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糖果的，卖年画的，卖风筝的，卖灯笼的，花里胡哨的货摊儿，在琉璃厂东街西口和琉璃厂西街东口沿着南新华街两边向北摆去，满街的人，都快人挤人了。举手一摇就听小槌敲鼓声的风车，红眼睛、一身白的“兔爷儿”，抖起来嗡嗡作响的空筝（空竹），让我们挪不开腿。在回家的路上，若是能举上一串几尺长的大糖葫芦，那就满载满归了——这才叫逛厂甸，这才叫过了年……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厂甸原来就是琉璃厂。而琉璃厂，则是老北京的“五大厂”之一。“五大厂”是明永乐帝朱棣及其后营建京师宫宇殿堂宅邸而设的。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准备迁都北京，派臣到山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采木备料。永乐二十年（1422年），设存放备料和制造部件的“五大厂”（又称“大五厂”），即：神木厂、大木厂、琉璃厂、黑窑厂、台基厂。
清代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说：“台基厂，亦称台吉厂。工部设五大厂……神木厂在崇文门外，大木厂在朝阳门外，琉璃厂、黑窑厂在外城。”
由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审定、于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游指南》中说：“明工部五大厂……崇文门外神木厂、交民巷台基厂、左安门内黑窑厂、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平门外琉璃厂。”
以上文献对“五大厂”记了一个大概，其中也有笔误，比如“左安门内黑窑厂”，是“右安门内”之误。按照1986年出版的《北京市街巷名称录》一书记载，它的具体方位应在陶然亭路路北，其北端穿过南横街，连通粉房琉璃街，直达骡马市大街。
根据明万历-崇祯年间街巷图及清乾隆十五年街巷图绘制五大厂示意图
琉璃厂：特制皇家专用的黄色琉璃瓦
琉璃厂，在辽南京（幽州）、金中都（燕京）时属于城外东郊的海王村。元代，此地就设立了烧制琉璃瓦的窑。明永乐帝迁都建新皇城，为生产宫殿所需要的大量各色琉璃瓦及配件，在正阳门外、宣武门外的海王村设琉璃厂。
黄色琉璃瓦是皇家专用，北京紫禁城里绝大多数楼堂殿阁均覆盖黄色琉璃瓦。文华殿在明初为太子读书处，用绿琉璃瓦；清康熙之后实行秘密建储（不明定太子），将绿琉璃瓦改成黄琉璃瓦。宁寿宫中轴线南端的畅音阁是大戏楼，为蓝琉璃瓦黄剪边卷棚，其对面的阅是楼，是皇帝、太后、后妃看戏之处，用黄琉璃瓦蓝剪边卷棚。东华门内的撷芳殿（东三所），因诸皇子所居，俗称“阿哥所”，其前后正殿、配殿均覆盖绿琉璃瓦。神武门内东西相向，各有值房五间，悬山顶，覆黑琉璃瓦。
除琉璃瓦外，古建筑屋脊还装饰琉璃走兽，最多不过9个（均为奇数），只有故宫太和殿超过此数，为10个（偶数）。在走兽之前，有一“骑凤仙人”，又名“仙人指路”，走兽依次为：龙、凤、狮子、海马、天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手持金刚杵、背生双翼的猴面人像，以排行第十而得名）。依律，建筑的品级决定走兽配置的多寡。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防蒙古俺答部侵扰，北京兴建外罗城，琉璃厂和黑窑厂被圈进永定门等南线城墙内。
清乾隆年间，北京城内的窑厂全部停火，琉璃厂的琉璃窑被迁到门头沟九龙山麓的琉璃村。其后，又将原本办在内城东华门外的“灯节”迁到了琉璃厂，并由此形成了春节庙会。当年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协办大学士纪晓岚的宅第，就在琉璃厂之南的虎坊桥路北。近水楼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琉璃厂有名的书肆可达三四十家，其他诸如文房四宝、古玩字画之类的店铺，也似雨后春笋。
