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

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

于是诸臣奏请次第举办，“综括言之，凡有四事”，一曰图书馆，一曰博物院，一曰万牲园，一曰公园。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园”，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产物。在西方，动物园滥觞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随着航海和殖民力量的扩张，以皇室为代表的欧洲上流贵族热衷于收藏珍奇动物，作为彰显王权和力量的方式、文明驯化自然的象征。这些兽馆通常附属于贵族花园，如凡尔赛宫的动物园深刻地烙印着专制王权和殖民主义的痕迹。到了19世纪，“动物花园”（zoological garden）的概念出现后，动物园才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脱离既定花园的范畴。这也就是说，“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中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在伦敦摄政公园（The Regent's Park）率先兴建动物园之后，整个欧洲随之掀起了兴建动物园的风潮。动物园的兴起并非孤立的个案，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成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由于隶属于公园系统，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与公园一同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起供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晚清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的。因此，端方、戴鸿慈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彼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当然，彼时国人对于动物园这种新事物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中国，辟设专门空间蓄养动物的传统，其实可以追溯至周文王时期的灵囿。《诗·大雅·灵台》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毛传注：“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囿，言灵道行于囿也。”后囿泛指帝王蓄养动物的园林。但是彼时国人对于 “动物园”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现代文明的意义还是完全陌生的。不仅如此，国人对于动物的认知，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人对于动物较为系统的认知可以追溯到《尔雅》，但基本是出于一种博物的趣味，“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或是附会于人事，要么将动物与祥瑞灾异之兆联系起来，要么将动物赋予人类的品格进行褒贬，表面谈的是动物，实际还是旨在人事，缺乏对于动物本身生物学的认知——当然，这些即使在西方历史中，也是近代以来的事。而动物园的诞生本身就与西方的博物学、分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晚清士大夫游历欧美时，动物园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自然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碰撞。

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晚清国人出访考察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在令人目眩神迷的众多发现中，动物园引起了他们普遍的兴趣。由于难以在本土既有的知识结构中找到对应物，最初对于zoological garden（动物园）的翻译也各出己意，缺乏统一，有译为生灵苑、生物苑，也有百兽园、万兽园，或万种园、万牲园、万生园等等。直到20世纪初，戴鸿慈、载泽、康有为等人的论述问世后，“动物园”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田晓菲在讨论魏晋和晚清游记的《神游》（Visionary Journeys）一书中指出，中国游记素有 “好奇”（love of the strange）传统，对富有异域风情的奇珍异事尤为留意。而初衷为搜罗“奇异”（exotic）生物的动物园，恰恰迎合了这种期待。欧美动物园从世界各地网罗来的珍禽奇兽，绝大多数是这些初出国门的晚清士大夫闻所未闻的，因此，他们对于动物园最初的关注集中于一个“奇”字。如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强调，巴黎、伦敦、荷兰等地“生灵苑”之“鸟兽之奇异者，难更仆数”“尤奇者，海中鳞介之属”“异鸟怪鱼，皆目未睹而耳未闻者”“珍禽异鸟，充斥其中”等等。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不惜花费笔墨，历历细数伦敦“万兽园”之“珍禽奇兽，不可胜计”。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同样也为“奇异难以殚述”的伦敦“万种园”留足了篇幅，分门别类地描摹“兽之奇者”“鸟之奇者”“鱼之奇者”，以及荷兰“生灵园”所畜“奇奇怪怪者尤多”。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亦赞叹伦敦“动物园”的“无奇不备”和柏林“校兽园”之“所畜珍禽奇兽以及鳞介各种甚众”。

