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须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局外人》第一部
这是《局外人》的著名开篇，第一人称叙述者默尔索的特殊性格从第一句的语调里便可略见端倪。冷静，就事论事，隐隐冒犯的是人们的“司空见惯”。当我们等待着默尔索悲伤、缅怀、抒情时，他却在按部就班地向老板请假。不等老板将不满表达出来，他就愣头愣脑地替自己辩白。
阿尔贝·加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
程式化的致哀方式充斥于默尔索周围，但他的反应总是出人意料。在小说之后的情节里，默尔索几次想起自己的母亲，但是，在那个“法定”的哀悼时间里，他却不愿意面对母亲的遗体，也不肯解释理由；他没有在葬礼上流泪，但是守灵时他觉察到在场的人其实并不关心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这种“什么意义也没有”的寂静让他难受。显然周围的人对他的表面上的冷漠是有所觉察的，默尔索接收到了他们无声的指责。因此，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滑稽的印象：“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这是“审判”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部小说里。
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渐渐发现，默尔索的特别是一以贯之的。表面上，他看起来平平常常、安分守己，平时甚至大体上是讨人喜欢的，因为他的老板在葬礼之后不久就问他愿不愿意被派往巴黎工作，而他的女朋友玛丽也一直在热烈地期待他求婚。但是，他的回应却始终“不识时务”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他拒绝了老板的升职，因为觉得“实在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样，虽然他挺喜欢玛丽，也表示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却并不能确定这种感情是不是到“爱”的地步，于是诚实地回答她“也许不爱”，让玛丽很伤心。
简而言之，那些人们不假思索地遵守的东西，默尔索似乎总是出于本能地加以怀疑，拒绝像加入合唱那样应声附和。他对于体制、滥情、程式化，对于很多“必须”，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不过，默尔索并不是浑浑噩噩之人，更不是缺乏共情能力的反社会人格。
从小说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他对于周遭事物有很强的感受能力，对于泥土的清香、带着咸味的风、玛丽的身体都体察入微。比起工业化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社会系统来，他显然对大自然，对直觉性的、身体性的东西更敏感。某种对于自我的诚实态度，让他无法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在人群中采取合适的、有利于自己的态度。举一个例子，默尔索几乎从来不懂怎么讨好人，在他的词典里，较高级别的赞扬，只不过是“有趣”两个字。
在默尔索眼里，邻居雷蒙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经常会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所以默尔索有兴趣跟他交往。小说故意没有清晰勾勒雷蒙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只是从后来的审判中隐约知道，此人以给妓女拉皮条为生，对外谎称“仓库管理员”。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雷蒙似乎较少受到束缚的行事作风要比那些一成不变的老板和同事更吸引默尔索，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雷蒙是多少带着一点目的来跟默尔索交朋友的——雷蒙希望默尔索能帮着自己“教训”一下不忠的情妇。
整个事件的线索始终处在混沌不清中。默尔索替雷蒙代笔写信，引诱那个女人过来挨了雷蒙一顿打，还惊动了警察。事后，默尔索跟着雷蒙一起去海滨木屋玩，一路上不时发现有人跟踪——雷蒙告诉默尔索，跟踪他们的那两个阿拉伯人，其中有一位是他的情妇的兄弟。海滩上，两拨人互相窥视，不时过招，雷蒙的身上还给划开了口子，场面剑拔弩张。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居住在那里的法国人与本土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小说中的斗殴和对峙含蓄地指涉了这样的背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海滩上的火药味从何而来，为什么牵涉在其中的雷蒙和默尔索，从一开始就严阵以待。耐人寻味的是，在雷蒙与默尔索之间，本来默尔索的头脑一直都比雷蒙更冷静。当雷蒙嚷嚷着要拔枪把对方崩掉的时候，默尔索为了劝阻，把枪接过来放到自己身上，并且指出，只有当对方以多打少或者首先亮出凶器时，他才会拿出枪来帮忙。在默尔索把枪主动接过来的一刹那，读者都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
其次，我们要注意到，小说中反复描写当时的阳光是如何炽烈，对于默尔索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加缪写太阳照得默尔索头昏，睁不开眼睛，写强光照在默尔索脸上，就像打了他一耳光。随着情势越来越危急，阳光仿佛成了命运的推手，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愈发扰乱默尔索的情绪和判断力，诱惑他向荒诞的世界宣战。这样写，一方面是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对环境特点的精准捕捉，另一方面也将气氛渲染得格外紧张、充满宿命，同时还为后面的审判做好了铺垫。
