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肚子手巾包冰糖，/虽然人穷好心肠’，一种此前未有的民歌从他的笔端开始，在三边百姓的口中传唱。并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三天，轰动了整个解放区文学界。这部作品就是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9月26日下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李季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称赞他的创作就像一首灵动奔放的信天游调子，回荡在中国文学探索民族形式的大路上。
16岁奔赴陕北走上革命道路
李季出生于1922年，原名李振鹏，在他童年的时候，鼓儿词、高台戏等民间艺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就深深滋润了他的精神世界。当家境贫寒的他，用仅有的一点糖果钱买“七字段”小唱本，放在床头反复描摹、哼唱时，那些淳朴、欢腾的艺术形式就根植在他的脑海之中，曲词中英雄好汉、仁人志士的勇气和精神也变成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1938年，年仅十六岁的李季孤身一人从河南奔赴陕北，踏上革命的道路。这个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少年，风餐露宿、星夜兼程，从河南唐河到陕西西安再到延安，留下了一条长达六百五十公里的足迹。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他就像“夜幕笼罩中的幼蛾，飞扑向闪耀着太阳般光辉的宝塔山下”。这一年，李季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的游击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投入战斗。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创作中蕴藏的巨大革命性能量，被时代的嘹亮号角所召唤。李季随即撰写了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在破晓前的黑夜里》，以笔为旗，在《讲话》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向着黎明发起了冲锋。
马兰纸上记录数千首信天游
“身处陕北，李季浓郁的河南乡音时刻提醒着他的‘外乡人’身份，如何写当地人喜闻乐见的作品，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难题。”铁凝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工农兵群众是文艺创作“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为此，李季跟着骑驴赶骡的脚户们走过运盐道、翻过野长城，跑遍了三边的大小村落、沟壑山川，让回荡在风中的民间曲调变成诗歌创作的新鲜血液，把人民大众朴实真挚的情感，深深融化在自己的灵魂里。
据熟悉李季的人们回忆，他在粗糙的马兰纸上记录了数千首信天游，和农民聊天、开展工作，各种小曲小调信手拈来，当地人都喜欢这位黝黑、憨厚的干部同志，把他当成自家人一般。此时，李季不再是来自河南的异乡异客了，他就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哥”，一个土生土长的“三边人”。
1945年，身为代理县长的李季，白天处理各种民事诉讼和公务，夜里裹着单薄的被筒在油灯下创作长诗，“羊肚子手巾包冰糖，/虽然人穷好心肠”，一种此前未有的民歌从他的笔端开始，在三边百姓的口中传唱。从延安来到这里的记者大为惊叹，顺着歌声从老乡手里要过近千行的底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三天，轰动了整个解放区文学界。这部作品就是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茅盾称其为“民族形式”的史诗，郭沫若说它是“人民翻身”“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孙犁认为它“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一时间，这部作品收获了无数的赞誉。
除了《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还创作出了《卜掌村演义》《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凤凰岔历劫记》《新烈女传》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在陕北方言和民间曲艺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与人民同行的道路。
推动中国新诗民族化大众化
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农村掀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山乡巨变”，李季迅速意识到必须要“以民歌为基调，广泛采用传统诗、词和新诗的表现手法”，1950年写出的叙事长诗《菊花石》，正是这种尝试结出的硕果。
1952年，李季离开熟悉的农村和乡土，奔向苍茫戈壁上的油田，他写给石油人的诗驱散了荒原上的风沙和寂寞，奏响了时代的强音，无数年轻人手捧着《生活之歌》《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从五湖四海奔赴大西北，甘当中国的石油拓荒者，将青春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在创作石油诗的同时，李季还出版了《幸福的钥匙》《西苑诗草》等短诗集，创作出了《杨高传》《李贡来了》《向昆仑》等叙事长诗。中国的说唱文学传统绵延千载，李季进一步将其与民歌、古典诗词和新诗熔铸一炉，推动中国新诗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铁凝指出，今天追忆和纪念李季同志，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精神；要学习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要学习他坚持探索新诗的民族形式，以“大众化”为自觉的艺术追求，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鲜活生动的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开拓文学新境界，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
后人追忆：父亲参与游击战斗袭击日军负伤
座谈会上，李季长子李江夏追忆了父亲的革命履历和创作生涯，他称父亲在成为作家之前是一位八路军战士。父亲17岁在晋东南八路军游击大队任副指导员。当时，游击大队与日军以游击的方式进行了多次战斗。一次，游击大队蹚着冰冷的水到河对岸袭击日军，父亲的大腿负枪伤，由于药物匮乏，伤口半年才愈合。
“记得父亲讲过，当年盐是战略物资，日军封锁得很严。卫生员将仅有的一点盐用粗纸包成小包发给伤员疗伤。战士们平时吃得很寡淡，这也是父亲日后口重的一个原因。”李江夏回忆道。
他还介绍，20世纪40年代父亲写的小说《破晓》、50年代的长诗《杨高传》、60年代的长诗《向昆仑》，短篇小说《马兰》，一直到70年代他为石油工业写下的最后一首长诗《石油万里从军行》，都有他对军旅生活的怀念，可以说军人情怀贯穿了他一生的作品之中。
在李江夏看来，父亲李季57年短暂的一生是充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竭尽我的全部才能，全部热情，写了，唱了。我没有虚度年华。我没有为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所陶醉，也没有在学习和实践的道路上，故意放慢脚步。”
老友思念：他曾说革命者要像石子丢湖里起波澜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与李季的交集，是从李季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开始的。周明至今还记得，李季“新官上任三把火”，连连召集多次编辑部“神仙会”，要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把刊物办好。“他很善于走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好。作为领导者，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集思广益，综合起来，制订改革方案，采取了必要措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周明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李季曾多次对大家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像一颗石子丢在湖水里那样，丢到哪里就能掀起波澜，引起反响，不能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周明称，李季知人善用。平日，他很注意观察人、研究人和了解人。所以每每当他在安排工作、提出任务时，对每个人都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周明称，同李季接触多了深了，就会感到他待人和蔼可亲，如同春天般的温暖，但是他又是严格的。常常发生这种现象:在编辑部，某位编辑没有抓到一篇应该抓到的好作品;某位编辑错退了一篇好的稿子;某位编辑外出组稿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甚或某位编辑在校对上大意，出了不该出的纰漏……他都会面带厉色，狠狠地批评，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编辑的严重失职，而失职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不允许的
“有好多次，他派我们外出组稿，临行前总是亲自交代任务，提出要求。有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次出去，可一定要抓回稿子，要高质量的，最好能当头条，否则，提头来见。’”周明至今还记清晰地记得李季说过的这句话。
周明收集的藏书里，有一本美丽的绿色封面精装本的《李季诗选》。李季花了大量心血认真编选的诗集，还在印刷过程中，他却不幸溘然离世。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怀着悼念诗人之深情，临时加进去了作者几帧生平照片，为这部诗集大大增色。
摄影/王纪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