由于灯会，琉璃厂的名号在民间已被“厂甸”所替代。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记载：“自正月元旦至十五，厂前陈设杂技……游人杂沓，市肆玩好、书画、时果，无不毕集。”
说“厂甸”，不能不说将琉璃厂分割为“琉璃厂东街”和“琉璃厂西街”的南新华街。民国初年，为解决内城和外城的交通问题，开辟了连接内城和外城的通道，并命名为新华街。但由于内城墙的横亘，新华街一直成为“断头路”。当时，内城人若到厂甸，需要绕道宣武门。1927年初，城墙终于破开，并开辟了左右两个被命名为“和平门”的券洞门。后来城墙及券洞门都被拆除了，和平门也就成了前门西大街与新华街相交的十字路口。
琉璃厂东街，东至延寿寺街（金代，被俘虏的宋徽宗就曾被关押在延寿寺），叫“厂东门”。琉璃厂西街，西至北柳巷（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写《南城旧事》的作家林海音曾寓居此胡同），叫“厂西门”。新华街与琉璃厂街形成十字路口，其东北侧有中国书店。书店身后，是当年香火旺盛的吕祖祠。吕祖，即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琉璃厂东街内的火神庙，曾是宣武区文化馆的所在地。
琉璃厂今日街景
黑窑厂：当年一炉可烧制砖2200块
“黑窑厂街”北起南横东街，南至陶然亭路。这条街源起于明代“五大厂”之一的“黑窑厂”。它是烧制筒瓦、板瓦及大小条砖等建筑构件的地方。据说当年的一座中窑，一炉可烧制砖2200块。
清康熙年间京城内的窑厂被裁撤，这里只留下了挂名的小街。
清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写道：“瑶台即窑台，在正阳门外黑窑厂地方。时至五月，则搭凉棚、设茶肆，为游人登眺之所。”当年被废弃了的黑窑厂形成了黑窑厂街，其街南端是横向的陶然亭公园路。
陶然亭西湖北岸有一个被称作窑台的高三丈余的土岗。有说它是唐代窑址，也是明代黑窑厂的一部分。晚明时期，窑台供奉“窑神”昆吾公。清乾隆年间，窑台上建真武殿，殿旁设搭凉棚的茶馆，当年窑台云集。云集宣南会馆的赶考学子常登台赏景，作重阳诗会；又有梨园子弟，包括票友及富连成班的生徒，在此喊嗓练功。一时间，窑台成为京都南城登高胜地。1952年，此地建立了陶然亭公园。年轻时，我家在菜市口附近，曾从骡马市大街路南的粉房琉璃街一路南行，穿过南横街，走过黑窑厂街，到陶然亭公园与朋友聚会。记得当年黑窑厂街两侧四合院、三合院连成两条线，后来也知道，黑窑厂的糖油饼在京城很有名气。
黑窑厂如今已经建造起一座茶馆
台基厂：各种石材曾堆积如山
北京的台基厂大街北接东长安街，往南穿过东交民巷至崇文门内西大街，其中有横向的台基厂头条、台基厂二条和台基厂三条。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在“台基厂”条目下写道：“亦称台吉厂……西有总税务司署。迤北为王府街……裕亲王在台吉厂……安郡王府在台基厂南口……台基厂，堆放柴薪及芦苇。”于是有说“堆放柴薪及芦苇”而建台基，是为防柴草失火。对此，我不敢苟同。前门外，有“草厂头条”至“草厂十条”，应该就是当年堆放草料的地方。从明到清，台基厂的用场大有改变，当是必然。
罗哲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书稿中，《台基与基础》一节专门讲“台基”的单元，其中说，“中国古代建筑的宫殿厅堂立面形象以三部合成，也就是下部宽大的台基，中部的墙柱结构和上部巍峨的屋顶……”台基有等级的高度规定，常见的台基为方直轮廓，台基有附设阶梯和栏杆。
台基材料大部分是石料，《故宫志》里说，这其中有产自北京房山大石窝俗称“汉白玉”的白大理石及青白石、艾叶青，还有门头沟的青白石、花岗岩，顺义牛栏山、门头沟马鞍山的清砂石，房山周口店的石灰，山西曲阳的花岗石。而澄浆砖、城砖来自山东临青，那铺地的帝王黑“金砖”则产自苏州“御窑”。
