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傍晚，从胡同里、马路上各个方向走来的行人，手中紧紧握住一张戏票，渐渐聚拢在北京人艺门前。他们有人举着手机自拍，有人兴奋地招呼好友一同排队入场。那些穿戴有型、面容生动的文艺青年更引人注目，其中不乏有专门打高铁来看戏的小情侣，一见面就热烈地对戏、谈天。六点到七点，排队进剧院的人络绎不绝，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热切气息。

即将上演的，是北京人艺导演闫锐独立执导的话剧《原野》。此番重新排演曹禺先生的经典作品，闫锐带领全新的阵容，遵循剧场求真、探索的精神，依托全新的理念，历时三个月完成全新排演。至8月28日夜，青春版《原野》在曹禺剧场的新一轮12场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作为成长起来的人艺青年一代，闫锐进入人艺14年来，已经参演了23部戏，不管是《茶馆》《天下第一楼》《日出》等经典剧目，还是《玩家》《大徽班》等新编原创作品，他成功塑造了众多大大小小、性格鲜明的角色，受到观众的认可。今年七月，闫锐主演的话剧《名优之死》反响热烈，甚至有观众创下从首演到本轮演出九场全勤的纪录，被赞叹“是近年来难得的好戏！”

《原野》彩排当天，导演闫锐在忙碌之余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对身边的每个人都礼貌周全，却不失锐气。一口京腔，幽默而笃定。

《名优之死》

重新排《原野》加入民族特色，创新不是瞎创新，是有根的

北青报：此次全新创排的《原野》演出以来，有不少观众感到“叩击灵魂的”震撼，直言对这部经典作品有了新的认识，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体会吗？

闫锐：去年北京人艺国际艺术中心建立，曹禺剧场开张，北京人艺新排了三部曹禺先生的经典作品《日出》《雷雨》《原野》，都是全新的阵容、全新的理念。我们这次依然是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剧院推年轻人，使他们能站在舞台的核心位置，我们这次整个设计团队以及演员，最年轻的也就20出头，甚至还有刚毕业的，可以说是拍了一部青春版的、很不一样的《原野》。

在曹禺先生的所有作品里，《原野》是具有非常独特价值的一部巨作，这是他唯一一部写中国农村题材的戏。《原野》的剧构，包括写戏的形式、文本内容，都有别于其他戏，除了现实主义，还有很多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写法，所以我觉得排这个戏很有挑战。我希望从理解上、表现上，以及从主体到形式到其他，整个的成色要别具一格，要更具有当下的意义。其实，创作于1936年的《原野》本身也是一个“创新”，曹禺先生自己也说过，他写戏的时候很富于开创精神，我们力图挖掘他那种开创的、探索的精神。

北青报：本次重新排演，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多了哪些创新和表现？

闫锐：我读原著文本的时候，感到很有力量，像被深深打了一记重拳，一直打到内心里面。《原野》将近七八万字的剧本，我们从初始的版本一直研读到晚期的版本，查资料时发现曹禺先生前前后后修改了三百多处。我们这次还是以曹禺先生生前比较认可的四川出版社这一版为主，做了大量的剪裁、加工，让这个戏节奏鲜明、紧凑，有多样性的表现。

我们拎出一个主题，就是人的困境，心灵的、身体的，思想的、精神的，压制在束缚当中，只有像金子一样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甚至切割一切，才能奔向诗和远方。就像戏里说的，“我需要去往黄金铺满的地方”，那个“黄金的世界”不是物质的，是意识的，是她精神世界的追求。在那个年代，能写出这样一个独立女性的精神太难得了！经典文本还是具有当下意义。

我觉得这种心灵的牢狱，要挣扎、解脱，寻找内心的自由，就是我们这一版要表现的主题。我加了很多其他元素，比如用一些人偶来表现，牛头、马面、芸芸众生……以多维的角度来表现精神世界里的另外一个世界。这对演员来说，在舞台上也有强大的反差和张力。通常人们觉得原野可能是油黄的，灿绿的，但我希望舞台是一个天地人的结合，我们是一片黑色基调的“原野”，我觉得这样的黑云压城之下的土地上更能展现人的鲜活、人的璀璨，尤其是金子，她在这种没有生机的土地上生长，最终奔向她的天地，她多么顽强！

曹禺先生形容这个剧本“像恐怖的花蛇一样游荡”，他写的时候听到蝉鸣、鸟叫，火车汽笛声，甚至风吹电线的声音，好像组成一支交响曲。所以我在整个舞台打造的是一种极其残酷的，甚至恐惧的、撕裂的、怪诞的符合文本的氛围。我还在舞台现场设计了一些有中国本土元素的民族乐器，比如用鼓点、唢呐等配乐表现出浑然一体的意象化风格，试图从每个角度都找到突破口，让它更立体化，更有张力。让整个视听语言都有外部和内心的极大震撼。观众来看戏看的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话剧，力争有一些新的观剧感受。