我想，我只要转身一走，就会万事大吉了。但整个海滩因阳光的暴晒而颤动，在我身后进行挤压。我朝水泉迈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不管怎么说，我离他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罩有阴影，看起来他是在笑。我等他作进一步反应。太阳晒得我脸颊发烫，我觉得眉头上已聚满了汗珠。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这种灼热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挪这么一步无助于避开太阳。但我偏偏又向前迈出一步。这一下，那阿拉伯人并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一股脑儿流到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挡下，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两眼发痛。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
——《局外人》第一部
加缪曾经公开承认，创作《局外人》受到过美国作家詹姆斯·M.凯恩的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的影响。如果将这两部同样短小精悍的小说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这种影响可能渗透在人物设置和语调上，但最集中地还是表现在《局外人》的前半部分对于事件节奏的把握上。在《邮差》中，杀人案的多处关键细节都出现了“两次”，在读者都以为人物将会逍遥法外的时候，上帝的邮差总会按响第二次门铃。而在《局外人》中，海滩上从双方对峙到阿拉伯人退缩，就好像有惊无险地躲过了第一次门铃，但是，紧接着，读者刚刚放下的心又给提上来。因为在叙事中，阳光的强度骤然增加，默尔索想逃避太阳的炙烤，找一片阴凉的地方歇歇，却发现阿拉伯人把那块地方占了。
就像好多电影里那种一触即发的场面一样，小说在这里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多余的。两个人同时把手伸向口袋，进退不过在一念之间，但灼热的阳光最终按响了第二次门铃。默尔索前进了一步，阿拉伯人马上亮出了刀子，于是默尔索扣动了扳机。他意识到，“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意识到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也打破了海滩上的不寻常的、本来给他制造过幸福幻象的寂静。默尔索开了四枪，他觉得，这就像是在他的“苦难之门上急促地扣了四下”。
《局外人》第一部分对于整个杀人事件的刻画，示范了一个好故事的写法。我们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哪怕是流水账式的日常生活里也蕴含着某种异样的、山雨欲来的感觉。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心安排但又处理得非常自然的标记，看到细微的转折，最终一步步导向爆发。最终，当读者的注意力暂时处于松弛状态时，本来已经平静的局势突然又紧张起来，那个致命的动作迅疾发生。整个文本在行进的节奏、速度、控制力上的精心拿捏，使得最后一击充满强大的震撼力。
加缪1913年生于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长大。加缪的祖上原是法国穷人，为谋生计跟随法国的殖民统治者移居阿尔及利亚。父亲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一战中入伍并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以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和母亲凭着帮佣得来的微薄薪水为生。这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家庭，加缪在艰难拮据的生活中完成阿尔及尔大学的学业，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建立对于富裕的、文雅的阶层的归属感。成名之后，他声称“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这样的生活状态和自我意识，对于加缪的创作当然影响至深。
有趣的是，在另一个层面，加缪的英俊形象、传奇经历和出众的体育文艺才能，却使其“脱离”底层，被长期消费，成为世界文坛上最具有时尚感的偶像符号——这种错位当然并非加缪的本意。哪怕从未读过加缪作品的人，都很难不注意到他那些宛如电影海报的肖像。加缪终身热爱足球，在大学里是校队主力，据说具有相当职业的水准，后来因为染上了肺结核而被迫放弃足球生涯。据说有朋友曾逼问他更喜欢足球还是戏剧，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位又酷又帅的文坛偶像生前差点出演根据杜拉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后来因为时间错不开才改由法国影星贝尔蒙多出演。与其风流倜傥的形象匹配的，是加缪对婚姻制度的悲观和排斥态度。不过他本人还是结过两次婚，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婚内多次出轨。显然，对于婚姻，加缪也多多少少保持着“局外人”的视角。
谈论加缪的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离开他同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在加缪的作品清单中，主要承载其哲学思想的随笔比他的小说数量更多。在其创作早期，加缪的名字通常与荒诞主义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著名随笔《西西弗神话》通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潮的重要文献。加缪一度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交往频繁，萨特还为《局外人》写过分量很重的评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1945年，在一次访谈中，加缪宣称：“不，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我和萨特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这事让我们俩都惊诧莫名。”
