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6日拍摄的长江源地区的冬克玛底冰川（无人机照片）。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高寒缺氧，水系纵横，人烟稀少，长期处于科研“空白区”。一批批科考队员克服高原反应，“把脉”江源生态，守护“中华水塔”，成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生动写照。

长江科学院科考队员李鲁丹在采集浮游动物样本（2022年7月25日摄）。“细针形的尖针杆藻，圆形小环藻，像小船的舟形藻……”显微镜里，“90后”研究员李鲁丹正细心分辨和记录各种藻类。这些都是她今年参加江源科考采集的浮游植物样本。“我们已发现长江源浮游植物超过40种。”李鲁丹说，江源科考需翻山涉水，十分辛苦，“但探秘江源，每次收获满满”。

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在长江源区进行科考工作（2022年7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探寻江河源头，人类亘古不息。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关于长江的源头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1976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科考队，首次将长江源追溯到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此后陆续探明“长江三源”：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

在长江源各拉丹冬雪山，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范越（左二）在搬运探测设备（2022年7月28日摄）。在多次考察基础上，2012年7月长江委长江科学院等机构组织20多人团队走进江源，拉开江源科考常态化序幕。

长江科学院博士任斐鹏（右）和孙宝洋在江源布设六边形温箱开展“模拟增温试验”（2021年7月22日摄）。“水是万物之源，江源科考始终聚焦水循环主题。”多年江源科考组织者、长江科学院原副院长陈进说，江源研究基础薄弱，相较于单次单项科考，只有长期、定点的观测研究，形成“综合+专项”科考体系，才能全面摸清江源生态“本底”。

长江科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赵良元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流域观测水文（2021年7月24日摄）。一次江源综合科考，高原行程4000多公里，数十个固定采样观测点，采集江水、泥沙、植被、鱼虫等10多类样本。十年来，科考队员陆续查明长江三源各自水质与河势截然不同的原因，钻取冰川冰芯解读江源气候变化密码，建起长江源区首个水生态系统科学研究基地，积累形成涉及江源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宝贵“数据库”。

2022年7月21日在长江源地区拍摄的河道。相较于长江干流“一条大河波浪宽”，江源河流呈现各类辫状、分汊等形态。加上河床经常“摆动”，导致桥梁、道路极易受到冲刷，使用寿命短。为掌握江源河流泥沙运动冲刷特点，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周银军团队，2014年以来先后十上江源。

2021年7月23日拍摄的长江南源当曲（无人机照片）。翻开厚厚的《江源科考十年论文集》，60多篇涉及长江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土保持等领域的科研论文收录其中。“过半论文是近三年发表的，说明江源科考成果正加速涌现。”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说，江源科考坚持流域视角和问题导向，对江源生态演变规律研究逐步深入，“多项科研成果属于‘全球首次’”。

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在各拉丹冬雪山上（2022年7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多年科考数据显示，全球变暖大背景下，长江源区过去10多年的平均气温比前40多年的气温平均值增加了1.4摄氏度。植物作为维持江源生态健康的重要基础，遇到升温后会有哪些变化？长江科学院博士任斐鹏和孙宝洋在江源布设了15个六边形温箱，分组开展“模拟增温试验”，观察不同增温幅度下的植被生态变化。经过连续3年的原位观测发现，当增温达到或超过3摄氏度时，江源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变化明显。任斐鹏说，随着升温越高，植被覆盖度降低、物种密度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现象越突出，“这提示我们要加强监测，提高生态退化风险预警能力”。

长江科学院科考队员刘晗在长江南源当曲对采集的一尾小头裸裂尻鱼称重（2022年7月25日摄）。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陆续加入，给江源科考带来更多的跨学科、跨机构合作。来自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90后”博士后王成龙，去年首次参加江源科考，将“碳循环”课题研究地点从海上拓展到江源。“江源科考中，不同学科队友交流合作，能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他说，广袤江源还有更多未知空间，“值得长期探索研究，永葆‘中华水塔’奔流不息”。

文字/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陈杰 李思远

摄影/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张龙

编辑/杨小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