当年，在台基厂待加工或已完工的汉白玉、青白石、花岗岩石材和准备运走的“台基”，当是堆积如山。
年轻时，我几次到台基厂开会，曾进过路边的松鹤楼餐厅，记得同行朋友点了一道松鼠鳜鱼。
神木谣碑
神木厂：遥想“神木”或碑亭的遗迹
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崇文门外”条中有“神木厂大街”之名。
张恨水先生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说：“黄木厂，东便门外迤东五里许、二闸迤南，有黄木及木神庙。”该书还将厂内石碑上的乾隆“神木谣”抄录下来，其前序写，“都城东有巨木焉，其长六十余尺，卧于地，骑者隔木立，弗相见也……”谣中有句：“四百春秋一瞬夫，雨淋日炙风吹敷……”碑阴面刻字：“……化为邓林疑夸父，燕京创业明成祖……”
我在北京地图城外的东部查找，终于在东便门外通惠河之南和广渠门外双井桥东北发现了“黄木厂”的标记。具体来讲，它在距东便门外通惠河原大通闸三里左右的庆丰闸之南，现今的三环中路东侧，东郊火车站西，若以广渠门为坐标，它在广渠门外东部，双井十字路口东北，原内燃机厂的北侧。
明清时期，庆丰闸是京城踏春消夏之地，用当下的话就叫游人打卡地。水中游荡着游船画舫，绿树葱茏的岸边，茶馆酒铺迎来公子王孙，觥筹交错，弦曲歌声不绝于耳，说书人拍案的响板声惊醒听书人。店铺老板为客人侍候笔墨，公子爷在窗边的墙壁上边写边吟：“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辉/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鸭飞。”笔者在诗后题：“河干集饮兼吊雪芹。”有人认出，题诗者正是清初英王阿济格的五世孙——爱新觉罗·敦敏，时为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三月，他所凭吊的“雪芹”，正是其好友——1763年去世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2009年，横跨东三环庆丰闸旁侧的庆丰公园建成。公园临水的地方，在一条长廊的橱窗内，摆有巨大“神木”——金丝楠木的照片，可谓相得益彰。
戏曲理论家、老北京风土文化学者齐如山先生在《北平怀旧》中说：“皇木厂又名神木厂……乃乾隆年间运来……建了二十几间长廊以覆之。据老辈人云，近根最粗处，两人各骑马上，站立木之两边，彼此看不见。在光绪年间，已稍腐朽，然仍算完整。旁边有御碑亭一座，中有乾隆题诗纪事之碑……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去看，则被人劈烧，所存无几矣。”
恍然，原来崇文门外东侧的“神木厂”，既称“黄木厂”，也叫“皇木厂”。
清代，将“神木”迁运走后，“神木厂大街”则被改作了“花市大街”。
清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有“花儿市”一节，其中写道：“花儿市在崇文门外迤东。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花市，是做花者于每天早上拿着绢花、纸花到街旁去卖；而集市，则是买卖日常生活用品。
清吴长元在其辑撰的《宸垣识略》中说：“火神庙在花儿市，明隆庆二年（1568年）建，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本朝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每月逢四日，自庙前至西口开市。”几年前，我为寻找曹雪芹曾经暂住的卧佛寺，寻到这火神庙，发现后来搬进来的是区图书馆。