晚清出访者对动物园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异域“珍禽奇兽”的新鲜好奇等最直观的认识阶段。所以早期出访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认识和记载各式各样的生物。他们不厌其烦地记述在动物园中观察到的动物。其中一些动物后来被引进北京万牲园。通过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一方面，他们对长颈鹿、斑马、袋鼠等富于异域风情的动物津津乐道，而另一方面，在观察和认识这些新奇的动物时，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其对接。大部分出访者在记述动物时以“虎豹犀象”统之，此语典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这一章讨论了治乱与禽兽的关系，认为禽兽的出现是乱世的表征，暴君当政时，“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 ”；而有道的统治者则驱逐禽兽，使天下太平，“（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对于园囿和禽兽的理解，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公园（动物园）观念对照，很有意思。与之相应，当志刚历数伦敦动物园的收藏之后，笔锋一转道：“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感叹即使如伦敦动物园这般旁搜博采，仍然看不到上古传说“四灵”之中的麟、凤、龙，“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而戴鸿慈谈到“来欧数月，已数见不鲜”的“鹿豹”——长颈鹿时，亦指出：“其状马首、牛尾、鹿身、长颈有角，西人以为中国古所谓麟者即此，此事殊难确证。因思中国古书，称龙、麟、鸾、凤诸瑞物，皆不经见。盖缘此种久已不传，亦与欧洲上古之大鸟、大兽同例（中世以后，所称龙见凤至，皆其赝者耳）。”志刚、戴鸿慈仍然笃信龙、麟、鸾、凤这些中国上古传说中杜撰出来的神圣鸟兽的存在，遗憾在西方现代的动物园中无缘得见，甚至将其归咎为“世无圣人”。这在后世看来虽有些不可思议，却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在最初接触西方动物园时产生的思想碰撞。

当然，晚清出访者对于动物园不光是单纯的猎奇心态，对其格局、形制和功用也有了逐步的认识，他们普遍注意到动物园分类豢养的原则。在记载伦敦动物园时：“或局兽于圈，笼鸟于屋，蓄鱼于池。其驯者，或放诸长林丰草间”；“每一巨室，或圈或栏相连，以一园丁司之”。张德彝的记述尤为详尽：

外有猛兽，每种各有石屋二间，前有铁栅栏，上悬一牌云：物系何名，产自何处，因何人而携此。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面包喂之。兽之驯者在木房内。小鸟每种一木房，前有铜网，内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鸟与鱼皆有大池。鸟兽有水产、旱产各异者，置于四间木房，内凿石池，外铺干草。畏寒者向阳，畏热者背阴，无不各得其所。

这是19世纪欧洲动物园的典型格局。整座动物园犹如一个布局巧妙、分类准确的博物收藏室，兽笼就像陈列窗，以便游人和研究者近距离地观察动物；兽笼上附有的说明标识，如同百科大全目录般清晰明了；而笼中野兽则如同示范性的模型，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李圭精辟地指出，伦敦动物园的功用在于“专以考究生物之理者”。虽然动物园的这种博物收藏室的风格在20世纪受到质疑与诟病，却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形制布局，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当今中国动物园的基本格局。

再者，由于晚清出访者是在同一时间段接受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诸多概念，况且西方动物园在诞生之初隶属于公园的系统，因此，晚清国人对动物园的认识往往局限在公园的框架内。

譬如自诩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就将动物园看作“花园”的一种。他记述巴黎的“官家花园”：“花木繁盛，鸟兽之奇异者，难更仆数。尤奇者，海中鳞介之属，均用玻璃房分类蓄养。”“官家花园”本是公园的意思。在最初进入晚清国人视野时，公园被称为“官家花园”。根据斌椿的描述，巴黎的“官家花园”应该是附设于巴黎植物园内的动物园。在伦敦时，他命随员广英“往看花园”，并记录广英的报告：“云鸟兽奇异甚多。狮子四，极大者二，皆虬毛。虎豹犀象之属，不可胜记。巨蟒长至二三十码，每码合中国二尺五寸，皆豢养极驯。”这很可能是伦敦动物园，因为英文zoological garden后一个单词即花园之意。斌椿不辨花园、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的区别，将它们统视为富有异域情调的花园，因此也无法进一步意识到它们所承担的不同功能。

