁还是留？
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祝勇导演的同名纪录片中，一段言简意赅的话语概述了这段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1933年 2月，故宫人带着文物精华13000 多箱紧急撤离，穿越大半个中国，辗转迁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他们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1950年 —1958年，8000 余箱文物重返北京。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故宫文物损失甚微。”
是啊，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
正如祝勇在后记中写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故宫人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然而，他们的血泪与牺牲却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从此如断鸿零雁，一去不回……这些青衫磊落的故宫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伟岸，他们在故宫的浩瀚烟云中永远值得被我们看见，被历史铭记。
纸上的故宫南迁，精神的自我完成
一个找到自己深耕写作题材的作家是有福的，更何况这个题材是故宫。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此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这套书反响非常好，全系列累计销售突破50万册，可以说是近年来一套现象级的文化读本。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尽管此前祝勇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这次专程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九十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渐铺陈开来，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除了调查和拍摄，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故宫文物南迁》首发于《当代》杂志2021年第4期，荣获第23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纪实作品总冠军。发表之后，祝勇又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增补了十余万字，并请相关专家进行了细致的审校，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本厚重的单行本。
在他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翻开书可以看到，祝勇的书写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如讲故事、场景转换等。
“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他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祝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
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
故宫文物南迁北返前后历经十数年，得到了上至文化名人、下至当地平民百姓的倾力支持，竟无一丢失，几无损毁。“正是全体国民对自身文明的体认才完成了这项世界文物史上的壮举。”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多次讲述这个话题，每次无不感慨，“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
中华文物渊薮，甲于世界。在国际上抢救战火威胁下国宝的史实中，中国的“古物南迁”是其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深远的行动，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珍视自己历史的传统，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穿过无垠的时空而延展与传承。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视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场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它间接形成抗战精神，增强了民族认同感，期间还参加了首次赴外展览，既坚定和弘扬了中华文化，也保护了人类文明遗产。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物南迁，创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忆。”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就在前不久，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部分南迁文物陆续回归故宫，另有大批珍贵文物通过捐赠、收购、调拨等方式入藏，使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级重大文物工程的推进与人才队伍的壮大，故宫文物典藏与保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紫禁城已然度过六百岁的生日，沧海桑田的六百多年间，皇家园林岿然不动，珍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结晶。曾流浪于中国大地的“文物游子”们早已回到故宫的怀抱，如今向世人熠熠展示着中华民族耀眼的历史文明，风雨不变。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