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个多月了。她的离去引发了她的众多读者的关注，她的那句“活着就是胜利”被频频引用，一直在持续发酵。我相信她的读者不会怀疑，她这句话从来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的另一种说法；熟悉她的读者在复述这句话时，会自动脑补她在不同场合重复了无数遍的两个词：“等待”和“希望”。《基督山伯爵》结尾里的，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在这五个字里：等待和希望！十七岁给巴金写的第一封信里，她就引用了这句话，最后接受采访时，仍在引用。她还喜欢说的另一句是make the best of everyday，充分利用每一天，杨先生的译法是“每一天都要做到最好”。脑补了这些，我们当然就明白，怀揣着希望的活着，兴致盎然的活着，而不是由生命体征标示的那种生物性的活着，才是杨先生所说的“活着”。

活着和活着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杨先生一直是这样活着的，或者，希望自己这样活着的，直到她走向生命终点。她接受央视访谈是去年九月份的事，已经一百零三岁，谈话时仍然眼神明亮，兴致勃勃。徐蓓导演的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有个翻新出奇的片名——“九零后”，片中采访当时健在的西南联大老人，大多比杨先生成就更高，名声更大，据我所知，不少观众印象最深的却是杨苡先生，显然，更吸引他们的不是杨先生的成就和地位，而是她的生命状态，似乎她更能传递“九零后”的青春气息。去年十二月我的最后一次探访，她仍是这样谈笑风生的状态，可能绝大多数去她那里的人，印象最终都定格在类似的画面上。所以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错觉：杨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去世，就认定她输了一场较量，那句“活着就是胜利”终成虚话，相反，我们不会怀疑，以她的高寿，以她持续到最后的生命状态，她已经是一位赢家。

她已经去世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妨碍我想象她来到“客厅”，来到追思活动的现场。假如她站在这里，面对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她会说什么呢？我想象的起点可能有点“出戏”，因为背景是在家中，杨先生对我议论近来人们对她的一些标题党式的议论：她新得到诸如“名门闺秀”“最后的名媛”“翻译大家”等标签。她会很鄙夷地说：又是炒作！多半还会加上两个字：“恶心！”熟悉她的人肯定熟悉她表示不喜时的这个惯用字眼，我甚至可以真切地想象她吐出这两个字时的神情。

但是我相信杨先生不会把这场由译林出版社发起的追思共读看成是一场炒作。她愿意大家能记住她，想起她，前提是以她喜欢的方式。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相聚，在一种温暖而并不悲切的氛围里谈论她怀念她，就一定是她喜欢的，好像这里是她那间摆满玩偶、相片的小客厅的放大版。

杨先生是一个特别看重“教养”的人，教养在她那里意味着说话行事的“得体”，“得体”至少有一面，就是说话符合身份，符合说话的场合。所以“恶心”二字她是不会在这里说的。但是她仍然会表达她的意思，就是对“最后一位贵族小姐”“名门闺秀”“翻译大师”之类头衔或标签的不屑一顾。杨先生的高傲，往往表现为不经意间对自以为高人一等者流露出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人们对她的描述中，有一个我觉得她是会接受的：祖母，经历了岁月沧桑、百年生活变幻的世纪老人。单凭她一百零四岁的高寿，她的资格就不容置疑地摆着。我想她会乐于以这样的身份对我们这些晚辈——不管是青葱少年，还是已然白发苍苍，不管是身居要职、有头有脸，还是一介平民、默默无闻，在她面前，我们共享晚辈这重身份——说几句。

以一位长辈、一位祖母的身份，此时此刻，她会说什么呢？我想起她曾不止一次向我描述过的一幕。那是他们三兄妹给母亲九十大寿，母亲（也就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的徐燕若女士）对三位已是白发苍苍的儿女说：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同的版本小有差异，我在另一段录音里听到的后半句，是“看看这个世界多么奇妙。”——这不就是“等待和希望”的意思吗？

杨苡先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人生变幻，穿越了诸多的家国灾难，支撑并维系她的乐观的，恰恰是她坚信她的“五字真言”。杨先生的“等待”没有《等待戈多》式的灰暗，杨先生的“希望”没有鲁迅“绝望之为虚妄，真与希望相同”里的怀疑底色，她的等待与希望有温暖得多的色调。也许，许多读者在杨先生身上发现的“天真”“少女感”，可以部分地从这里找到理解的通道。在她的口述中，她向我们打开记忆，讲述过去的故事，但同时，她讲述之外，也是一个在聆听的人，聆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对于杨先生和对于我们一样，没有剧透。我相信如果历史早晚会成为故事的话，她会有好奇心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听下回的分解。她会以她的乐观，达观陪伴着我们，等待，并且不放弃希望。

来源：新民晚报夜光杯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