当年的花市大街后来一分为二，称“西花市大街”和“东花市大街”。1959年，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原汇文中学）崇文门内的老校址因建北京站而迁建。初一年级时，我们临时在花市大街南侧上堂子胡同的一座大套院里上课。放学以后，我和同学常逛花市大街——到崇光电影院或电影院对面的新华书店。迁到广渠门外双井之北的黄木厂，后来建起了北京钢琴厂及酱油厂、味精厂，但不知那厂址内如今还有没有“神木”或碑亭的遗迹。
大木厂：曾是獐鹿出没的地方
在《京师坊巷志稿》和《北平旅游指南》中，都有“大木厂在朝阳门外”之说。昔日的“粮门”朝阳门外紧临城门的地方叫“关厢”（城门外大街和附近地区），然后是一条通向通州的曲线道路。依次为：神路街、关东店、呼家楼、小庄、红庙、慈云寺、八里庄、十里堡……却没寻见有关“大木厂”的信息。
有说大木厂在现今的大北窑附近，又有说大木厂距黄木厂很近。如果大木厂在大北窑一带，那的确距双井之北或庆丰闸附近的黄木厂不远。
清于敏中、英廉、窦光鼎、朱筠等奉敕纂修的《日下旧闻考》中，援引《明永轩日记》载：“工部设五大厂，一曰神木厂，在崇文门外……一曰大木厂，在朝阳门外……凡各省采到木植俱于二厂堆放。”又称“大木厂即獐鹿房厂”。如是，我们找到獐鹿房，当会寻到大木厂。
明初的北京城，包括城畿附近，由于元大都皇室及大批臣民逃撤北去，余下的居民已经不多。当时的朝阳门外除了零星村舍，大片地区为草木丛生的荒地坟冢。当年，也就是现今的长安街东端是城墙，没有建国门，西端也没有复兴门，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占北平，日本人准备在北平东郊建工业区，将长安街东端的城墙上开洞，称启明门，同时修沙土路，建砖窑。其窑群北端，竖立着高耸烟囱的砖窑，被叫做大北窑。而五百多年前的元末明初，这一带草木丛生，是獐鹿出没的地方。明时，曾将这里命名为獐鹿房，辟为皇家猎场。
多次寻觅不见，后来从一位小时候家住呼家楼、大北窑附近的朋友处打听到，这獐鹿房就在当今的国贸大厦至金台夕照一带。
大木厂与神木厂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明永轩日记》中说：“大木厂兼收苇席。”有学者认为：“直径超过二尺者为大木，直径超过五尺者为神木。”
在罗哲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中有《大木作维修技术》一节，其中提到的“大木作”有：木柱、墙内柱、大梁、额枋、承椽枋、檩子、角梁等。这些大木作当是大木厂制作的活计，需要木工来完成。
齐如山先生在其《北京三百六十行》一书中有《木工类》一节：“凡用木料做器物的人都叫木工，或曰木匠。”齐先生说，木工的头一行，是开木厂子的，专门估工、估价，设计包办；能画图、出样，绘制所有工程之图。此外就是专管建筑的木工，做梁柱椽檩、门窗隔扇，还有箱柜匠、硬木器匠、雕刻木器物件的牙子作等30余类。
我注意到，西单二龙路地区东北原有地名称大木厂。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北京城街巷胡同图”上，西单牌楼之北缸瓦市街中部的西侧，标有曲尺形的打磨厂胡同，文献中说，这个胡同又名大木厂，后来讹传为“大木仓”，1965年并入新皮库胡同东段后，更名为大木仓胡同。其附近有大木仓北一巷、大木仓北二巷、大木仓南巷。昔日的大木厂占地不小，且临近“大明濠”（原为元代金水河，后因上游断流而成排水沟，后修成暗沟，现为赵登禹路等）。清初，世袭罔替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府，就建在二龙坑。上世纪50年代起，这里是高教部和教育部所在地。那么，这个曾经被称为大木厂或打磨厂的地方，与明代“五大厂”之一的“大木厂”又有着什么关联呢？
沧海桑田，老北京的胡同数量时长时消，胡同名号的变化也更具时代特色，如果没有文献的记录和佐证，一些古老的人文史地留痕很可能会在时光流逝中被遗忘。
文并供图/刘孝存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