我们创新不是瞎创新，是有根的。我们剧院从焦菊隐先生就一直提“话剧民族化”，所谓有根，是把戏曲的那些精髓、理念拿过来，比如戏曲在空间上、声腔上的一些处理，搁到话剧舞台上还是有表现力的。像我们的舞台，既是房间里、又是房间外，也是荒芜的原野，沿着铁道的延伸，还能让人在黑树林当中穿梭。还有仇虎、金子逃走以后寻找水源，他们说看水不见水，看山不见山，包括现场有节奏感的声音处理，这些东西不光是从戏曲里移过来的，还有民族的、民俗的，也都有所借鉴。虽然曹禺先生在写作时受到尤金·奥尼尔的启发，但是他写的是那个年代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事，这些只有中国人能看到的、有土地感的东西是最接地气的，我觉得这些表现我们中国特色的东西，应该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闫锐在介绍《原野》的舞美装置

导演也好，表演也好，无论做什么工作，没脱离舞台，我就乐意

北青报：带领年轻团队排演经典剧目，你觉得最难的点在哪儿？

闫锐：二轮演出我们排了三个多月，排练过程很艰难，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也相当于困在一个牢笼里边，因为那是大师的作品、经典的作品，我们要在这里边寻找突破，挖掘它深层次的、现实的意义。曹禺先生到底要说什么？我们能理解到什么？这也是创作过程中对我们的捆绑，我们要剥开这个束缚，寻找光明、寻找理想的精神彼岸。这个过程当然艰苦，我老形容像把双腿从泥潭当中拔出来，泥土已经和你的经脉长到一块了，你要拔开这些东西，势必也会带下来一些血肉模糊的东西。那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出来了以后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我觉得这种创作当中的艰难，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历练，一种成长。

从正式下地排练，剧组几乎每天保持着8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排练。每天的工作状态都不一样，寻找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我们会在之前定一个认知的高度，然后团队整体就朝那个光的地方一点一点奔。我觉得好的工作方法就是实践与思考并行。我们每天排练的时候就是实验，每天在不断地打磨这点事。有时候一个解释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甚至可以有第三种、第四种处理。那就慢慢找寻哪个观感上表达更准确，让观众能更好理解的表达。有时候晚上或者休息时我就会冷静地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觉得勤于思考，你的判断就会不断地修正。

北青报：你演《名优之死》的时候，不少剧迷追着“闫老板”的戏买票。你从演员到导演，是因为演而优则导吗？演员、导演的两种状态转换，你感到压力大吗？

闫锐：有我演出时，有观众演出后等着和我照个相，或者微博里有人给我留言鼓励说看过你这个戏、那个戏，我也看到一些批评，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真没觉得有人“追着你买票”。可能更多的跟观众的交流我还没有，我更看重舞台上用戏来直接交流。

我不是演而优则导，一个是我没有演而优，另一个是导演工作我一直在做。我是中戏导演系的学生，没毕业的时候就做戏曲指导、栏目之类的工作，包括拍点短片，还做过副导演，对导演工作不断有接触、有实践，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不是说演着演着，突然就去导一个戏。

其实舞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深爱的事，演戏、导戏，有什么机会就去做什么。导演也好，表演也好，无论做什么工作，没脱离舞台、跟舞台挂钩，我就乐意。

因为我也做演员，我觉得任何时候表演都是第一位的，就是人物一定要鲜活，表演要有生命力，这个是无法用别的东西取代的，是真正能打动观众的。我做演员的时候，可能能更好地理解导演的意图，沟通得更清楚，或者提出的一些想法会被导演采纳。做导演的时候，考虑的东西更多一点，主体把握的宏观面更宽一点。我觉得做导演更身担重任，因为导演还引领着一个剧院整体的审美、方向，甚至整个格局。

我们进院以后，前辈们一直叫我们“接班的年龄”，我觉得就是得多积累，多担一些重任。剧院确实会给年轻人机会，像剧院安排我和任鸣老师做联合导演的《名优之死》，和顾威导演去年排的《天下第一楼》，还有跟学员班导演的新《北街南院》，这几年可能导演工作做得更多一些，导的多一点，演的就少一点。当然我个人也不放弃有好的表演机会。