萨特（左）和加缪（右）
事实上，终其一生，加缪似乎都在努力保持某种“局外”感，努力把贴在他作品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标签撕下来。他曾在193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又在1937年被法共视为“托派”而驱逐出党。加缪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又宣称自己“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是无神论者”。与这种精神上的“局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行动上，加缪却从不排斥被“卷入”革命实践。他总是主动地投入各种形式的抗争，发动过工会运动，也组建过欧洲联盟的法国委员会。他很早就持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在二战中是地下抵抗运动的重要人物，不仅在文章里态度鲜明，而且在地下战线出生入死。
他一直纠缠在法兰西和阿尔及利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常常发表独到的反殖民主义言论，但由于深谙其历史复杂性，所以他的言论常常在两头都不讨好。简而言之，加缪从来都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的哲学家，他短暂的一生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那段历史时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抗争的本质还是个人化的。他力求忠于自己的内心，因而难以被持久纳入各种阵营，反而容易被曾经的盟友视为异己。
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据说当时正在吃饭的加缪接到消息以后惊得脸色煞白。一方面，这个决定并没有经过任何团体的推荐，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就把加缪推选出来，而当时还在诺奖大门外排队的法国著名作家至少还有八九位；另一方面，那年加缪实在是太年轻了，四十四岁的年龄让他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次于四十二岁得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命运开了一个黑色的存在主义玩笑：加缪口袋里揣着从普罗旺斯到巴黎的火车票，却在最后一刻被好朋友、法国出版家伽利玛说服，搭了他的顺风车。时间定格在1960年1月4日，两人都在车祸中去世，当时加缪的包里还放着一部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手稿。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地搅和着大厅里混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草扇全朝一个方向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会讲个没完没了。有一阵子，我是注意听了，因为他这样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语气讲下去，每次谈到我这个被告时，他都自称为“我”。我很奇怪，就弯下身子去问法警这是为什么，法警要我别出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所有的律师都用这个法子。”我呢，我认为这仍然是把我这个人排斥出审判过程，把我化成一个零，又以某种方式，由他取代了我。
——《局外人》第二部
《局外人》与《邮差总按两遍铃》最大的不同在于：《邮差》写到杀人犯归案伏法就戛然而止了，而《局外人》继续写下去，并且把同等篇幅给了后面发生的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体现了近乎完美的叙事技术，那么后半部就给了整个故事以发酵和回味的空间，让前半部的荒诞意味有了结结实实的重量。
从整个案情看，这其实并不是一桩复杂的案子。双方有纠纷和斗殴在前，默尔索也缺乏谋杀的动机，所以，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将其定义为激情杀人或者防卫过当致死，都要比蓄意谋杀，离事实更近。但是，我们刚才说过，默尔索特立独行，他那种对于自我的诚实态度，让他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在生死关头都不愿用妥协来换取自我保护。而这种态度本身，就对人群、对秩序井然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消灭这样的来自异端的威胁，是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整个案子就注定向越来越荒诞的方向发展。
默尔索的经济状况当然请不起律师，所以他接受了法庭指定的律师。从这位律师，到预审法官，再到公审时的检察官、陪审员，他们对案情的细节并不关心，相反，他们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用僵硬的、程式化的标准来衡量默尔索这个人的品行。他们嘴里说的是似是而非的法律词汇，实际上却是在试图定义，默尔索究竟是世俗意义的“好人”还是“坏人”。
由此，本案的焦点奇特地落在了默尔索为什么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这个问题上。进而，之前叙事中出现过的细节——比如默尔索把母亲送养老院，他在殡仪馆里一时说不清母亲的具体岁数，他不愿意看母亲的遗容，他在葬礼之后还跟女朋友去看电影——都成了重要罪证。在检察官的指控中，默尔索成了一个冷血的、处心积虑的谋杀犯，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在法庭上，“巨大的电扇”和陪审员手里的那些“朝着一个方向摇动的小扇子”，构成了隐喻鲜明的画面——默尔索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强大惯性的审判。默尔索异常敏感地观察到，对他的审判实际上是抽象而僵化的，他的在场被这些小扇子取消、抹杀，化成一个零。