然而随着认知的逐步深入，晚清出访者对于动物园的关注渐从“动物”转向“园”。查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我们得知他在欧洲养成了闲暇时游观公园、动物园的习惯。如在巴黎时，他常记述某月某日偕某人“游于苑囿，见狮、豹、熊、罴诸兽及各种蛇、鱼、介族”等。此“苑囿”亦即巴黎植物园。待至伦敦，日记中更是多见其独自或携家人至“万生园”（伦敦动物园）、“海德花园”（海德公园） 或“理检滋苑囿”（摄政公园）“游观极久”。到柏林当日，他即“游万生园极久，足力颇乏”。从一个旅居异国的访客角度，对他而言公园与动物园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游憩之所，况且当时欧洲的许多动物园，本身就附设于公园中。曾纪泽曾在日记中认为，中国人来欧洲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方人极其节约地面，“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他对西方人开辟公共空间供民众游憩的用心十分赞许。

20世纪初，康有为游历欧洲时，直接将动物园与公园相提并论。在《丹墨游记》中，他说：“游动物园、植物园及大公囿。动物园布置甚好，且过于伦敦，在欧洲亦为上者。余两园林木森蔚，皆有湖滨洲岛，布置佳胜，风光绮腻。近海公囿引水回环，长堤铺沙，馆楼临海，花木明漪，尤极其胜。欧人之于公囿，虽小如丹、荷、比，而广备游乐，以便都人士之卫生。于都会极贵重之地，占地动十余里，不少惜费，其布置幽雅，亦与各大国争胜焉。”康有为明确地意识到，欧洲“于都会极贵重之地”不惜斥资占地辟设公园，“以便都人士之卫生”的用意，抓住了19世纪西方兴建公园的精髓，而动物园也被囊括在这一系统之中。又如在《瑞典游记》中，康有为盛誉瑞典的思间慎公园（斯堪森公园，Skansen Open-air Museum，现为露天博物馆），认为即使他赞赏的“柏林动物园遍摹万国宫室，自是地球第一，然幽胜则不如此园远甚”。由此可见在康有为看来，公园与动物园是同质化的发明。因此，他更加关注动物园中的风景情致，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公园欣赏，超越了前人迷恋于珍禽异兽的视野。在欧美各国动物园中，他最推崇柏林动物园（tiergarten），誉其“最华妙奇诡”，特别欣赏其引用的异域风情建筑元素，将其视为柏林动物园最显著的特色，“其最奇丽者，畜鸟、兽各室无一同者，大搜各国之室制而兼营之。畜象处以印度庙制，五色之砖斑驳穹窿；畜蛇处以埃及庙制，大楹画人物象。其他波斯之尖塔、突厥之金顶殿、中国之黄龙亭，盖无不备”。此外康有为还留意到动物园内广设酒馆、茶社、戏院等休闲场所，并且很倾慕欧美民众这种于动物园、公园等此类公共空间游憩的文化习俗：

此外酒馆、茶室、戏场皆穷妍极丽，依湖傍山，长廊交通，曲道相接。花木扶疏于径畔，凫鸭唼喋于湖溪，丘阜连绵，芦苇丰绿，沿山得径，架水成桥，芳草蔓藤，杂花生树。亦复有板屋沙地，木几不饰，摹仿古时乡落村夫饮酒状。夕时游人如蚁，树下列几，树上燃电灯，士女接裳，占座饮酒，品茗听戏，至夜十时乃散。光景至佳，可谓极乐矣。

这与康有为对公园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观察到罗马植物园中男女老少或野餐、或游戏、或垂钓，感叹“绿天幕幕 …… 以游以嬉，盖欧洲乐民之通俗”；在丹麦“百戏园”，他亦很享受公园中“楼阁数十座，花木深曲，柳塘水榭、茶室、船舫临之，电灯万千，游人如蚁，百戏并陈。座落皆卖茶酒、架非，置几千百于树下”的闲适，认为“盖欧土之通俗也”。

上述晚清国人对西方动物园的理解与认知，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布局模式。所以，北京万牲园将动物园置于公园的框架之内，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供市民游憩的功能，而不单纯是珍禽异兽的收藏所。这种思路在倡设、建造以及运作万牲园的过程中一以贯之。

作者：林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