我觉得表演也好、导戏也好，压力肯定都是有的。但是我们做舞台剧最想让它体现出现场的价值，让戏能走进观众的内心世界，说白了就是打动人。从精神上我们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给人一些光明、一些希望，能对人心灵上有所慰藉，这个戏就没白排。我希望自己在现有阶段上有多大的能力，就尽多大的努力，让它能代表你当下的水平和思想意识高度。至于说明年、后年再复排，可能又有更高的认知和进步了，到那时候就再努力呗。

《茶馆》

一个戏不光是好看，还得有它自个儿独特的味道

北青报：你4岁开始学习京剧，12岁考入北戏，毕业后进入国家京剧院工作。2004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后来考进北京人艺，开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最近，你6岁在春晚唱《铡美案》的视频被很多人转发，你演的小包拯太可爱了。回头看，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一路走来，成名挺顺风顺水的？

闫锐：那些都是陈年往事了。再说我哪有成名啊?这个我没有想过。我只能说我算干事比较认真的人。

我读书的时候，看了很多人艺的戏，看光盘、看现场演出。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能来这就好了。我觉得在考进人艺这个事上，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你特别想干一个事，或者特别想什么，也许就会达成了愿望吧。

我是北京人，人艺有京味戏，也有好多戏讲的是民族化的东西，有传统的创作文脉。我可能有戏曲方面的训练，理解得更直接一点，比如人艺有的戏还得遵循原版的录像，我知道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对于我来说，可能就会更占便宜一些吧。

北青报：作为青年一代的人艺人，你所体会到的人艺的根在哪儿？

闫锐：我刚进人艺的时候，就觉得它有家底：一个一个特牛的导演的作品，一个一个鲜明的舞台形象摆在那儿，这些老的家底就是根。有这些家底，那你就学吧：在《茶馆》之中，焦菊隐先生的舞台艺术是怎么处理的；夏淳先生的《雷雨》又是怎么排的……除了学习，还得在舞台上不断地真枪实弹地去练。比如现在《茶馆》的这些演员，都是一天一天反复观摩，他们既是传承，也有创新。不论是导演还是表演，很多戏都是有血脉有根源的。

在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周围有一众有根基的艺术家，跟他们同台学习、生活、工作，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给予你个人养分的所在。像我们刚来的时候，跟老一辈艺术家还有过接触，那些老先生看到你的成长进步，也会给予表扬，这让我觉得备受鼓励。而且参加他们的戏，和老师们聊天也很重要，他们的创作风格、理念、意识都在里面，你都会有进步。

我非常感念任鸣老师带着我排《名优之死》，让我学到很多东西。那个戏没有录像，也没有其他更多资料，我们就看到几张照片和一些文字记录。那时候就知道那个戏很棒，但具体怎么棒，不知道，没见过。做这个戏时，我们就想要找到什么主题？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人也好、行业也好，那种规矩、气节、精神特别打动我们，找到这种很扎实的东西，任鸣老师就带着我们来排。我也把我个人曾经有过的经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生活元素融入到这个戏里边，比如说戏里的老先生在教徒弟时，一般人可能演戏是为了活着，为了挣钱生活，但是他独特的价值观是：我活着就是为了唱戏。

包括还设计了一个片段，把戏曲里面精华的东西，比如它假定的、程式的这种很独特的东西，通过表演在剧情中就给演出来了。这个戏我也希望能做到任鸣老师提出的“带有独特东方美学”的东西。

《茶馆》

北青报：临近《名优之死》演出时，任鸣院长突然去世，最后一场戏谢幕时你落泪了，很多观众也跟着掉下眼泪。台上台下真情流露，那个场面十分震撼。

闫锐：确实这部戏跟任鸣老师有不少交流，也学习了不少。我们这次排《原野》的时候，任鸣老师是艺术指导，他一直都很关注这个戏，不是挂名的那种。那时候他身体不太好了，还是经常来看排练，给每个人提问题。

他走之前那几天，还在排练场跟我们说演戏的追求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戏你今年演、明年演，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每年像完成个任务一样。他说一个戏要想奔向一个经典戏，要不断地打磨。他认为我们之前的戏是求新，现在应该回归更传统的、更讲究的表演和手法，让它底蕴更浓厚、创作更扎实。他说一个戏不光是好看，不光是美，还得有它自个儿独特的味道。这个味道其实是很难找寻的，我希望能做到一戏一格，一戏一韵的感觉。

人艺这些演员，真是比较仁义的人。大家认真工作，知道“台上台下一颗菜”、知道“戏比天大”，虽然这些话听着像是口号，但是这些人不是拿它当口号，是真的落实在每一个行为、行动当中。耳濡目染，身在其中，你肯定也受到影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
编辑/王静