审讯完毕。出了法庭上囚车的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见到了这个时分的色彩。我在向前滚动的昏暗的囚车里，好像是在疲倦的深渊里一样，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这个我曾心情愉悦的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傍晚休闲气氛中卖报者的吆喝声，街心公园里迟归小鸟的啁啾声，三明治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夜幕降临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漫步的路线。是的，过去在这个时分，我都心满意足，精神愉悦，但这距今已经很遥远了。那时，等待我的总是毫无牵挂的、连梦也不做的酣睡。但是，今非昔比，我却回到自己的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就像划在夏季天空中熟悉的轨迹，既能通向监狱，也能通向酣睡安眠。
——《局外人》第二部
在这个过程中，默尔索并不是没有求生的机会。不断有人提示他，只要根据世俗的、体制的需求，夸张地表达对母亲的哀悼，或者向上帝忏悔，在宗教中寻求庇护，他就有可能获得人们的谅解，他就有可能从“坏人”被救赎成“好人”。但是默尔索拒绝预审法官让他皈依基督教的提议。当律师追问他对母亲的看法时，他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是律师听了这话并不高兴，他说：“这么说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外部世界对于“怎样才是足够的”，答案是千篇一律、高度趋同的。就连律师的辩护里也充斥着与检方异曲同工的刻板言辞，把重点放在研究默尔索的灵魂，说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一个正经人”。在公众眼中，一条严密而荒诞的证据链已经构建完成。对于陪审团而言，轻松地做出一个已经“众望所归”的裁决，进而通过此案教化社会风气、维护既有的公共秩序，远比卷入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的可能性，更为容易。因此，结局可想而知，默尔索被判处死刑。
从法学的角度看，《局外人》讲述的这个故事，以及其中对审判过程的翔实逼真的描述，完全可以成为揭示现代司法制度悖论和弊病的经典案例。我们能看到，在审判过程中，概念是怎样被一点点偷换的，真相是怎样被渐渐模糊的。而加缪在1955年美国版《局外人》的序言中，将小说的深刻涵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局外人……默尔索不愿意简化生活，他怎样想就怎样说，他拒绝为他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
加缪的这些话对于理解《局外人》，尤其是它的后半部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默尔索那种“深层的激情”，我们才在后半部分里看到两条线同时并行。一方面，审判在外部世界按部就班地推进，默尔索被人们推向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沿着跟外部世界完全逆反的方向，默尔索的内心反而越来越平静。从肉身走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心灵反而进一步摆脱了桎梏，渐渐从牢笼中走出去，他的思想要比很多在监狱之外的人更为自由。在这里，加缪借一个将死之人的视角，从心理学和哲学层面探讨死亡时刻、生命长度、生存意义这些终极问题，这条哲学思考的线索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在监狱里，默尔索觉得时间连成了一片，他在这片时间的海洋里感知生命的意义。当马路上的大部分人都过得浑浑噩噩、整齐划一时，他却在滚动的黄昏的囚车中，闻到夏季傍晚的气息，听出这座他所热爱的城市，听到在这个曾让他心情愉悦的时间里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享受着独特的感受力带给他的幸福感。他观察着那些审判他的人，冷静地等待他们的宣判，深切地体察到所有这些流程的荒诞。而我们这些书外的读者，目睹小说的主人公，面对不公正的判决，仍然维持着巨大的勇气和思考的能力，从几近迟钝麻木的消极状态中奋起。
当他拒绝上诉，拒绝神甫的怜悯，甚至把神甫气得发抖时，我们很难不被人物的这种坚决而执着的状态震撼。在那一刻，也许每个只能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会感到默尔索其实正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而真正被关进囚牢的，反而是监狱外的芸芸众生。
这种巨大的、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反差，在小说文本的末尾达到了最大强度，变成了一声有力的呐喊：“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却未温情尽失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以如此充满尊严的、特立独行的方式实现了个体意志对群体意志的反抗，并且在戛然而止的人生中反而获得了许多完整人生都难以体会的幸福感——这是荒诞的，也是蕴含着巨大力量的。在一个短短的、结构如此精美的故事里，将这种荒诞和力量表现到极致，这样的作品当然是永恒的，不朽的。
本文节选自
作者:黄昱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单读/铸刻文化
副标题:从简·奥斯丁到石黑一雄
出版年:2023-1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